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名稱】《太陽下的一顆葡萄乾》
【體裁】話劇
內容概要
在一個普通的黑人家庭里，父親在一次工傷事故中喪身，母親可取得一萬美元的保險金，但已成年的兒子華特與女兒班妮莎也都對這筆錢如何套用十分關心。華特已30多歲，是個汽車司機，一心想做投機生意發財，現在認為機會終於來到，想用這筆保險金與朋友合資開酒店，逐步實現他的黃金夢。母親是個老派的黑人，篤信上帝，看不慣兒子的為人，不願意將錢交給兒子去冒險，還感嘆地說：“從前有一個時候自由是生命，現在變成錢了。我年輕的時候，大家擔心的是被人私刑處死，想逃到北方來，想法子活下去，還要保住一點硬骨頭……看來世界變了。”她倒是很想把這筆錢捐獻給教會，不過家裡實在太窮，她自己和兒媳婦都在幫人乾廚房活和洗衣服，媳婦眼看要生第二個孩子了，女兒班妮莎正在讀大學，需要一筆教育費，而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住房：房子破舊不堪，但他們多年來付的租金已足以買幾所住房。何況懷孕的兒媳因住房擠，家庭經濟拮据，想要去打胎，這更促使母親下了決心，以3500元作定金，買下一所房子。除了華特以外，全家都為這件事高興，只是新家坐落在克萊邦公園區，那是一個純粹的白人區，從未住過黑人，因此大家不免又有些擔憂，生怕惹來麻煩。母親解釋說她是想花最少的錢買一所最好的房子，而黑人住區的房子要貴一倍，質量還不好。至於說過去沒有黑人住過，母親信心十足地反駁說：“我看從現在起就要有了。”華特看到母親把錢買了房子，感到自己發財的希望行將破滅，一連三天沒去上班，向朋友借了輛汽車在城裡亂逛，天天晚上去夜總會喝酒。母親看了過意不去，就把剩下的6500元交給華特，要他把錢存入銀行，3000元給女兒班妮莎作教育費，3500元給華特，在他支配。但華特背著家人把6500元全文給他的一個朋友去合夥開酒店，夢想發財。從此他仿佛變了一個人，有說有笑，與妻子的關係也開始好轉。過了一個多星期，搬家的日子到了，全家人正忙著包紮打點，忽然門鈴響了，來客是個自稱林納的白人，說他是克萊邦公園區房產促進協會的代表，聽說楊格太太在他們區里買了一所房產，特地登門造訪，前來洽談。他轉彎抹角地講了一大套，最後才表明來意：“我相信你們一定聽說過，在本市不少地方由於有黑人想搬進去住，結果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所以他現在願意坐下來談談，看看能否找到一個解決辦法。他還強詞奪理說，這不是什麼種族歧視問題，誰都有權利希望他的居住區保持什麼樣子，他們那個居住區裡的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如果居民們有共同的背景，那么大家就會相處得更融洽，對於集體的生活會有更加共同的興趣。總之，他們不歡迎一家黑人搬進白人區，而情願出一筆比原價高的錢來收買這所房子。華特代替母親接待這位訪客，聽完他的話後就忿怒地指著門叫他滾出去，白人留下一張名片，還用威脅的口吻說：“我們那兒有些人……當他們覺得他們的整個生活方式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的情緒可能會變得非常激烈的。”但全家人並未因這件不愉快的事影響即將遷入新屠的喜悅心情。大家正說說笑笑等待搬運工人到來的時候，華特的一個朋友氣急敗壞地跑來通知華特說，他們的合伙人之一帶著開酒店的全部資金逃跑了。這對華特是個巨大的打擊，母親直到這時才知兒子騙了他，未把錢存入銀行，現在連她女兒的教育費也落空了。華特在絕望中抓起白人的名片，打電話約那個白人來，想跟他作一筆交易。他還歇斯底里地跟家人說，生活就是這樣的，一頭是搶人的，一頭是被搶的。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正義的事業——只有搶，誰搶得最多就最有出息。至於怎么搶，那無關緊要。他現在就要迫使白人拿出“咱們一輩子也沒見過的那么多的錢”作為他們不搬入白人區的交換條件。母親、妹妹和妻子都反對他這樣做。母親說：“我們家裡五代人不是奴隸就是佃戶，可是誰也沒拿過一分不義之財。我們還沒窮到那個地步。我們的心從來沒有死過。”妹妹班妮莎是全家真正有理想的人物，在大學學醫，想當一名醫生，對種族歧視和同化主義都特別反感，她傾心的對象是奈及利亞的留學生阿撒蓋，因為他有一整套關於非洲獨立的理論和夢想，深信自己的祖國一定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班妮莎還決定畢業之後隨他回非洲去。她從心底里瞧不起她哥哥的所作所為，現在聽到他要向白人屈服，就對他冷嘲熱諷，說他不配當她的哥哥。但母親不許班妮莎這么說，反而勸她要愛華特，因為他受夠了苦，因為他是被人整成這個樣子的。母親還說，愛一個人應該在他最抬不起頭的時候，在他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時候。華特聽了她們母女倆的對話很受感動，使他產生一股新的精神力量。那個白人應約來時，母親指著孫兒對兒子說：“你要讓這孩子懂得你幹了什麼，給他好好上一課，讓他看看我們這五代人都是什麼樣的人。”華特沉默一會兒後，挺起腰桿對白人說：“我約你來是要告訴你我們是自尊心很強的人。我們不想跟別人過不去，我們會努力做和和氣氣的鄰居，可我們決定搬進我們的新家去。”白人眼看事情已無法挽救，就恫嚇說：“但願你們這些人明白你們所幹的事，”說完灰溜溜地走了。搬運工開始搬運家具，楊格一家人換上最好的衣服，信心十足地搬入新家。
作品鑑賞
由於長期以來美國社會上存在著種族歧視，美國黑人文學幾百年來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美國黑人戲劇更是如此。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通過所謂“哈萊姆文藝復興”，黑人詩人和小說家戰勝重重困難，開始征服隔離他們的種族山，但戲劇比其他文藝形式更不易發展，因為裡面牽涉到培養演員、建造劇場、招徠觀眾等問題，有許多困難在種族歧視的社會裡是很難克服的。直到本世紀50年代，美國黑人通過鬥爭，逐步改善了自己的處境，黑人戲劇才獲得較大的發展，出現了初步的繁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太陽下的一顆葡萄乾》。劇名取自美國黑人桂冠詩人蘭斯頓·休士的一首詩，詩中寫道：“一個未能實現的夢想會有什麼下場？/它會不會幹癟枯萎，/象太陽下的一顆葡萄乾？”這個劇本主要寫白人的價值觀對黑人社會的影響。楊格一家人各有各的夢想，母親篤信宗教，女兒想當醫生治病救人，兒子想發橫財，這些夢想無不打有美國白人社會價值觀的印記，但最後在民族自尊心的激勵下，他們各自的夢想雖未能實現，卻並不象太陽下的一顆葡萄乾那樣乾癟枯萎，而是信心十足地生活下去。漢斯伯雷作為黑人作家，她的政治立場是很堅定的。60年代黑人抗暴鬥爭風起雲湧的時候，美國法務部長羅伯特·甘迺迪在1963年5月24日召集一些黑人知識分子討論黑人問題，她直截了當地指出美國黑人是個“受傷害的民族，他們的處境並不象官方所粉飾的那樣好”。1964年6月15日在紐約舉辦的《黑人革命和白人反撲》的辯論會上，她主張黑人有武裝自衛的權利。當一個白人開明人士質問她所要求的究竟是種族合一還是推翻社會結構時，她毫不含糊地回答：“要使種族合一成為可能，推翻整個社會結構也許是必要的。”但是在她的戲劇里，她並不象過去的進步黑人作家那樣單純地繼承“抗議文學”的傳統專寫白人迫害黑人的罪惡行徑，而是著眼於揭發白人的意識形態滲透到黑人頭腦里後白人價值觀對黑人民族的影響，從心理的角度描寫普通黑人在一個種族歧視的社會裡所面臨的新的挑戰和應盡的新的責任。從漢斯伯雷的《太陽下的一顆葡萄乾》開始，美國黑人戲劇中出現一種新的傾向，就是把描寫重點轉向黑人家庭生活與黑人民族的內部矛盾上，黑人劇作家開始從單純地抗議種族歧視與社會上的不公道轉為以高超的藝術反映豐富多彩的黑人生活。在藝術上，本劇也有很高的造詣。林賽·帕特森在《黑人戲劇》（1971）的序言中強調《太陽下的一顆葡萄乾》是百老匯演出的所有戲劇中結構最完美的一出，認為它含義豐富，其中的一重意義是尋找和接受非洲傳統。1959年5月號《主流》雜誌的一篇劇評中除給劇本的思想內容以高度的評價外，肯定漢斯伯雷是“第一個能使自己的作品在百老匯上演的黑人女劇作家。這是歷史。該劇由黑人導演。這也是歷史。劇中登場人物除一個白人當配角外，全是黑人，由黑人演員扮演，這也是歷史。”美國的一些大報如《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紐約晚報》、《紐約新聞》等在本劇公演後也紛紛發表評論讚揚，稱它“有人情味”，“寫真實的人”，“藝術上是成功的”……確實，本劇在藝術上頗有獨到之處：結構完美，人物真實可信，對話雋永，富於幽默感，耐人尋味。
作者簡介
洛蘭·漢斯伯雷是美國第一個在百老匯演出並獲得巨大成功的黑人女劇作家，1930年生於芝加哥，父親是富裕的地產經濟人。她上過幾所大專院校，學過舞台設計和繪畫。1950年搬到紐約，從1952年開始寫劇本。1957年，她丈夫的一個朋友答應與人合資演出她的第一部作品《太陽下的一顆葡萄乾》，該劇先在新港、費城等地上演，頗受觀眾歡迎，1959年又在紐約百老匯上演，十分成功，獲紐約劇評協會頒發的當年最佳戲劇獎，並受到輿論界的好評。1964年她的另一劇本《錫德尼·勃魯斯坦視窗的標語》在紐約上演，雖然成功，卻不像《太陽下的一顆葡萄乾》那樣引起轟動。該劇寫生活在紐約格林威治村裡的男男女女，主人公錫德尼被一個政治活動家說服，在家中視窗掛了一條標語，支持改良主義政客奧哈拉競選，結果反而被奧哈拉出賣，使他的幻想破滅。但這時離他而去的妻子又回到他身旁，他表示要在絕望中奮鬥下去。錫德尼的窗子有象徵意義：窗外，是今天美國社會的腐朽生活——政治上的爾虞我詐、種族歧視、才能的商品化、販毒吸毒、賣淫等等；窗內，是一對年輕黑人夫婦為了鞏固愛情在爭取相互了解。作者1965年患癌症夭折後，百老匯又上演她描寫非洲解放運動的劇本《白人》（1970），她的始終未搬上舞台的劇本《飲水葫蘆》（1972）和《花有什麼用處》（1972）也由百老匯劇院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