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儉論
正文
中國歷代思想家有關奢儉的理論觀點。“奢儉”是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常用的範疇。奢和儉是就人們的消費狀況而言的。區別奢儉的標準因時代和階級而有所不同。從春秋時代直到19和20世紀之交，人們一直用奢儉範疇來表達多方面的經濟觀點，形成了頗為豐富的經濟思想。古代黜奢崇儉的觀點 以孔丘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把“禮”作為區別奢儉的標準，目的是維護消費方面的等級制，反對各等級的人有超過禮制標準的消費，超過的即被指責為奢。如果處於下位的人這樣做，則除了被指責為奢外，還要被指責為“僭”。僭是一種政治罪名。
先秦的墨家和道家都主張黜奢崇儉，但採用的標準不同於儒家。墨家主張不分等級以維持生命和健康的需要作為消費標準。這種黜奢崇儉觀點是小生產者平均主義的表現。道家把原始時代簡陋的生活條件看作理想，而把人類物質、文化方面的一切進步都看作是導致人們身心墮落的壞事。道家的黜奢崇儉觀，實質上是否定人們生活方面的任何改進和提高，幻想使社會退回到原始時代。
西漢中期以後的兩千年來，“黜奢崇儉”更加成為在消費問題上占支配地位的觀點，成為封建正統經濟思想的主要教條之一。它主要繼承了先秦儒家奢儉論的等級性，強調處在不同等級的人要有不同的消費標準，尤其著重“以禮義防民”（《鹽鐵論·本議》），不許下層等級的人有所超越。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先秦道家奢儉論的保守性，宣揚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尚書·旅獒》），把新技術的套用和新生產門類的出現都指責為“奢”。
封建正統的黜奢崇儉教條，反映了封建社會生產發展緩慢和墨守陳規的特點，表現了封建統治階級力圖壓縮下層人民的必要勞動產品以榨取更多剩餘勞動產品的要求。
古代反對黜奢崇儉的觀點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也曾出現過一些同黜奢崇儉論相反的觀點。例如，《管子》一書就提出了“興時化……莫善於侈靡”，認為在一定情況下允許和鼓勵奢侈，可以消散富人的積財，也有利於貧民得到就業和生活門路。
明代後期，陸楫寫有《禁奢辯》一文，認為儉最多只能使一人、一家免於貧，而奢則能“均天下而富之”（《蒹葭堂雜著摘抄》）。他的論據是，“奢”能增加各種商品和服務的需求，能夠使出售這些商品和服務的商人“有所益”，又能使生產商品、提供服務的勞動者“易為生”，所以不應“禁奢”。這種從商品生產和市場銷路角度肯定“奢”的觀點是封建社會晚期商品經濟已有相當發展的反映。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魏源對“奢”作了進一步的分析，認為並不是所有的人的“奢”都能增加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只有處在當時封建等級中層的“富民”才是這樣。因此“黜奢崇儉”論只“可以勵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訓貧，不可以規富”（《古微堂內集》。在這裡，“上”指皇室、貴族、官僚等統治者，“下”和“富”都指商人和一般地主之類的“富民”。魏源的觀點，表明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商人和一般地主，這時已開始意識到自身的特殊利益，並且開始把自己同封建統治者和勞動者區別開來了。
近代資產階級的奢儉觀點 到19世紀70和80年代,隨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新式工商業的出現，關於奢儉的爭論逐漸變成了封建主義經濟思想和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爭論的一部分。地主階級頑固派以“黜奢崇儉”論為武器來反對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反對發展新式工商業，把新式工業技術和工業產品都看作“奢靡無用”和“奇技淫巧”，把投資興辦新式工業視為只“耗財”而不“生財”的最大奢侈浪費。這種論調受到了資產階級經濟思想代表人物的激烈反駁。譚嗣同（1865～1898）尖銳地揭露了頑固派鼓吹黜奢崇儉論的實質是阻撓辦新式工業以斷絕貧民的其他謀生之路，迫使他們繼續處於封建剝削的枷鎖之下，“而入租稅於一家”（《仁學》）。嚴復更明確地從消費同生產的關係來論證“奢儉”。他認為儉是美德，是寶，應該提倡“崇儉”。但儉所以是寶,就在於它對財富能"生"、能“養”，他痛斥那種藉口“崇儉”來反對投資工商業的頑固派是妨礙財富的“生”、“養”的“財之蟊賊”。嚴復所說的“儉”，實際上是指把從消費中節省下來的一部分財富轉化為進行擴大再生產的資本，即進行資本積累。這樣,嚴復就從傳統的黜奢崇儉論中排除了其封建性質,而把它改造為反映資本積累要求的資產階級理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