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發展機理
城市是人類居住、生產、管理等活動的集聚中心,“城市在空間上的結構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投影”(克里斯泰勒),它的形成和演化是城市行為者、居民、企業、政府追求規模經濟行為在地域空間上的體現。從理論上講,各個城市行為者追求規模經濟的行為都是理性的,但若干個體理性行為經過多重疊加並最終反映在城市空間上,則有可能出現城市過度膨脹而導致交通擁擠、地價上升、環境污染等規模不經濟的非理性後果。在這種情形下,城市必然通過擴散來重新獲取規模經濟效益,分散到一定程度後又走向新的集中。在這種集聚、擴散、再集聚的循環反覆過程中,城市化得以在更大空間範圍內推進,從而出現了大都市區這一新的城市空間組織形式。
如果說,對規模經濟的追求是大都市區形成和發展的根本動因,那么,城鄉相互作用是大都市區形成和發展的直接動力。從空間相互作用的觀點看,城市化就是通過城鄉相互作用使城市功能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不斷增強、城市空間份額不斷提高的過程。由於各個城市行為者對規模經濟的追求,城市空間範圍不斷擴大,對外圍地區的影響得以加深,當這種影響發展到足以使外圍地區強烈地表現出與中心城市的一體化傾向,即其經濟結構實現了與中心城市高度關聯的非農化的時候,就產生了中心城市與其外圍地區共同組成的大都市區。
大都市區的本質特徵是城鄉之間的密切聯繫,而密切程度與外圍地區的非農化水平直接相關。因此,非農產業在外圍地區的充分發展是大都市區形成的重要前提。在傳統技術條件下,大部分非農產業都具有城市區位指向的特徵,但二戰以後的技術革命使得這一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首先,技術進步減少甚至部分消除了傳統區位因子對產業布局的約束,改變了“城市-工業、鄉村-農業”的城鄉分工結構,城鄉關係進入城鄉非農產業共同發展的新階段。其次,技術進步加速了城鄉產業結構的更新和重塑,特別是隨著以信息經濟、知識經濟為基礎的後工業社會的到來,服務業取代製造業成為中心城市的主導產業,而傳統製造業則逐步從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擴散。由此,中心城市和外圍地區的產業結構同時產生互動轉換,建立了基於不同技術水平和資源優勢的產業關聯。第三,技術進步帶來的交通技術改進大大擴展了人類活動的空間尺度,繼居住郊區化、工業郊區化後又出現了服務業郊區化、辦公室郊區化,城鄉一體化傾向更趨明顯。
城鄉之間的相互作用以人員、物資、資金、信息等各種“流”的形式體現,並通過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傳遞、擴散。因此,完善的基礎設施可以大大提高區域的通達性,減少城鄉相互作用能量在傳遞、擴散過程中的損耗,從而使城鄉聯繫達到最佳。
合理布局
大都市區的合理半徑以不大於200公里為宜(核心城區與鎮村之間辦事方便,能當天來回)。大都市區核心城區人口規模應在300萬以上(城區人口在200萬以上,才能以合理的稅費,提供較好的公共服務,否則服務不足或腐敗;城區人口在300萬以上,才能支撐較發達的公共運輸業,比如捷運和航空等)1600萬以下(城區人口超過1600萬時,會發生較嚴重的城市病)。
大都市區的總人口應在1000萬以上(有利於形成300萬以上人口的核心城區,以及較合理的城鎮體系),5000萬以下(人口超過5000萬時,會有較嚴重的大都市區病,尤其是環境問題(城市廢棄物難以就近消納)和住房問題、交通問題等。
中國有約14億人口,至少將會有10億城鎮人口,只有均衡布局更多的大都市區(中心城市300-1600萬人口,200公里範圍內1000-5000萬人口),建設更多(50個左右)的大都市區(可增設新省或直轄市),才能使中國的人口相對均衡分布,使城鎮廢棄物就近消納(200公里內),並從根本上解決城鎮化與城市病的矛盾。
所以,現有特大城市(特別是省會)200公里之外,如果有較大的區域(3萬平方公里以上)和較多人口(1000萬以上/容易培育300萬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均應培育新的中心城市(比如增設為新省的省會)、建設交通幹線樞紐(尤其是是高鐵)、建設綜合性的研究型大學等),以實現全國大都市區的均衡合理分布,從根本上防止全國的人口只集聚在現有的省會或直轄市(使城市病和城市群越來越嚴重)。其中,以徐州、宜昌、贛州、桂林和宜賓等城市為中心的區域均是培育新的大都市區的理想區域(如下圖)。
國外大都市區
美國在19世紀的工業化進程中,城市發展以集中為主,主要是大城市本身規模不斷擴大。進入20世紀20年代,美國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大城市人口開始逐漸向郊區遷移,形成了具備相當城市功能的郊區,構成美國大都市區的兩個基本要素。美國的大都市區發展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20世紀初至1940年,在這個階段,大都市區的數量和規模普遍增長。1920年,美國有58個大都市區,其人口占美國總人口的34%;1940年,大都市區增加到140個,其人口比重上升至48%,接近全國總人口的一半。第二個時期從1940年延續至今,主要表現為百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區優先增長。在這一階段,大都市區數量增加至331個,大都市區人口近2.2億,占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其中百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區發展尤為迅速,其數量由11個增加到60個,人口由3490萬增加到14050萬,占美國總人口的50%以上。
日本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也具有明顯的以大都市區發展為主導的特徵。在重工業化時期,日本的製造業高度集中於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四個大都市區,尤其是集中於四個大都市區臨海部的所謂四大臨海工業帶。1960年僅占日本國土面積2%的四大臨海工業帶占據當時日本工業總產值的30%以上,占國土面積12%的四大都市區更是占了工業總產值的70%。雖然日本政府為了預防和消除工業過度集中帶來的一系列弊端,在1962年通過了東京、大阪、名古屋工業布局限制法,但由於大都市區的巨大集聚效應,人口、工業繼續向大都市區集中。直至今日,日本近八成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集中在四大都市區。
歐洲國家如英、法、德、荷等國,在其城市化發展中也出現了大都市區形成和發展現象。大倫敦地區、大巴黎地區等都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大都市區。而早在上世紀50年代,歐洲西北部從巴黎經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直到魯爾、科隆這一地區,英格蘭中部從曼徹斯特、利物浦到倫敦這一地區已經形成了若干個大都市區在地域上彼此相連的現象。
重慶大都市區
重慶大都市區, 是重慶在五大功能區規劃體系里提升出的一個新概念。包括五大功能區的都市功能核心區、都市功能拓展區和城市發展新區,即主城九區和12個行政轄區:涪陵區、長壽區、江津區、合川區、永川區、南川區、綦江區、大足區、璧山區、銅梁區、潼南區、榮昌區。
溫州大都市區
溫州大都市區的總體規劃, 以1個大都市核心區,以樂清、瑞安、平陽、蒼南、文成、泰順6個縣城為副中心,以50個左右中心鎮為重要節點的大中小城市網路型組團式都市發展新格局。其中,“1”和“6”在原有基礎上,打破鄉鎮街道行政區的限制,規劃建設大都市的功能區,實施撤鄉鎮建街道。而其他地區則實施鄉鎮撤擴並,建設“50”個有特色的區域中心鎮。
福州大都市區
福州大都市的“一區三軸八新城”是指:“一區”即一個中心區,指福州三環路以內區域,主要承擔市級行政、文化、商貿服務等中心職能;重點強化八一七中軸和閩江軸線兩條公共設施服務帶,以及北江濱中央商務中心、海峽金融商務區、會展島、晉安中心、奧體中心、義序中心等六個公建中心。
“三軸”包括傳統城市服務軸,承擔商業服務、行政辦公、文化體育等綜合服務功能,未來跨越閩江延伸至烏龍江沿岸;城市東擴發展軸,承接傳統城市服務軸向東部濱海延伸的區域發展,串聯中心區東部新城以及長樂城區、濱海新城,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城市南進發展軸,承接傳統城市服務軸向南部延伸的發展軸,串聯城市中心區、科學城新城,以科技研發、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為主。
“八新城”包括東部新城、科學城、大學城、汽車城及馬尾、晉安、荊溪-甘蔗、亭江-琅岐8個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