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發地點
太河鎮在博山以東60餘里，位於連線我清河、魯中和膠東根據地的交通要道上。太河是一個數百戶人家的村莊，是太河鎮政府的駐地，周圍有很高的石頭圍牆。東北方向有金雞山、青龍山，西面有豹眼山、虎頭山，西南方是釣魚台。淄河從山谷中穿過，順著太河鎮西面圍牆轉了一個彎，然後貼著圍牆向北蜿蜒而去。
案發背景
1939年3月，在魯北清河地區堅持敵後武裝鬥爭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為了適應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奉中共山東分局之命，選派62名幹部、戰士到魯南“山東軍政幹部學校”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途中路經太河鎮。此時，在淄河流域堅持抗日鬥爭的八路軍四支隊馮毅之營已經撤離太河，國民黨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所屬第五指揮部指揮王尚志部占據了太河地區。為避免衝突，我部派人前去王尚志部聯繫，說明意圖，王尚志表示可以通過。
3月30日凌晨，我部270餘人自淄東井筒村列一路縱隊出發，四連做先鋒，七連做後衛，中間為受訓幹部。隊伍到達離太河鎮8里遠的同古村時，從太河方向來了四五個騎馬的人，便衣短槍，徑直攔住去路，自稱是王尚志的聯絡人員，要我軍停止前進，等待答覆。大約兩個小時後，又來傳達上司命令，要我軍沿著太河鎮西圍牆通過。太河鎮南北狹長，周圍有一丈多高的石圍牆。圍牆與淄河之間，是一條三四米寬的通道。我軍在中午時分來到鎮西北角，順著狹窄通道往南走，就聽到圍牆上有人在不懷好意地嚎叫：“老鄉啊，太累了，歇息歇息再走吧！”呂乙亭果斷命令部隊“肩槍”，高唱起“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抗日歌曲繼續前進。當大部分人員走近太河鎮西門外的圍牆時，一架架機關槍從圍牆上露了出來，王尚志部突然從太河鎮制高點釣魚台首先開了槍。占有絕對優勢的敵人，用猛烈的炮火將我軍壓制在毫無遮蔽物的狹窄河灘上。帶領尖刀班走在最前面的呂乙亭營長當場中彈犧牲，隨後奉鮑輝指示向呂營長傳達命令的通訊員劉書廂也壯烈殉國。
部隊前路被阻，後路被封，兩邊又是聳立的山崖，在這危急時刻，鮑輝、潘建軍仍然採取克制態度，命令“不要還槍”，並且向圍牆上敵人高喊“槍口不要對內”、“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是正義的呼聲沒有喚醒敵人已經泯滅的良心，隨著太河鎮西門大開，鎮內敵人與南山、北山、西山的敵人從四面向我軍包抄過來。四連長許子敬與受訓幹部孫曉東等果斷向東南方向衝擊，打開一個缺口，率領38人突出重圍，其中包括5位受訓人員。沒有進入西圍牆下的後衛部隊20多人，也從河灘上向北逃出虎口。除60餘人脫險外，210名幹部戰士落入敵人的魔掌。鮑輝、潘建軍、鄧甫晨、張林、陳大學、趙華川、徐效禮、張琴書等英勇不屈，被殘酷殺害。這次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指揮其第五指揮部指揮王尚志預謀策劃，捕殺我八路軍山東縱隊受訓幹部和護送部隊210餘人的嚴重反共事件，就是震驚全國的太河慘案。
案件經過
太河慘案的製造者逆歷史潮流而動，激起抗日軍民的群起聲討。淄川、益都民眾72人聯名致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要求查明真相，嚴肅處理；博山縣推舉王壽卿、李東魯等7名代表，前往省政府請願；八路軍三支隊全體指戰員分别致函各友軍和王尚志部，申明我軍嚴正立場；山東縱隊指揮部指揮張經武、政委黎玉通電全國各政黨、團體和同胞，申明慘案真相，並且致電國民黨中央政府和蔣介石，強烈要求懲辦罪魁禍首秦啟榮；蒙陰、沂水等縣的許多工、農、青、婦抗日組織以及各界愛國人士，發動召開太河慘案遇難烈士追悼會；中共山東分局機關報《大眾日報》刊發太河慘案專版，強烈譴責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訊息傳到中共中央駐地延安，毛澤東在《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中，斥責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分子秦啟榮是“摩擦專家”，“無法無天，和漢奸的行為很少區別。他們打敵人的時候少，打八路軍的時候多”,並提出我軍對反共頑固派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澤東還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作演講，以山東秦啟榮製造太河慘案等事例，號召聲討賣國賊汪精衛，團結一切抗戰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
然而，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對強烈的社會反響置之不理，不僅對製造慘案的兇手不予追查，而且還張貼標語慶祝所謂“太河戰鬥大捷”。4月上旬，忍無可忍的我軍遵照中央“對一切頑固分子的無理進攻，必須以嚴重態度對待，堅決進行反擊，堅決消滅之”的指示精神，組織兵力對王尚志部進行反擊。潰不成軍的王尚志部，對我200名傷俘人員強行遣散、收編或殺害之後狼狽逃跑，太河、峨莊一帶又回到我軍手中。張經武、王建安等山東縱隊首長和楊國夫、廖容標等所率部隊勝利會師，全體指戰員和當地民眾在太河鎮北面的淄河灘上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憤怒聲討秦啟榮、王尚志有預謀、有計畫地伏擊我受訓幹部和護送部隊的滔天罪行，沉痛悼念捐軀烈士，誓為他們報仇雪恥。國民黨蘇魯戰區司令于學忠，派代表視察太河慘案現場並參加追悼會。
處理結論
1943年秋天，我軍攻打安丘縣敵據點，惡貫滿盈的秦啟榮被我復仇的子彈當場擊斃；雙手沾滿八路軍指戰員鮮血的劊子手王尚志逃到平度縣西部投降日寇，成了徹頭徹尾的漢奸。1947年病死，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黨和人民沒有忘記為國捐軀的革命先烈。60年代初，為紀念太河慘案烈士，開工不久的金雞山水庫更名為太河水庫；1984年6月28日，淄博市人民政府公布太河慘案紀念地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淄川區人民政府設立石質標記；1985年8月，淄博市人民政府在釣魚台上建起13.58米高的“太河慘案死難烈士紀念碑”，通體用白色花崗岩砌成，象徵著烈士們純潔而高尚的革命情操。碑座四面各有一幅浮雕。紀念碑碑文如下：
自廣漢陷落，國難益深，戰火愈烈，日本侵略者施“政治誘降”、“以華制華”毒計；國民黨反動派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之策。遂摩擦迭起，禍事端端。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我堅持清河平原抗日游擊戰爭之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六十二將士，在十團三營營長呂乙亭率四、七兩連護送下，受命赴魯南“山東抗日軍政幹部學校”及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深造。部隊將過太河時，我出於團結抗日誠意，先得距鎮國民黨別動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部王尚志之假道允諾。然我二百七十餘抗日游擊健兒行至豹岩山下、太河西圍牆外時，竟突遭頑軍伏擊。我將士身陷絕境，進退維谷，仍念國共合作大局，高呼口號，曉理動情。但暗伏之群小，卻不顧民族大義，欲置我於死地。眾將士忍無可忍，戮力共奮，血刃突圍。終因眾寡懸殊，地形不利，除六十餘人脫險，我呂營長與一戰士當場飲彈壯烈犧牲外，均為其執。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特務團長潘建軍、宣傳科長鄧甫晨、政治幹事張琴書、石印股長徐效禮、四連指導員張林、七連指導員陳大學等八同志，面對頑凶，寧死不屈，血染淄流，罹難殉國；餘二百眾，或被強行遣散，或遭殘酷殺害。手段至狠至毒。慘聞傳出，聽者驚心，讀者發指。而國民黨反動當局卻懸匾慶貨，謂之“太河大捷”。其對日妥協，加緊反共真相，大白天下！淄流奇怨，眾怒難平。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怒斥秦頑是“摩擦專家”，“無法無天”；山東縱隊首長通電全國，申明慘案真相；淄（川）博（山）益（都）臨（淄）等縣民眾則迭章上書、集會、請願，聲討秦、王彌天大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八路軍山東縱隊一、三、四支隊勇士同仇敵愾，並肩作戰，討頑雪恥，慰藉英靈。撫今追昔，當思人民江山來之不易！瞻望未來，應為中華大業作出貢獻！革命烈士，如山如水！千秋永志，浩氣長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