學在民間

一方面，從歷史經驗上看，真正的學問，特別是原創性的思想與學術，都是在民間萌生的。 從那以後，當“民間之學”日漸式微的同時，“官方之學”以官辦大學的形式，得到了體制性的支持。 當代中國的文化重建，當代漢語思想與漢語學術的一個發展方向，在於拓展“民間之學”，在於恢復“學在民間”這個傳統。

很多人都熟悉錢鍾書筆下的這句名言：“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什麼叫做“學在民間”？
一方面，從歷史經驗上看，真正的學問，特別是原創性的思想與學術，都是在民間萌生的。
在中國歷史上的先秦時代，那些提出了原創性見解的各家巨子，尤其是在他們闡述其主張的時候，都是處在民間的立場上。比如老子，“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去，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根據《史記》上的這段記載，我們可以說，《老子》是它的作者自我放逐、走向民間甚至走出社會的產物。至於“其學無所不窺”的莊子，則明確表示：“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其固守民間的姿態更是自不待言。相對來說，即使是“用世”之心較為急迫的孔子，留下來的大量“子曰”，基本上也是他與弟子們閒談的產物。這就是說，在華夏文明的所謂“軸心時期”產生的原典，基本上都是那個時代的民間“素心人”商量培養的結果。再往後看，河汾講學的王通、閩北著書的朱熹、黔中悟道的王陽明，等等，無不是在河畔山林的民間環境中建構起他們的“一家之言”的。不僅“國學”的源頭在民間，異域傳來的“西學”同樣遵循著這樣一個民間萌發、民間生長的規律。比如，蘇格拉底的言行、柏拉圖的學園都是民間性質的；依靠磨鏡片為生的斯賓諾莎、賣掉議長職位的孟德斯鳩、終生隱居在小城哥尼斯堡的康德，等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秉持著民間的姿態。至於“千年偉人”馬克思，其終生堅守的民間立場，就更不用說了。
另一方面，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真正的學問，特別是原創性的思想，大致說來，只能出自民間甚至“荒江野老屋中”，不大可能來自熱鬧的廟堂或市場。
在廟堂之上，也有很多見識出眾的人物，但是，他們既然身處“廟堂之高”，就會身不由己地專注於廟堂之事。什麼是“廟堂之事”，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諸如穩定局面、平衡利益、壓制異己、擴張勢力等等之類。在實際政治中，這些事務中的任何一項，都很急迫，如果不能及時應對，就可能遭受滅頂之災。而且，更麻煩的是，這些“廟堂事務”永遠都不可能徹底“做完”。在這個過程中，參與者的“治術”、“權術”之類的“藝術性知識”，將會得到相應的發展，但是，“尋根問底”之學，原創性的思想，卻難以萌生，更難以成長。司馬遷所謂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標，更不可能得到實現。如果說，在廟堂這個場域中，參與者追求的目標是“政治權力”的話，那么，在市場這個場域中，參與者追求的目標就是“經濟利益”，在經濟活動中，人們關心的是物質利益，真正的學問算什麼呢。相反，只有那些身在民間的“素心人”，由於他們沒有急迫的政務和商務，既毋須防範他人，更不值得他人防範，也不用考慮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比例關係，因而可以從容地探索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比如，人是什麼？神是什麼？世界是什麼？時間是什麼？語言是什麼？等等之類的疑問，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說。真正的學問，就是在這種遠離現實功利的“商量培養”中獲得的。如果說，一個民間的“素心人”在政務與商務活動中難免會顯得很笨拙，那么，你又怎能指望一個追求“權”與“利”的人“培養”出真正的學問呢？
無論是著眼於歷史經驗還是知識生產上的因果關係，“學在民間”作為一個傳統，既是一種事實，也是一種必然。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就可以對當前的一些現象做出某些解釋。
比如，我們都知道，20世紀對於中國文化來說，是一個劇烈變化的時期，中國傳統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並沒有產生像春秋戰國時代那樣的“諸子”；雖然也湧現了不少的時代“弄潮兒”，但卻沒有培養出原創性的中國思想和中國文化。時至今日，從根本上看，中國人在思想和文化上依然缺乏足夠的自信，依然沒有我們自己獨創的價值體系、思想基礎與文化邏輯。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比如，思想巨子的出現也許還需要一個過程，等等），但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學不在民間”，或“民間之學”的缺失。
“五四”運動期間，少數先知先覺的中國人引進了民主與科學這樣一些新的思想基因，但是，這場本來具有一定民間性質的思想文化運動剛剛萌生，就迅速轉化成為了一場政治活動，“五四”領袖們也從一些頗具民間傾向的書生，很快就變成了政治活動家。從那以後，當“民間之學”日漸式微的同時，“官方之學”以官辦大學的形式，得到了體制性的支持。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大學（特別是較有影響的大學）多為國立大學或省立大學，一些教會辦的大學倒是具有相對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但是，這些學校的使命都是來自異域的主辦者確定的，一般來說，不大可能成為原創性的中國學問的搖籃。1949年以後，不僅中國（大陸）的大學全部轉為國有機構，而且，所有的人都被納入了國家管理的領域。國家政治覆蓋了所有的空間，“民間之學”幾乎沒有藏身之地，也不被允許，傳統的“學在民間”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然而，問題在於，如果“學不在民間”，如果“學只在官方”，那就必然要求所有的學人都像政治家那樣考慮問題，或者主要考慮政治家關心的問題。當“全國人民”都變成了“機心”濃厚的政治人之後，當所有的學人——無論賢愚不肖，都把目光聚集於現實政治之後，誰又來致力於根本性的思想創造與文化重建呢？誰又來闡述具有原創性的“中國學問”呢？
到了20世紀末期，中國社會逐漸走出了那個泛政治化的時代，一些富於創造性與使命感的學者似乎可以相對自主地“為天地立心”了。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商業化的大潮又鋪天蓋地而來，幾乎席捲了整個學術領域。從此，商業的邏輯與政治的邏輯聯起手來，共同宰制了當代中國的知識生產過程（包括思想創造與文化傳承）。一個學術從業者，如果你尊重政治的邏輯，你就會得到政治上的回報（比如，授予你“五個一工程”獎），如果你尊重商業的邏輯，你就會得到經濟上的回報（比如，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五篇論文，給你五千元的獎勵）。政治的邏輯要求你為政治目標服務，商業的邏輯要求你為科研任務效勞。當前，在正式的學術評價體系中，主要就是這兩個指標——尤其是後一個指標，在戕害了學者的創造性的同時，還催生了大量的學術垃圾和學術腐敗。對於當代中國學術領域內的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從業者來說，很難逃脫這兩種邏輯的束縛。
也許有人會質疑：學者們就不能超脫一些嗎？就不能拒絕理會那一套正式的評價體系嗎？就不能“不為五斗米折腰”嗎？對於個別學者，也許可以這樣做；但是，對於絕大多數凡夫俗子來說，做不到。因為，對於絕大多數學術從業者來說，如果他們完全不理會正式的評價體系（政治化的，商業化的），他們將在學術體制中自我邊緣化，一些人甚至會被淘汰出去，面臨生存的危機。“悠閒才能出智慧”，一個學者如果有生存上的危機，他還會悠閒地、從容地“繼往聖之絕學”嗎？
一個人可以走出官方的學術體制，但就像“娜拉出走以後”一樣，一個走出了官方學術體制的學者並不意味著走進了“民間之學”，也不等於“學在民間”傳統的恢復。記得2005年上半年的《社會科學報》曾經報導，當代中國也有零星的“民間之學”，也有零星的“民間學者”。但是，他們的處境極其艱難：缺乏起碼的物質保障，由於沒有學術機構作為支撐，他們的研究成果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同。事易時移，在當前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有誰還能像三松堂主人那樣安慰自己：“吾其為王船山矣”？
民間有一兩個學者，並不等於“學在民間”。要有一個尊重“民間之學”的社會背景和制度環境。自從春秋戰國時代以降，我們有這樣的社會背景和制度環境，只是到了20世紀，我們才把這個社會背景和制度環境丟失了。如果我們不把“學在民間”的傳統找回來，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一個整體性的背景和制度，如果我們只承認“官方之學”，那么，必然會形成這樣的社會風氣：誰的政治地位越高，誰掌握的真理就越多；誰的財富越多，誰就是越有智慧的人。在這樣的流風之下，嚴肅的思想創造不僅不合時宜，而且難有萌生的機會。
當代中國的文化重建，當代漢語思想與漢語學術的一個發展方向，在於拓展“民間之學”，在於恢復“學在民間”這個傳統。在當代，如果說官方之學旨在支持官方的目標，那么，“學在民間”就是在官方評價體系之外的一種文化創新、思想融會活動。從實質上看，構建、拓展一個“民間”的學術環境，實際上就是把一些學者從政治邏輯與市場邏輯的束縛中釋放出來，既不需要把某個當下的政治目標作為思考的出發點，也不需要為完成“科研任務”而生產泡沫性的“學術成果”。通過“民間之學”的展開，通過“民間之學”與“官方之間”的碰撞，將有助於扭轉當前中國學術思想衰微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