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孟德生平
曹操出生於一個顯赫的宦官家庭。曹操的祖父曹騰，是東漢末年宦官集團中的一員。父親曹嵩，是曹騰的養子。曹嵩的出身，當時就搞不清楚，所以陳壽稱他：“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認為他是夏侯氏之子。曾先後任司隸校尉、大司農、太尉等官。
曹操是曹嵩的長子，他“少機警，有權數”，自幼博覽群書，善詩詞，通古學。曹操也有過人的武藝。曹操“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未被時人所重，但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橋玄一見曹操就大為驚奇，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隨之，橋玄又讓曹操去拜訪漢末主持“月旦評”的名士許子將，許子將評價曹操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由此，曹操漸知名於世。
文學造詣
嚴格的說曹操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著有《孫子略解》、《兵書接要》等軍事著作和《蒿里行》、《觀滄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龜雖壽》等不朽詩篇。後人並且輯有《曹操集》。曹操手跡曹操的詩歌，極受樂府影響，現存的詩歌全是樂府歌辭。這些詩歌雖用樂府舊題，卻不因襲古人詩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縛，卻又繼承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輓歌，曹操卻以之憫時悼亂。《步出東門行》原是感嘆人生無常，須及時行樂的曲調，曹操卻以之抒述一統天下的抱負及北征歸來所見的壯景。可見曹操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歌，開啟了建安文學的新風，也影響到後來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詩的內容大致有三種：反映漢末動亂的現實、統一天下的理想和頑強的進取精神、以及抒發憂思難忘的消極情緒。
漢末大亂，曹操又南征北討，接觸的社會面非常廣大，故多有親身經驗和體會如《蒿里行》謂漢末戰亂的慘象，見百姓悲慘之餘又見詩人傷時憫亂的感情。故後人謂曹操樂府“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曹操生於官宦，對天下具有野心，故懷有統一之雄圖，《短歌行》有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可資明證。其進取之心亦可見出，如《龜雖壽》言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言己雖至晚年仍不棄雄心壯志。
一代裊雄，縱風光一世，亦有星落殞滅之時。曹操對此也感到無能為力，只有作詩感嘆，無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傷，《秋胡行》之低沈情緒，《陌上桑》等遊仙作品中都可見他的消極情緒。
曹操的詩歌形式是十分創新的。他尤擅寫五言體和四言體。《蒿里行》原是雜言，曹操卻以五言重寫，非常成功。四言詩方面，本自《詩經》之後已見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卻繼承了《國風》和《小雅》的傳統，反映現實，抒發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均是四言詩之佳作，使四言詩重生而再放異彩。曹操詩文辭簡樸，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華美辭藻並不常見，惟形象鮮明，如《觀滄海》一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寥寥數筆，即能以遼闊的滄海景象，表現詩人的胸襟，不加潤飾。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雖然曹操不是帝王，但勝似帝王。如果有列朝列代帝王之輩的文學成就排行榜的話，曹操倘不是拔得頭籌的冠軍，也是名列前茅的銀牌、銅牌得主。
他的詩，寫得實在的好，絕非那些附庸風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國，凡皇帝，無論識字的，不識字的，無論會寫的，不會寫的，穿上龍袍，坐上龍椅以後，都想在詩詞上“得瑟”兩下，在文學上“顯擺”一通，幾乎成為通病。這其中，寫得最少的為漢高祖劉邦，他衣錦還鄉到了下邳時，吼出過一首《大風歌》，留傳至今。我一直懷疑這位亭長，是否具有寫詩的細胞？如果他以後還寫過一首《小風歌》，或者《微風歌》，也許無妨將詩人這頂桂冠，加在他的頭上。就這一首，僅這兩句，大有可能是秘書之類的文人，如叔孫通之流，現編現謅，當場口授，他記性大概還好，現躉現賣，於是，劉邦就文治武功，兩全其美了。寫得最多的為清高祖弘曆，他簡直像得了寫詩的不治之症似的，一生寫了四萬首詩，差不多接近《全唐詩》的總和，但很遺憾，沒有一句能留傳開來。此人的詩，除以此人的年齡，40000/80，平均每年要寫500首詩，平均每天要寫1至2首，這樣的高產，打死他也辦不到的，因此，只有找御用文人為他作槍手，做代工。外國最高統治者，沒這毛病，凱撒不寫詩，拿破崙也不寫詩，所以中國帝王寫詩，假冒偽劣者多，絕對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詩，可以用十二字來評價，一，有氣概，二，有聲勢，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傳唱，弦誦不絕。在中國人的記憶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直到今天，還掛在酒鬼口邊。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至今還是上了點年紀的人，不甘退出舞台的座右銘。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這就是在誡勸大家，要珍惜上帝所給予的有限生命周期，到了晚年，尤其不要瞎折騰，不要亂巴結，不要顛三倒四，不要神經錯亂。
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詩人外，他還一手締造了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中國從建安文學起，才出現以寫作為主業，有了不必奉長官意志寫作的自由作家。雖然還是在政府部門做事，雖然也還需搞活經濟一點奉命文學，但大部分時間，可以依個人興趣愛好志向，寫自己願意想寫的東西，這種寫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開創的，雖然不大，但初創意義相當重大。
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瓚，袁紹，袁術以後，公元196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面，他騰出手來，努力在文化上有所建樹。他手中握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徠作用。“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也吸引了王粲，陳琳這樣才華橫溢的作家詩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當時，到許都去獻詩作賦，吟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標。於是，便出現了文學史上稱之為“建安文學”的繁榮局面。沒有曹氏父子，也就沒有建安文學。如果當時要成立作家協會，大家肯定會投票曹操，他是眾望所歸，當仁不讓的協會主席。
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高潮。《文心雕龍》的作者為南朝梁代的劉勰，對活動著許多文人墨客的這箇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論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幹，阮，應，和從匈奴贖回的蔡琰，真可謂濟濟一堂，競其才華。劉勰距離這個時代約兩個世紀，來寫這段文壇盛事，應該是比較準確，可算是權威性的描寫。
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統一中原後的休生養息政策，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二袁，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的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斗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曹操對文學的重視，在歷代帝王中也是少見的。因為他是貨真價實的詩人，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文化政客。譬如不惜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于手裡贖回來，因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動了。當然，她的父親蔡邕跟曹操曾經很哥們兒，他也不忍老朋友的女兒流落異國他鄉，他下令財政部撥款贖人，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別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更不可能有這等雅興。蔡文姬回到中原，曹操讓她做一件事，就是將她養起來，提供資金人員，讓她將記得下來的她父親蔡邕已被戰亂毀滅的圖書文字，口授出來，整理成書，不致湮沒，這實在一件了不起的行為。
由此得出結論，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與時代的關係至大。動亂，則文學終結，安定，則文學復甦。文革期間，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說行時，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證明。
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農民起義，九州暴亂，生靈塗炭；後是董卓那個軍閥折騰，戰禍不已。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這時候，一切都在毀滅的災難之中，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因為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壞文明文化，摧毀社會財富的相當消極的方面。董卓，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和黃巾也差不多，都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仇視知識，仇視人類文明的特點，在破壞人類文明成果的憎恨氣氛里，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隻鳥兒，只有噤若寒蟬，休想唱出動聽的聲音了。
中原初定，大地回春，經歷了巨大的變亂，遭受了嚴重的劫難以後，人民需要休養生息，這樣，就出現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個性開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機會。所以，“慷慨任氣”，有許多鬱結在心的話要傾訴，有許多身受之痛苦要排解，便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徵。曹操本人就是一位傷痕文學的作家，他有一首《薤露》詩，寫出了董卓脅帝西遷長安，焚毀洛陽的萬世不貸的惡行：“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盪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只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確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適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於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於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於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謀生存的一群專業作家。他們的行為特點是：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贊成浪漫隨意，主張積極人生，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並強調藝術個性。可以說是中國非正統文人的最早的樣本。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態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藉，嵇康，陸機，潘岳，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流。
那時，他們的浪漫行徑，風流舉止，自由作風，個性色彩，恐怕連後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國志》稱他“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裴注引《曹瞞傳》稱他“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看來，曹操和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具有浪漫潛質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橋玄文》中，回憶他和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雙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只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這位後來在《三國演義》里被當作喬國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開這樣的玩笑：你要是經過我的墳墓前，不下車用一隻雞，一壺酒，好好祭奠我的話，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讓你肚子疼，你可別怪罪我。說明曹操雖是執天子以令諸侯的梟雄，但不對他的統治產生危害和威脅，也還是能夠欣賞這種文人的幽默感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曹操作為文學家，不愧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為政治家，誰也不能不承認，他殺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這根政治神經的人，不管是作家，詩人，還是其他什麼人，他是一點也不客氣的。文學的每一步前進，總是要付出代價的。任何新的嘗試，總是要打破過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舊秩序維護者的反撲。倘若探索實驗，一旦越出了文學的範圍以外，越過政治雷池，被視作離經叛道，越軌出格的話，就要以文人的腦袋作抵押品了。尤其文人不自量染指權力，插手政治，想得到好果子吃者，通常不會有好下場。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因為他專門跟曹操作對。還有一個徐楨，被曹操送到採石場去勞改的，因為他對曹丕漂亮的妻子甄后，有過邪念。不屬七子之列的楊修，也是曹操殺掉的，至於文學新秀禰衡，雖然不是曹操殺的，但事實上是他用借刀計讓黃祖殺的。
掉腦袋的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禍的緣由。孔融的地位相當高，曾任北海相，到許都後，擔任過將作大匠，也就是建設部長，這還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於他和曹操總過不去，經常發難，加之是孔子後代的號召力，成為士族豪門的代表和知識分子的領袖。他的府邸已成為反曹操的各種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樂部”。這時就不管你的文章寫得多好，和兒時讓梨的美德了，對不起，找了一個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隊伍中的這種敗類，還不俯拾即是，寫了封密告信，檢舉孔融“與白衣禰衡跌盪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
楊修的職務要差一點了，在曹操的指揮部里，只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於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從別人嘴裡聽說，顯然是閒差了。所以殺他不像殺孔融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三國演義》說是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生了殺心。其實，由於楊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為曹植的嫡系黨羽，出謀劃策，捲入了宮廷接班人的奪權鬥爭之中，而且許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曹操，不論在文學上，在政治上，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我想，這是對曹操最有見地的一個評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