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介紹
人物簡介
奧托·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6）出生於德國中北部的一個小城市(Gernrode)
，父親是這個城市的市長。 德國漢學家。中國名傅蘭克。1888年來華，為使館翻譯學生，1890年以後在中國各埠德領事館任翻譯和領事。1895－1896年任使館代理翻譯。1901－1907年轉任中國駐柏林使館參贊。1907－1922年任漢堡大學漢文教授，後轉任柏林大學漢文教授。一生著術甚豐，文章和著作200多種，書評100多篇。主要有：《中國歷史》（五卷1930－1952）、《關於中國文化與歷史講演和論文集》（1902－1942）（1935年北平德國學會出版）。
生平事跡
他中學畢業後最初在柏林大學學習歷史，後來受到印度日耳曼學家史密特（Johannes Schmide)一番關於梵文對比較語言學研究重要性的生動介紹，於是決定到哥廷根大學攻讀梵文，並於1886年取得博士學位。隨後他又在柏林大學讀了兩年法律課程——這是當時申請做外交官的必要條件。同時他還學習中文，是東語所第一期畢業生。1888年作為外交譯員來到中國，先後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德國公使館服務達十三年（1888—1901）之久。1903年至1907年他受聘任清政府駐柏林公使館秘書。並在柏林大學取得教授資格，次年臨時被派往青島負責籌辦中德高等專門學堂，清政府派員外郎蔣楷為學堂總稽察，與之接洽。
1909年漢堡殖民學院（Kolonialinstitut）創辦東亞語言與歷史研究所，福蘭閣應聘為教授並擔任所長。1911年他出版了《東亞新貌》（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這是作者在華期間為《科隆日報》所寫的時事報導和評論的結集，可以說是一部“清末社會政治變遷目擊記”。隨後他發表了研究宋代《耕織圖》的論文和《“春秋”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為撰寫一部中國歷史廣泛蒐集資料。福蘭閣是漢堡“德國學者聯盟”主席，柏林普魯士科學院院士。1923年至1931年任柏林大學漢學教授兼所長。
軼事典故
1908年5月，德方聘請奧托.福蘭閣（Otto Franke）到帝國海軍部與清政府談判。福蘭閣是德國卓越的漢學家，早年曾在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以後又到柏林大學攻讀漢語和法律。1888年至1901年作為外交譯員被派往中國，先後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德國公使館任職長達13年之久。中方代表是當時"第一通曉學務之人"的張之洞（語出張百熙、榮慶奏摺），談判具體事宜，則由清工部員外郎蔣楷（則先）擔當。 按學部慣例，凡外人在中國設立學堂，本一概不予批准，理由是洋學堂的宗旨、課程與中國"迥然不同"。不過學部又感到，此次德國的辦學計畫，"系其政府之意，與私立者不同，而且籌定巨資、遴派專員商定章程，亦非私立學堂家自為學者可比"，所以，只要對方提出的辦學"宗旨不悖，課程皆符，能由中國派員駐堂稽察，自應準其立案……以酬答與國之情"。
朝廷的這一態度顯然有利於學堂的籌辦。不過，在談判中，有兩個相關問題成為雙方爭議的焦點：一個是學校的性質或程度，這略似今人討論學校定格於"大專"抑或"本科"的話題；另外一個則是如何認定學生的畢業資格。德方意在學校的程度與西國的大學相等；畢業生應"獎以進士出身"。清學部則堅持這些條件"均與臣部章程許可權有礙"，"實為外人在中國設立學堂所無"。由於"大學名稱未便輕予假借"，按當時的一種觀念，京師乃首善之區。"通國之精神脈絡而統籌之"，因此只有京師才能設立大學（1902年《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各地省城只設作為大學預備科的三年制"高等學堂"一所，其畢業生人大學堂繼續學習，所以地方設立的高等學堂根本不可能授予"進士"學位。況且"政法一科，惟大學堂有之，高等學堂預備人大學政法科者習之"。儘管這條規定旨在與"私學堂禁專習政治法律"的規定相呼應，但足見高等學堂原是不打算設立法科的。高等學堂僅設一門"法學通論"課以為將來人大學堂學習法政科的預備。法政科為大學堂分科之一，學制與醫科醫學門同為四年，其他分科則均為三年（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
然而實際上，處於"禮崩樂壞"、西潮淹有中土的末代王朝，京外高校不得名之為"大學"和禁止舉辦私立法政教育的清規戒律很快就被打破了--終清之世，除了京師設立的大學堂外，尚有1902年改名的天津"北洋大學堂"和於同年開辦的"山西大學堂"；學部頒布的《學務綱要》中禁止私學法政一條，也於1910年被全行刪去，"一律準予呈請設立法政學堂"(《學部附奏推廣法政學堂片》1910年11月10日）。只是青島辦學，究系含有涉外因素，故堅守體制，終未給予"大學堂"的名分。
經過反覆艱難地磋商，雙方最後妥協達成了《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章程》（1909）十八條。學堂名稱定為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這既符合大清的學制，同時又在學堂名稱上分別雜以"特別"和"專門"字樣，以示有別於各地眾多的"高等學堂"，學堂的德文名稱Deutsch-Chinesische Hochschule亦與此相當（舒國瀅指出該名稱可譯作"德華高等學校"，譯"德華大學"不確）。關於畢業生的待遇，規定"俟考升中國大學堂肄習畢業後。再行給予獎勵，不願升學者，得由中國官府酌量任使"。學部表示，如此辦學，清政府將"極願贊成"；並立即核准立案。1909年8月14日學部在奏請朝廷同意辦學的具體意見甲表示"是所望雖不無稍奢"，但"宗旨尚無差異"。顯然，德方提出的關鍵要求其實均未得到滿足。協定簽訂後，時任膠澳總督的特魯普爾（Truppel）言辭激烈地指責德方做出了過分的讓步。而福蘭閣卻為學堂總算是能夠成功開辦而感到欣慰，他在"論青島高等學堂與中國之關係"一文中稱讚學堂是"融道義為一冶，萃中西為一家"。張之洞更對學堂寄予厚望：倘若學堂辦得成功，"則整箇中國教育制度，將按照所採用的德國方案，加以修改一覽。”
1909年9月12日學堂正式開學。然而1914年日德戰爭爆發後因德國的戰敗，學堂被迫關閉了剛剛開啟不久的大門，德國法在中國傳播的極有利的條件也因此而被打斷。
作品一覽
主要著作
福蘭閣一生著述甚豐，共發表文章和著作200多種，書評100多篇。其中最負聲譽的是五卷本《中國通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這是一部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極為流行的、著名的中國通史著作。當時在歐洲已有幾部關於中國歷史的概述性著作出版，但是大都屬於簡易讀物，而且不是出自行家手筆，有些還是根據第二手資料寫成。1925年斯文赫定曾建議剛從中國回國的衛禮賢說：“您應該寫一部中國歷史，我想像不出比這更美妙更偉大的任務了。全世界都期待著它的問世。它比發現任何一顆新的行星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可見當時學術界對一部詳盡的中國歷史著作是如何殷切企盼。
《中國通史》
該書第一卷講上三代到漢末的歷史；第二卷講魏晉隋唐時期的歷史；第三卷為第一、第二卷的註解和史料考釋，這三卷出版不久就有高山洋吉1938年的日譯本。該書第四卷敘述五代遼宋金元時代的歷史；第五卷為第四卷的註解和史料考辯。後來由於納粹時期研究條件的惡劣，耽誤了作者的寫作進程，無法完成全書，因此，前三卷內容出自他本人之手，後兩卷內容一大部分是由其學生、夫人和兒子整理他的遺稿而成。前三卷的原文書名和出版時間如下：《儒教國家的古代及其形成》（Das Altertum und das Werden des Konfuzianisechen Staates），1930年。《儒教國家》（Der Konfuzianische Staat），1937年。《對前兩卷的註解、補充和訂正》（Anmerkungen，Erganzungen und Berichtigangen zu Bd．I undⅡ），1937年。此書出版後，就得到了“這是整個歐洲罕有倫比的著作”之好評。
《中國通史》在奧托·福蘭閣博士的此書中，他以儒家思想作為建立他的中國史觀的核心基礎。因此，他利用大量史料說明中國古代國家制度和民族的形成，並盛讚漢唐帝國的統治和大一統思想。但在他的這部通史始終是以中國古代王朝的發展為核心來展開的。因此美籍德裔漢學家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博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在此書的書評中批評此書實為一部中華帝國史。
人物評價
福蘭閣在德國漢學界享有“元老”之譽。於漢堡和柏林漢學研究所的建立和發展，均居功甚偉。在漢堡，他曾禮聘清末最後一位翰林商衍鎏（1875—1963）先生來任教（1912—1916）。至今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系圖書館的一些卡片，還有商先生的手跡，商先生的哲嗣商承祖（著名古文字專家商承祚先生的兄弟）也曾在該系教書，在漢堡出版過一本《中國“巫”史研究》（1934）的小冊子，後來任南京大學德文系教授。在柏林，當年的留德中國青年學生蔣復聰、俞大維、姚從吾等人，都曾參加過福蘭閣的討論班課程。三十年代後在德國學術界嶄露頭角的漢學家，泰半曾向他執弟子禮。
福蘭閣既具有史學家的眼光，又了解和熱愛中國文化，這是福蘭閣高出於他的前輩的地方。他獨力依據原始中文資料、正史和《資治通鑑》編寫的這部中國歷史大著，使德國漢學在西方學術界的水平提到一個新高度。作者在第一卷《序言》中回顧了西方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看法，尖銳批評了蘭克（Leopo1d von Ranke，1795—1886）、黑格爾等對中國歷史的偏見。今天看來，半個世紀前開始發表的這部大書，也許已經落伍。但是從歷史的限光看，它卻在西方第一次用豐富的歷史事實糾正了十八世紀以來馮秉正依據《通鑑綱目》編譯的中國歷史所造成的謬誤。中國史不再是一個循環而無變化的重複。對此德國漢學界有如此的評價：“我們的中國歷史知識直到不久前還幾乎全靠馮秉正（De Mailla）編纂的《中國通史》，這本大部頭的書其實只是充滿了儒家道德說教的朱熹的《通鑑綱目》的改編。福蘭閣在《資治通鑑與通鑑綱目》一文中對宋代的這兩部歷史書作了研究，並且證明，西方用作主要史料來源的《通鑑綱目》其實算不得一部歷史著作，而是按照一定的倫理政治觀點剪裁的事件彙編，其中還包含著錯誤。……如果像蘭克這樣的歷史學家竟然也認為中國歷史應排除在觀察之外，理由是它對人類的思想進步無所貢獻，那么每位對歷史感興趣的人通讀過福蘭閣的這部著作，一定會毫不猶豫地確認：中國歷史其實是整個人類發展中最重要的、最富有教育意義的和最吸引人的那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