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烈（1921～2001），開陽縣城關鎮人。1945年，就讀貴州大學，因侵華日軍逼近黔南，日軍飛機轟炸貴陽，輟學回鄉，受聘開陽中學任教，併兼任開陽標準中心國小教師，1984年任政協開陽縣一、二、三屆委員會副主席，其間編修《開陽縣政協志》。
1945年開始任教到1949年11月開陽解放的4年間，孫烈奔波於開陽中學和標準國小之間，為學生上課，從未間斷和遲到，更沒有耽誤學生一節課。在貴陽讀書期間，作為熱血青年，寒暑假與同學回鄉演出進步話劇，曾在三忠祠搭台演出話劇《民族魂》、《四行倉庫·八百壯士》，以及歌劇《放下你的鞭子》，以喚起民眾的愛國熱情。
新中國成立後，孫烈沐浴黨的陽光雨露，以滿腔熱情投入到新中國的教育事業中，為黨的教育事業忘我地工作。1950年3月，縣文教科將城內國小畢業生和部分國中一年級學生集中起來，在縣城標準國小舉辦國中補習班，孫烈與其他任課教師一起，組織學生教唱《東方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革命歌曲，深受學生歡迎。
1951年，孫烈先後在翁昭、馬江國小任教並擔任教導主任，1952年5月任米坪國小校長，旋調省立開陽中學任教。在開陽中學，孫烈堪稱博學多才，是學科較為全面的任課教師，文科、理科都能上，並喜好音樂、體育。為啟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和鞏固課堂英語知識，孫烈在課餘時間，用簡短英語與學生對話，學生得益匪淺。
在教學中，孫烈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特別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果。他經常帶領學生走出課堂，到公路施工現場，結合物理課教學，教學生使用和操作水平儀、小平板儀和經緯儀等測量儀器，使學生學用結合，鞏固課堂所學知識。教法上，循循善誘，深入淺出，講究課堂教學藝術，注重培育學生學習興趣，他的風趣和幽默常常博得學生的笑聲。批改學生作業時，他總是認真負責，寫出正確答案，從來不打個“×”或“√”了事。對後進學生，孫烈總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從不求全責備，而是耐心教誨，循序漸進，使後進學生學習成績不斷進步。對貧困學生，給予極大的關心、照顧和救濟。
20世紀50年代後期，特別是1959年到1965年三年生活困難時期，大多數學生家庭困難，有的學生常因每月4元錢的一伙食費都不能按時交納而作難，特別是家居農村的學生。孫烈得知後，總是悄悄到總務處打招呼：如果該學生家裡不能按時帶一伙食費來，在發工資時從他的工資里扣除。有的學生冬天衣衫單薄，難以禦寒，提著“灰籠”上課。孫烈常將自己穿過的舊棉衣、衛生衣、鞋襪助其禦寒。每年正月初二是孫烈的生日，高校的學生們為感老師的恩情，都從四面八方趕來給孫烈祝壽，向老師深深地鞠躬，以報昔日之恩。1954年，開陽中學有5位學生考入成都氣象學校，這是開陽縣第一批考入省外的中專生。為感謝恩師的培育，常寫信問候老師。在一封又一封的回信中，孫烈老師總是千叮萬囑，告戒他們要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為家鄉爭光，為母校爭氣，將來報效祖國。
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教育戰線推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並在教學中推行軍事化教育。孫烈經常帶領學生，背負行裝野外拉練；帶領學生在學校周圍種菜、種瓜、打豬草；在校辦工廠，組織學生自製肥皂，勤工儉學增加學校和班級收入，使學生做到亦工、亦農、亦武。
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被污為“臭老九”。孫烈和全國的知識分子一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遣送到南龍鄉農村，強制勞動改造，猝不容思，心緒茫然。他以“毀譽在人口，沉浮意自揚”的堅定意志，忍辱負重長達3年之久。1971年，春風化雨，孫烈重返校園，以昂揚的姿態，重新走上三尺講台。孫烈回到開陽一中後，由於他在開陽教育戰線上享有崇高聲譽，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受到熱忱歡迎，學生們喜形於色。孫烈深感欣慰，珍惜這來之不易的一切，立即整理教務，開展教學工作，盡心竭力，不負眾望。
孫烈常常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與進步，特別是數學教師，除數學教研組安排的教研課題和教研活動外，主動到上課教師的課堂後排聽課，並及時與任課教師探討、磋商教學中的相關問題，言傳身教，鼓勵青年教師進取。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孫烈為家鄉教育事業，嘔心瀝血，竭忠盡智，為黨的教育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
1984年起，孫烈當選為政協開陽縣一、二、三屆委員會副主席。期間，他認真履行職責，積極參政議政，充分發揮民主監督作用。
1993年，孫烈擔任《開陽縣政協志》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任該書主編。親自組織蒐集整理資料，精心編輯，至是《開陽政協志》付梓。與此同時，先後組織編輯《開陽文史資料》一、二、三輯。
2001年9月24日2時，一代教育宗師孫烈與世長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