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塘文化

大塘文化
大塘文化的石器分打制、磨製兩類，器形不大，種類豐富。打制石器有盤狀器、刮削器、小尖狀雕刻器以及石坯。磨製石器有斧、錛、鑿、刀、鐮、網墜等。多為河床礫石加工而成，一端保留自然礫石面，另一端磨製成雙面刃。尤其石刀、石鐮磨製精美，通體打磨光滑。
大塘文化的陶器以紅陶為主，在大塘遺址中約占９０％，分純紅、褐紅和淺紅幾種，灰陶和黑陶占一定比例，有少量的外紅內黑陶，白陶極少，部分淺紅陶上紅陶衣。陶質以夾砂陶為主，占８０％以上，夾炭陶、泥質陶次之。陶器火候較高，特別是部分夾砂陶胎質結構緊密堅硬，叩之有聲。陶器製作採用貼塑法，成形後經慢輪修整，器壁厚薄均勻，器形規整，表現出了較高的制陶工藝。陶器的紋飾十分發達，大塘遺址、附山園早期遺存絕大多數陶器的表面有紋飾，素麵陶所占比例極小。紋飾繁縟，種類很多，有由戳印、拍印、刻劃、模印和剔刺形成的指甲紋、雨線紋、圓圈紋、水波紋、篦點紋、繩紋、弦紋，戳印、模印及單線刻劃的鳳鳥、太陽、獸面和房屋圖案等。器物講究通體裝飾，如釜一般從頸部以下至底部裝飾有戳印紋、弦紋、繩紋等組合紋飾，紋飾規整，沒有疊壓或交錯現象。陶器中有部分彩陶，彩分紅彩和褐彩兩類，紅彩簡單，多在紅衣上飾深紅豎條彩。褐彩圖案複雜，多飾於灰白或黃白陶上。大塘文化陶器的器類以圜底器、圈足器為主，有少量平底器，不見三足器。器形以釜、碗、罐為大宗，其餘有圈足盤、器蓋、缽、支座、甑等。
根據目前的材料，大塘文化暫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 以附山園早期遺存為代表
第二期 以大塘遺址為代表
第三期 以獨嶺坳一期遺存為代表
大塘文化在湘江流域的產生、發展及式微，與周鄰文化有著密切聯繫。大塘文化的陶器，大致可以分四組，第一組以鏤孔圈足盤、碟形器蓋、斜弧腹碗為代表；第二組以釜、折沿雙耳罐、曲腹碗為代表；第三組以折沿、仰折沿的罐（或釜）、平底盤、矮實圈足盤為代表；第四組以折沿直壁淺腹釜、折腹圜底盆、弧腹圜底盆為代表。如前所述，第一組陶器是洞庭湖區皂市下層文化習見的陶器組合，屬皂市下層文化因素。這一組器物與第二組器物在大塘文化中長期共存，在大塘文化的第二期仍有較多發現，只是器形方面略有變化。第二組器物是大塘文化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大塘文化區別於其他文化的標誌性組合，屬本地文化因素，其中折沿雙耳罐、高領雙耳罐、曲腹碗只在一、二期流行。釜是數量最多的器形，形式豐富多樣，尤其是一種腹部飾戳印紋、弦紋、刻劃紋和細繩紋組合紋飾的折沿筒腹釜，貫穿於整個大塘文化始終，並為後來的堆子嶺文化所接受。第三組器物所見完整器形不多，夾粗砂黑陶罐（或釜）僅見口沿，腹部飾鳥、太陽圖案的夾砂紅陶、夾砂灰陶罐（或釜）也只見口沿和腹部殘片。矮實圈足盤僅見圈足部分，圈足底部刻劃一獸面圖案。唯一較為完整的是一件平底盆形器。該器斂口深腹平底，口沿以下及腹部飾戳印圓圈紋、水波紋，器形與沅水流域高廟遺址下層出土Ｆ型圈足盤上部相近。這一組器物雖然完整器形很少，但器物上戳印的鳳鳥、太陽紋圖案及圓圈紋、水波紋，與高廟遺址下層高度一致。高廟遺址下層的年代，發掘者認為與皂市下層文化中晚期相當，上限在距今７４００年左右，比大塘遺址要早，而這一組器物在大塘文化一期又不見，因此，這組器物極可能是沅水流域高廟下層文化的因素。第四組器物在大塘文化第三期才出現，其折沿直壁淺腹釜與湯家崗下層Ｍ４：６圜底罐器形十分接近，弧腹盆與湯家崗下層Ｍ３出土的缽形器相似，折腹盆則與湯家崗Ｍ４：２缽形器作風一致，因此，這一組器物是洞庭湖區湯家崗文化的因素。
通過對大塘文化陶器的分組及其淵源關係的探討，不難發現，大塘文化的產生髮展受到了洞庭湖區皂市下層文化、湯家崗文化、沅水流域高廟下層文化的強烈影響，繼承和吸收了這些文化的部分因素，正是多種文化因素的交融，催生了大塘文化。在大塘文化的第一期，皂市下層文化的影響十分強烈，它直接繼承了一組皂市下層文化的典型器形，但具有本地特色的各類釜形器、曲腹碗、罐類器占主導地位，從而決定了大塘文化的自身屬性。對於本地因素的這一組器物，其來源目前尚不清楚。雖然在附山園遺址的附近，同時發現了年代更早的黃家園遺址，兩個遺址相隔不到１０米，二者也有一定的聯繫，但找不到文化因素的直接繼承關係。要搞清楚這一組器物的來源，還有待將來的工作。到了大塘文化的第二期，自身的文化因素進一步加強，在繼承和吸收其它文化因素基礎上，有所創新。這一期皂市下層文化的影響仍然存在，並且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如圈足盤的器形多樣，超過了第一期，新出現了斂口盤。斂口盤在洞庭湖區湯家崗文化大量流行，但大塘文化的這種斂口盤為夾砂或夾炭黑陶，其圈足部分保持了皂市下層文化的風格，與湯家崗文化的白陶盤有根本區別，時代上應更早。與此同時，沅水流域的高廟下層文化也越過雪峰山脈，將其觸角伸到了湘江流域。正是在高廟下層文化的影響下，本地陶器的裝飾藝術達到了頂峰，除流行戳印的鳳鳥、太陽紋飾外，彩繪的鳳鳥、太陽、植物、水草紋飾相當精美，刻劃的類似乾欄式房屋、山峰、太陽紋紋飾圖案也很有特色，如果說高廟下層文化戳印的鳳鳥紋、獸面紋給人以莊嚴、神秘的感覺的話，那么大塘文化本地特色的裝飾圖案則更多的帶有寫實和浪漫色彩。進入第三期後，大塘文化急劇萎縮，雖然還繼承了一、二期的文化傳統，如釜類器仍占主導地位，戳印紋、刻劃紋、繩紋繼續流行，但一、二期廣泛流行的一些器形消失，紋飾也遠不如一、二期豐富，文化面貌呈現一種停滯的狀態。洞庭湖區緊接皂市下層文化之後的湯家崗文化強勢挺進。這一期新出現的大口圈足盆，豆類圈足在一、二期均不見，應代表一種新的文化因素。可能正是在湯家崗文化的強烈衝擊和周邊其他文化的影響下，使大塘文化走到了盡頭。
關於大塘文化的年代，目前三個遺址中只有大塘遺址有一個炭１４測年數據，為距今６９９０土１００年（未經年輪校正），而皂市下層文化最晚的炭１４測年數據是距今６９２０土２００年，一般認為皂市下層文化的年代在距今７５００—７０００年左右，大塘遺址的測年數據略為偏早，它不可能早於皂市下層文化晚期。通過以上分析比較，可以大致推測大塘文化各個時期的相對年代：
第一期：略晚或相當於皂市下層文化晚期
第二期：晚於皂市下層文化晚期，早於湯家崗文化。
第三期：相當於湯家崗文化時期。
湘江流域緊接大塘文化之後的是一種以鼎為主要炊器的堆子嶺文化。大塘文化對堆子嶺文化影響很大，在堆子嶺文化的一、二期，屬大塘文化因素的筒腹釜、雙耳罐繼續流行，只是筒腹釜從數量上已讓位於新出現的鼎。據有關材料介紹，位於湘南五嶺北側的臨武縣出土了與大塘文化風格一致的紅陶筒腹釜，其戳印紋飾基本相同，器物組合也以釜、碗、罐為主。另據何介鈞先生相告，粵北嶺南的曲江石峽遺址也出土了同類型的釜。而從環珠江口的深圳大鵬鹹頭嶺遺址出土的陶器來看，其部分器物的戳印紋飾也與大塘文化有相似之處。這說明湘江下游這種以釜為主要炊器、以釜、碗、罐為主要組合、以戳印紋、弦紋、繩紋等組合紋飾為裝飾風格的文化傳統對湘江上游及嶺南的古代文化產生過較大影響，湘江流域從這時起就成為了嶺南嶺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