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簡介
作者： （美）韋慕延 著，楊慎之 譯出 版 社： 新星出版社
- 出版時間： 2006-8-1
- 字數：
- 版次： 1
- 頁數： 385
- 印刷時間：
- 開本： 大32開
- 印次：
- 紙張：
- I S B N ： 9787802251052
- 包裝： 平裝
編輯推薦
認識“真正的”孫中山是有著許多困難的。“國父”孫中山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歷史學界都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偉人。其生時，有人對其他咬牙切齒，有人對其冷嘲熱諷，有人對於頂禮膜拜。在其逝世後，對領袖的“神化”運動更加深了對孫中山的評價難度。韋慕庭認為：孫中山本人的想像力和他的改造中國的雄心，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著的社會和他所能集中起來的力量的具體現實。在他的主觀願望和屢次挫敗他的客觀形勢之間的矛盾，產生了有關一個人的個性構造問題，而這種個性構造，驅使著孫中山去追求一種難以實現的目標。內容簡介
本書是著名史學家韋慕庭近日再版的著作《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被認為“至今仍是最持平的和最全面的孫中山的英文傳記”。本書以客觀的態度講述了屢次受挫，卻勇往直前，最終壯志未酬的愛國者孫中山的人生歷程。作者簡介:
：韋慕庭（Clarence M.Wilbur，1908-1997） 研究中國現代史的著名學者。生前長期任職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並曾任該校東亞研究所所長。
另著有《中國的鄉村政府》（Village Government in China，1934）、《前漢時代中國的奴隸制》（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1943）、《中國國民革命（1923-1928）》（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1923-1928，1984）、《我生命中的中國：一個歷史學家自己的歷史》（China in My Life: An Historian's Own History，1996）等。與夏連蔭（Julie Lien-ying How）合編《關於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及在華蘇聯顧問的檔案（1918-1927）：1927年北京警察局搜獲的俄國使館密件》（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1956）。
目錄
序一序二
緒論
第一章 薰陶鑄煉的影響和事業的方向
第二章 為革命籌款
第三章 為了反對清政府而尋找外援
第四章 利用外國力量的努力
第五章 向蘇維埃俄國探尋摸索
第六章 有活力的聯俄背景
第七章 在俄國的幫助下進行工作
第八章 挫折和新的希望
第九章 最後的追求探索
結論
縮寫字型表
參考書目提要
譯後記
書摘
第一章 薰陶鑄煉的影響和事業的方向孫中山個性稟賦的複雜性，可以部分地歸之於多種互相矛盾著的影響，這種影響薰陶鑄煉了他。童年時期廣東農村的教養，被夏威夷英國教會學校的生活方式所取代。從青年期到成熟期，世界性的影響經常地衝擊著他。他的大部分時間或者寓居香港，或者旅遊外邦，這樣，他所受到的教育包含了中國的和西方的思想的糅合；他的智力的萌發始於研讀中國的文史古籍、現代改良主義者的報紙雜誌，以及用英文寫作的包羅萬象的專著和論文。他皈依一種宗教：基督教。
早期影響
第一次命名為帝象的孩子，於1866年11月12日誕生於距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大約15英里的香山縣的農民和漁夫的村落。若干年內，他上過各種不同的農村私塾，受到了傳統的、基本的教育。在還不到12歲年紀的時候，孫中山就被攜往僑居夏威夷的長兄那裡，他和長兄一道生活，在夏威夷上了以英語教學的教會學校。他在夏威夷待了四年，並且剛具有一個初學英語者的良好開端，然後，長兄又把他送回中國。在那個時候，不管怎么說，年輕的孫中山的視野畢竟是擴大了，因而，他不能適應農村故里的深閉固拒的社會生活。1883年，在17歲的時候，孫中山到了英國殖民地香港，繼續接受那種使用英語教學的教育。在一個美國傳教士和一個本地教師的影響下（他們給他取了一個名字：逸仙）。1884年，他正式皈依基督教。同年，他和一個由家庭按照傳統方式選擇的姑娘結婚。在返回夏威夷一段短暫時期之後，孫中山在一所由美國醫生主持的廣州博濟醫院註冊就讀。然後，他又轉入香港一所為中國人創辦的西醫書院學習。從1887―1892年，他在這裡度過了五年多的時間，在英國的和外國化了的中國導師的指教下，獲得了“香港西醫書院準許內、外科開業行醫證書”。在香港的那些年，在一位導師的幫助下，孫中山研究了中國的古典經籍，閱讀了各朝的歷史。就這樣，在27歲的時候，孫中山已經掌握了良好的中國教育，掌握了範圍廣泛但又混亂枝蔓的西方教育，還掌握了一門現代化的職業。他在夏威夷或香港兩地，先後度過了12個春秋。
在這些日趨成熟的歲月里，在西方影響的包圍下，孫中山增強了對其祖國命運和處境的關切之情。這正是1884―1885年屈辱的中法戰爭的年代，也是一般封疆大吏朝著國家“自強”的目標進行衝刺的年代。孫中山的半西化了的中國導師是一位改良的擁護者，他對於孫中山的影響，似乎留下了歷久不衰的痕跡。孫中山最親密的中國朋友，就像他自己一樣，被改良主義的思想觀點所左右。這種改良主義的思想觀點，流行於居住在中國一部分西方化港口城市的有專門職業的和從事商業的人們中間。
當他在西醫學院還是一個年輕人的時候，孫中山就表示了對於祖國的殷切關懷；在那裡，他還流露出一種持久的個性特徵――一種頗為輕率莽撞的自信心理。1890-1892年之間，他向兩個進步官僚（都是他的同邑人）遞呈了有關改良的、多少帶點傳統因襲味道的建議；1894年，孫中山北上天津，又向李鴻章遞呈了一個類似的建議（《上李鴻章書》）。李鴻章是一位大臣，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中國官吏之一，他長期地指揮著中國的“自強”運動。隨著這些企圖影響有權勢人物的努力遭到失敗碰壁，孫中山著手組織他的第一個反清革命團體了。許多年以後，在一篇追敘他自己怎么樣變成為一個革命家的演說詞中，孫中山說，在香港，中國人取得了興盛繁榮；這種情況，和他的家鄉附近的縣一對比，就把在省城，特別是北京行政管理中官僚們所表現出來的保守腐敗和貪墨營私，更加明顯地襯托出來了。這個對比促使他計畫用一種現代共和國的政府形式來取代清王朝。在他的晚年，他盡力抓權，以便把中國引向“一個在世界各國之中處於強大而光榮的地位”。
變成為革命者
1894年11月到1896年10月這兩年，標誌著孫中山一生事業的決定性的轉折點。他在檀香山組織了興中會，嘗試在廣州組織第一次革命暴動。作為這些活動的後果，孫中山淪落為飄泊於三大洲的一個革命流亡者。不久，由於中國駐倫敦的公使館妄圖對他進行綁架，使他贏得蜚聲中外的讚譽。
檀香山興中會本身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組織：它的略微超過一百人數目的成員，包括中國的小商人、經紀人、廚師、店員、裁縫、勞工、農民和地方政府職員。絕大部分出生於孫中山的故鄉。雖然如此，在它成立後的最初幾個月，它還是收集了288元的會費和中國商務公會的1100元的“股份”。孫中山的哥哥和一個親密朋友捐贈了5千塊錢。當然，所有這些錢，在孫中山返回香港的時候都落到了他的手裡。這位年輕的革命者發現了一個他後可以不斷地呼籲求助的資金接濟的來源――這就是華僑。但是，他所募集到手的資金總數，仍然不敷革命事業的需要。
孫中山組織了興中會，很快地又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們一道，策劃推翻清王朝的一系列武裝暴動的首次義舉。對於1895年10月26日企圖發動的武裝起義，哈羅德・史扶鄰教授已經提供了一個卓越的描述。那次武裝起義似乎是：孫中山是廣州的真正領袖，他和他的最親近的夥伴，是華僑中的追隨者、三合會和地方土匪、基督教會人員和某些清政府地方官吏之間的聯繫紐帶。在香港這個基地，主要的資金籌募者、軍火徵集者、地痞流氓的號召者，正巧是在運動中爭奪領導權的孫中山的對手楊衢雲。在這個頗具雄心、準備良好的起義圖謀被暴露因而敗北之頃，孫中山竟自逃逸了。當局發現了孫中山的主要作用，懸賞緝獲人頭，孫中山的賞格大大地超過了其他在逃的領袖人物。這樣，孫中山就被認為是無可辯駁的“造反者”的主角。
在1895年起義之時，孫中山個性的兩個側面就表現得特別明顯了。第一個就是他的膽量。在廣州城內至少有20天的時間來組織這次起義，在此期問，他在極大的危險面前暴露了自己。事實上，在預定起義的前幾天，已經有人向官府告發孫中山，但是很幸運，總督並沒有把他看得過分嚴重。如果當時的事情被全部揭露出來，說不定孫中山就將被捕、受刑、殺頭！顯示出來的他的個性方面的第二點，就是他的領袖權欲。這種權欲，在和楊衢雲的競爭中，是表現得十分明顯的。10月10日，正巧在預定暴動的16天之前，舉行了一次興中會的選舉，確定如果在革命成功之後，誰來當臨時政府的總統。很明顯，這次選舉也意味著興中會會長職位誰屬的問題。那真是一次艱苦的較量！較量的結果，楊衢雲取勝了。楊比孫年長五歲，他擁有比較優越的社會關係，又是一個比較有實效的募集資金的人。據兩位孫中山的朋友說，這次失敗對於他是一次“巨大的打擊”，是“耿耿於懷”的一次事件。這次關於領導權的爭奪，幾乎把革命運動分裂了，可孫中山繼續鬥爭，直至1900年1月，作為孫中山策劃的結果，楊衢雲辭卸了興中會會長的職務。自茲而後，除了一次特殊的情況以外，孫中山都領導著“他的”每一個革命組織。
1895年起義之後不久，這位年輕的暴動策劃者被香港當局驅逐出境了。在其後的16年之中，除了在上海作過三次秘密的、短暫的逗留，以及1907年12月的某天為了視察一次預謀的起義而通過中越邊境進入廣西之外，孫中山從未踏上中國的土地。在流亡生涯的第一站一日本，這位革命流亡者採用了新的化裝：把剃光頭頂再加上一條辮子的髮式去掉了，代之以經過精緻修剪和兩邊分開的頭髮，一撮小鬍子和一套西方買賣人的裝束。簡直就是一個時興的日本人的模樣兒！這就是直至1912年才名噪寰宇的孫中山，這時，他穿著的是中山裝。
倫敦綁架的插曲不光說明了孫中山的輕率魯莽的性格特色，也說明了他的巧妙機智――他說服了在中國公使館工作的房屋看守人和門房，幫助他成功地獲釋。當然，他是一個幸運的被綁架者，因為，在倫敦，他有兩位有影響的朋友：他以前的老師詹姆士・康德黎博士和派屈克・曼森博士。當他們獲悉孫中山被扣留拘禁以後，就通過向英國外交部請求和向新聞界呼籲的途徑，促使他獲得釋放。1896年10月23日，在一大群記者和警察圍繞之中，孫博士終於被他的逮捕者移交出來了。他們原來的意圖是：把孫中山綁架回國，處以死刑。這樣，在他30歲生日的前幾個星期，孫中山立刻作為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被推向了國際舞台。為了加強有關這次戲劇性脫逃事件在世界範圍內的聲譽，孫中山接待來訪者，替首屈一指的英國漢學家H.A.翟里斯用中文寫了一份自傳，在一位編輯的幫助下，他寫了一個題為《倫敦被難記》的關於他被拘留・的色彩斑斕的記載。
這樣一種名噪全球的聲譽肯定要助長這位年輕人的自尊自滿。他收到無以數計的祝賀函電，接待了許多滿懷欣羨的來訪者。在國會中，他的大名也被提及。在寫給參加了他的洗禮的一位基督教教師的信件中，他說，他的被拘留“震撼了全國，激動了歐洲和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孫中山被綁架扣押，似乎加深了他對於基督教的虔誠和在革命機運中的信念。在其被難的記載中，他經常祈求天主的幫助。他以基督教友為由向他的英國看守者求助。在致牧師的信中，他寫道：“我被天主救了。……現在，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信天主。……我一切都感謝天主之所賜。通過天主的坦途，我期望進入政治的坦途。……”
在替一家頗有影響的雜誌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孫博士籲求英國對於“革新黨”事業的支持――或者是“善意的中立”。這就是說，支持他本人和支持他推翻清王朝的理想。這篇文章，也許是他通過籲求公共輿論的手段來影響一個外國政府的政策的最初努力。這個籲求包含了許多觀點，這些觀點，在孫中山爾後爭取外援的努力中，在散布充滿信心的樂觀主義意識中，經常地表現出來：革命事業已經接近成功的邊緣，“全體民眾”支持這個事業。
孫中山在倫敦一直呆到1897年7月，他花了相當多的時日，在大英博物院圖書館閱讀鑽研。在那兒，他開始接觸卡爾・馬克思、約翰・斯圖特・密勒、亨利・喬治的思想。他察看貧民窟，還學習了有關工會、罷工和社會立法的知識。他開始相信，中國不需要經歷在歐洲實現產業革命的那種社會動亂。他能夠通過社會改良，跨進隊伍的前列。
這位年輕的革命者早些時候就曾受到博學的買辦鄭觀應的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他是在1894年首次見到鄭觀應的。鄭觀應比孫中山年長約莫25歲，他也是香山縣人。在臨近鄭觀應一生的全盛時期，他撰寫了促使中國變更政治制度和發展社會經濟的論文，因而使他大露頭角。1893年，這些論文以《盛世危言》為書題收集攏來重新付印。對孫中山的思想產生影響的另一個人是嚴復，他是一個翻譯家，西方十分重要的社會哲學家，例如赫伯特・斯賓塞、托馬斯・赫胥黎、亞當・斯密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等人的著作，都是經由嚴復譯述的。稍後，影響孫中山的另一對手是梁啓超，這是一個擁有廣大讀者民眾、學識淵博的人。在新的一個世紀的開端，正在構想三民主義學說的時候，孫博士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日本居留的。在日本出版的中國雜誌，滿載著論及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改革的其他理論文章。在稱之為民生主義的學說中，孫中山強調，要避免從無法控制的資本主義中滋生出來的社會不平等現象。他試圖詳細說明做到這一點的方法：在鐵路、公用事業和其他大規模企業的領域中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從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和亨利・喬治那裡攝取過來的一種多少有些規定得模糊不清的稅收理論，即，未來的地租增值稅收。名義上雖然叫做“平均地權”，但是，主要地說來，這個計畫用之於城市方面的多於農村方面，防患未然性多於匡正現實性。
在同盟會中參與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大多數學生領袖，他們替《民報》做編輯工作並且立說著文，他們也主張時興的學說：社會主義。其後，孫中山轉向於支持工會，以及他的某些在組織工會和辦理工人福利事業中表現積極主動的同事。一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後時刻，似乎他都極少關心中國農村貧困的問題。促使他集中精力注目操心的事情，是國家的現代化和復興。
我們不能追溯衝擊孫博士和迫使他奔向其崇高目標的所有思想影響，事實上，這種崇高目標，是按照他自己已經展拓了視野來構思如何改造中國的。在這裡，我們只準備簡略地提到他在漂泊異域期間的某些重要的偶發事件。第一個眾所周知的事件是，1899年由梁啓超發動的與孫博士合作的嘗試。這一嘗試，在興中會和康有為“保皇黨”（在英語中，一般稱之為“中國改良協會”）之間，演變為在華僑中爭奪政治影響和經濟支援的嚴厲對抗。這種對抗告訴了孫博士：必須直接控制可以徵求捐款的華僑團體的重要性。就這一點來講，孫中山是有能力辦到的。第二個事件是，1899-1900年孫中山介入了菲律賓反對美國控制的起義，它預示著孫中山以後的泛亞細亞的和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第三個事件是，1900年注定要失敗的起義，這是由鄭士良指揮、得到某些日本冒險者的幫助以及孫中山的遙控的一種三結合式的惠州起義。楊衢雲也參與了這次起義，以後，他在清政府懸賞通緝捉拿之下而慘遭暗算。最後一個事件是，1905年為人廣加傳誦的同盟會的成立，年長的革命領袖當選總理。為了在民族主義的青年民眾中奪取領導權、從華僑中爭取資金捐獻，同盟會和君主立憲派展開了鬥爭。它在南方組織了多次武裝起義，似乎在1908―1910年之間，這些起義都土崩瓦解了。在近來研究的基礎上，問題似乎很清楚：辛亥革命之前不久，長期流寓海外的孫博士遠離了中國革命的迅猛發展，他對中國革命黨人的領導脫節了。
人們對這種震懾人心的力量感到詫異：16個年頭，這股力量驅使清王朝的反對者飄泊全球，建立革命團體的分支機構，乞求資金援助，和對手較量，在廣東、廣西、雲南策劃武裝起義。惠州起義，實際上只是眾多起義壯舉中之一幕而已。可是，當時他卻接連不斷地被香港、日本、法屬印度支那、新加坡和馬來各州驅逐出境。情況雖然如此，孫中山卻生龍活虎地保持著對於革命的希望，鼓舞著他的戰友們堅持鬥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