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國學大師”
現在想借這個機會廓清與我有關的幾個問題。
在某些比較正式的檔案中，在我頭頂上出現了“國學大師”這一燦爛輝煌的光環。這並非無中生有，其中有一段歷史淵源。
約摸十幾二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見成效，經濟飛速發展，文化建設方面也相應地活躍起來。有一次在還沒有改建的大講堂里開了一個什麼會，專門向同學們談國學，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畢竟是保留在所謂“國學”中的。當時在主席台上共坐著五位教授，每個人都講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說了些什麼話，現在已忘得乾乾淨淨。《人民日報》的一位資深記者是北大校友，“於無聲處聽驚雷”，在報上寫了一篇長文《國學熱悄悄在燕園興起》。從此以後，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內，就被稱為“國學大師”。他們三位的國學基礎都比我強得多。他們對這一頂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這情況引起了一位學者（或者別的什麼“者”）的“義憤”，觸動了他的特異功能，在雜誌上著文說，提倡國學是對抗馬克思主義。這話真是石破天驚，匪夷所思，讓我目瞪口呆。一直到現在，我仍然沒有想通。
說到國學基礎，我從國小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工夫，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巨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老旦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為此，我在這裡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的桂冠摘下來。
辭“學界（術）泰斗”
這要分兩層來講:一個是教育界，一個是人文社會科學界。
先要弄清楚什麼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兩者都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東西。
光談教育界。我一生做教書匠，爬格子。在國外教書10年，在國內57年。人們常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天天運動，花樣翻新，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閒，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況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裡講起呢？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說我做出了極大的成績，那不是事實。說我一點成績都沒有，那也不符合實際情況。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裡講起呢？
為此，我在這裡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學界（術）泰斗”的桂冠摘下來。
辭“國寶”
在中國，一提到“國寶”，人們一定會立刻想到人見人愛、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這種動物數量極少，而且只有中國有，稱之為“國寶”，它是當之無愧的。
可是，大約在八九十來年前。在一次會議上，北京市的一位領導突然稱我為“國寶”，我極為驚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處，“國寶”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實在是大惑不解。當然，“國寶”這一頂桂冠並沒有為我一人所壟斷。其他幾位書畫名家也有此稱號。
我浮想聯翩，想探尋一下起名的來源。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十三億“國寶”嗎？
這種事情，痴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煞車。
為此，我在這裡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寶”的桂冠摘下來。
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季羨林的真面目
露出了真面目，自己是不是就成了原來蒙著華貴的綢罩的朽木架子而今卻完全塌了架了呢？
也不是的。
我自己是喜歡而且習慣於講點實話的人。講別人，講自己，我都希望能夠實事求是。我自己覺得，桂冠取掉，裡面還不是一堆朽木，還是有頗為堅實的東西的。
我常常戲稱自己為“雜家”。我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甚至科技領域內的許多方面都感興趣。我常說自己是“樣樣通，樣樣松”。這話並不確切。很多方面我不通；有一些方面也不松。合轍押韻，說著好玩而已。
我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已經有70年的歷史。我這個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後知後覺。研究開始時並沒有顯露出什麼奇才異能，連我自己都不滿意。後來逐漸似乎開了點竅，到了德國以後，才算是走上了正路。但一旦走上了正路，走的就是快車道。回國以後，受到了眾多的干擾，十年浩劫中完全停止。改革開放，新風吹起。我又重新上路，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了。
根據我自己的估算，我的學術研究的第一階段是德國10年。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原始佛教梵語。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這方面的題目。當年除了博士論文外，我還寫了兩篇比較重要的論文，一篇是講不定過去時的，一篇講am＞o，u。都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在德國，科學院是最高學術機構，科學院的院刊當然都是代表最高學術水平的。我以一個三十歲剛出頭的異國的毛頭小伙子竟能在上面連續發表文章，要說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純粹的謊話了。而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結論至今仍能成立，還有新出現的材料來證明，足以自慰了。
1946年回國以後，由於缺少最起碼的資料和書刊，原來做的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只能改行，我就轉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亞以及中國佛教史在內。
我一向重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我是一個文化多元論者，我認為，文化一元論有點法西斯味道。在歷史上，世界上的民族，無論大小，大多數都對人類文化做出了貢獻。文化一產生，就必然會交流，互學，互補，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沒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在這方面，我不但寫過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許多著作中也貫徹了這種精神。長達約八十萬字的《糖史》就是一個好例子。
吐火羅文的新發現
既然講到了耄耋之年向科學進軍的情況，我就講一講有關吐火羅文研究。我在德國時，本來不想再學別的語言了，因為已經學了不少，超過了我這個小腦袋瓜的負荷能力。但是，那一位像自己祖父般的西克（E．Sieg）教授一定要把他畢生所掌握的絕招統統傳授給我。我只能向他那火一般的熱情屈服，學習了吐火羅文A焉耆語和吐火羅文B龜茲語。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回國以後，也是由於缺乏資料，只好忍痛與吐火羅文告別，幾十年沒有碰過。
20世紀70年代，在新疆焉耆縣七個星斷壁殘垣中發掘出來了吐火羅文A的《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新疆博物館的負責人親臨寒舍，要求我加以解讀。我由於沒有信心，堅決拒絕。但是他們苦求不已，我只能答應下來，試一試看。結果是，我的運氣好，翻了幾張，書名就赫然出現:《彌勒會見記劇本》。我大喜過望。於是在衝刺完了《糖史》以後，立即向吐火羅文進軍。我根據回鶻文同書的譯本，把吐火羅文本整理了一番，理出一個頭緒來。陸續翻譯了一些，有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譯文間有錯誤。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殘卷譯成了英文。我請了兩位國際上公認是吐火羅文權威的學者幫助我，一位德國學者，一位法國學者。法國學者補譯了一段，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工作都是我做的。即使我再謙虛，我也能說，在當前國際上吐火羅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國已經有了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