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生平
1935年11月生,陝西西安人。1960年5月入黨。1954年參加工作。中專學歷。1951年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1954年4月後到西安機械廠當車工,先後兼任車間政工員、政工組組長、政治指導員。1960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取得了生產突擊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稱號。文革中他參加了西安機械廠的造反派組織,因此,很快當上了廠革委會副主任。那時,西安分為兩大派民眾組織,其中一派叫“工聯”,姚連蔚被擁戴為頭頭。
1967年9月1日,在全國的武鬥高潮中,西安的兩大派也在胡家廟發生大規模武鬥。9月2日,西安西郊未央路地區的戰鬥又打響了。由於雙方都有軍工廠的人,動用了大量汽車、消防車、坦克和步槍、機槍等武器及電台。姚連蔚親臨一線,指揮“工聯”衝鋒陷陣。幾天下來,這場武鬥打死100多人,打傷290多人,在全國的武鬥中雖算不上是最大的,但也名列前茅。西安築路機械廠、西北金屬結構廠、國營544廠、西安製藥廠、慶安機械製造公司等企業的廠房、設備都遭到嚴重破壞。其後,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姚連蔚的“工聯”派占了上風。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隆重召開,姚連蔚被推選為九大代表,來到了北京。 在中共九大上,姚連蔚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回陝後,任省工代會負責人、中共陝西省委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他繼續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出任陝西省總工會主席兼黨組書記,這時已不在原廠工作了。
1974年底,籌備四屆全國人大的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江青提出了一個組閣名單,周恩來也飛往長沙向毛澤東當面請命。終於,毛澤東首肯了周恩來的方案,江青的一大批幫派分子被排擠在外。為了有代表性,周恩來也同意了加進一些有勞模色彩的造反人物。1975年1月17日,拖延了五年之久才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選舉。選舉結果,朱德任委員長,董必武等21人任副委員長。其中,最後兩人引起了中外記者的注意。一個是李素文,原瀋陽市一個售貨商店的營業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另一個,也就是最後一個,是姚連蔚。
姚連蔚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以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李瑞山說:“別讓姚連蔚從陝西飛了。”因此,姚仍兼任陝西省總工會主席,住在北京阜成門外馬神廟全國總工會宿舍大院裡。他除了例行的外交禮儀事務外,還兼任國務院常規武器裝備領導小組副組長,因為他是軍工廠工人出身。雖然當車工和領導科研是兩回事,但畢竟名義上有點沾邊。
姚連蔚說:“擔任候補中央委員和人大副委員長,對我來說是一種不堪重負的壓力。自己只有國中文化程度,就那么點兒見識和能力,而天天要處理的都是國家大事,一舉一動都可能載入史冊,簡直如坐針氈。但是不說話,不點頭,又不行,只好硬著頭皮撐。好在那時40歲出頭,精力充沛,常常兩天兩夜不睡覺看材料,了解要處理事情的來龍去脈。”
當時,中央對與他一起提升的吳桂賢、孫健(國務院副總理)、李素文等人實行的都是巴黎公社式的工資制度,提職不提薪。姚連蔚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拿的還是1959年的四級工資。每月元。他的糧食關係、工資關係一直留在陝西的工廠,因此,他實際上還是個工人,只是領取高幹補貼而已。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姚連蔚開始走下坡路了。197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德、紀登奎、陳永貴三人約他談話,說:“陝西有人告你的狀。如果再讓你繼續工作,怕民眾會有反映,中央不好解釋。因為,事情尚未弄清楚。”於是,姚連蔚開始停職接受審查。與他前後接受審查的還有一大批人:吳桂賢、孫健、莊則棟、孫玉國……一年以後,姚連蔚被送回西安繼續接受審查。1979年2月,在正月十五鬧元宵的那一天,他被逮捕,關進了西安北郊的監獄。
兩年半的關押以後,1981年10月29日,陝西省人民檢察院決定對他免予起訴。《免予起訴書》,上面寫著:
1967年9月2日,西安地區兩派民眾組織在西郊發生大規模的武鬥事件。9月4日,姚連蔚主持召開“新西機”(即今昆化機械廠)委員會,研究決定對另一派參加武鬥的部分人員進行審訊,索取參與武鬥的口供。其間,有一人被打成重傷,姚連蔚看到後,未予制止,以致那人傷重死亡。姚連蔚又召開會議,統一口徑,編造死因,企圖欺騙民眾,逃避罪責。這觸犯了刑法143條的規定,已構成犯罪。但考慮到姚連蔚的犯罪行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未經關押教育,故決定予以從寬處理,免予起訴。 1984年,姚連蔚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錯誤,被開除黨籍。
出獄後,姚連蔚成為家庭管理員、採購員、炊事員、學習輔導員。他的大兒子是火車司機,二兒子是煉鋼工人,三兒子正在技工學校讀書,可以說是個工人之家。姚連蔚說:“艱難時期已經過去,我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了。”
曲折人生
姚連蔚,年輕時讀書、種莊稼、做小買賣,1951年參軍,1955年進入崑崙機械廠學車工,先後兼任車間政工員、政工組長、政治指導員。“文革”給了他一個嶄露頭角的機遇。世代貧農出身,歷經工農兵學商的經歷,中共黨員、生產突擊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身分,使姚連蔚成為所在工廠的革委會副主任和西安東郊“工聯派”的一名頭頭;1968年,他出人意料地被推選為中共“九大”代表、中共中央候補委員;1974年,姚連蔚離廠出任陝西省總工會主席兼黨組書記,次年便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77年7月12日,姚連蔚人生的軌跡逆轉了;當天吳德、紀登奎、陳永貴三人約他談話,“陝西有人告你的狀。如果再讓你繼續工作,怕民眾會有反應,中央不好解釋。因為,事情尚未弄清楚。”一年後,姚連蔚回到陝西繼續受審查。1979年2月,正是農曆正月十五月兒圓的那天,他進了西安北郟的監獄。
1981年10月29日,陝西省人民檢察院認定姚連蔚觸犯了刑法第一四三條規定,已構成犯罪,但考慮到姚的犯罪行為是在“文革”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業經關押教育,故決定予以從寬處理,免予起訴。
姚連蔚在北京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時,拿的還是他1959年四級工的月薪58.86元。當時,中央對他和吳桂賢、李素文等人實行了一種巴黎公社式的工資制度,提職不提薪。近幾年,周內多次調整工資,同姚一起進廠的工友月薪已提到130多元,他夫人的月薪也升為110元,而姚仍是58元。姚連蔚已申請退休,崑崙機械廠年輕的廠長邱世傑說,應當歷史地看問題,他主張對姚退休時的工資放寬一些。姚連蔚的夫人王桂蘭——昔日該廠厂部檔案室機要員、今日車間辦事員——是山西汾陽人,已屆知命之年,她“處事不驚”,是“賢妻良母”。她不為丈夫做高官而趾高氣揚,也不因丈夫“削職為民”而萬念俱灰。王桂蘭說她和姚連蔚曾在一個車間、一個班組上班,同一天加入共產黨,志同道合,心心相印。
姚連蔚說,他有賢慧的妻子,因而能夠活下來。出獄後,他成為家務管理員、採購員、炊事員、學習輔導員。他27歲的大兒子已是火車副司機,26歲的二兒子是煉鋼工人,18歲的三兒子正在技工學校讀書。姚連蔚在長安老家還有兩間平房,他不時回家看望鄉親,種花養草,爬山釣魚,尋求樂趣。儘管他的一隻眼睛得了中心網膜炎,盲而不瞎,只能看大目標,但他還是把精力放在讀書上。他把中醫書當作小說閱讀。他並沒有“不為良相平天下,亦當為良醫濟世人”的志向,他的學習動機,是因為工廠不給他報銷醫藥費。
1984年,中共陝西省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開除其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81年10月29日,陝西省人民檢察院認定姚連蔚觸犯了刑法第143條規定,已構成犯罪,但考慮到姚的犯罪行為是在“文革”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業經關押教育,故決定予以從寬處理,免予起訴。
1985年,姚連蔚以“姚敬軒”的名字進陝西省周至縣衛生學校中藥班學習,1987年考取行醫執照,在長安開辦“敬軒中草藥門診所”,後進入其子開辦的西安建國科技開發公司當“兼職工程師”,研製了高級滋補酒——“紅顏八百年”。
2012年10月2日因病醫治無效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