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明朝在推翻了元朝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後，並沒有乘勝將元朝政權完全推翻。儘管建國初期曾進行過數次大規模的征伐，但並沒有遇到北元主力。而《明史》、《明實錄》等史料中大捷之類的記載，經後人考證，多為歌功頌德之類的套話，並不是實情。
明朝既然沒有與蒙古主力決戰，那么蒙古的軍事力量就不容小視。雖然蒙古諸部在退居蒙古高原後時分時合，但總是明朝的一大威脅。尤其到明朝中後期，明國力下降，對蒙古諸部已經由國初的主動出征變為消極防禦。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河套。明初，河套屬明朝統治，明廷在東勝置有衛所。後來，衛所不斷向明朝內地遷移，蒙古諸部的領地則不斷向南推進。正德年間，邊將尚有“搜套”之舉。而後，隨著國力的下降和思想的保守，河套處於三不管的狀態。
面對蒙古諸部的侵擾，明朝邊塞守將為減少損失，不得不築堡遣兵戍守。於是便有了《明實錄》的那段記載：“張文錦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趣之。參將賈鑒望風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鑒、柳忠等遂倡亂，殺鑒，裂其屍。是出塞上，屯於焦山墩。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撫之。還鎮，文錦夜捕官隊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誅之。諸卒恐，乃復相聚為亂。比明，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囚，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u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叛卒擁眾圍王，索文錦，曰，巡撫不出，我且焚王宮。王懼，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
從《明實錄》中不難看出，兵變是因墩堡築成後，士卒不願遠戍，官府督之過激導致的。而兵變中，士卒變亂行為的加劇又是因為巡撫張文錦“殺降”引起的。雖然是欲誅首惡，但變卒人人自危，卒致事變加劇。
原因
軍事
明朝建立後，北元政權一直存在。明初諸帝雖然多次北伐，但因蒙古實行行國體制，出征成效不大。而後隨著明朝國力的衰微，在對待蒙古的策略上，不得不由明初的征伐變為消極守御。並不斷在北部修築邊牆、墩堡，設定鎮所。大同便是其中之一。大同北面，四望平衍，寇至無可御。《明史・張文錦傳》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鎮城者，以葛谷、白陽諸堡為外蔽也。今城外即戰場，何以示重？”所以便有了修堡徙卒之舉，即“議於城北九十里外，增設五堡，日水口、宣寧、只河、柳溝、樺溝。”而在修堡的過程中，“參將賈鑒督役嚴，卒已怨。”
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重生敬死，邊卒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明朝國力衰微，蒙古騎兵強大的時候，與蒙古作戰無異於以卵擊石。《明史》中，記載蒙古某部入犯，明某將殉國，某地遭蒙古大掠的字眼隨處可見。邊卒身處邊疆，熟知邊情，所以，當張文錦“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的時候，“眾憚行，請募新丁”。
社會
從史料記載來看，明代的社會風氣顯得有些浮躁。《明史・楊廷和傳》記載：嘉靖登基之初，楊廷和在與毛澄論及興獻王主祀稱號時，一句“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隨口而出，全不在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禮儀。而眾朝臣在聽到張璁、桂萼已到京時，“眾洶洶，欲撲殺之。萼懼，不敢出。璁閱數日始朝。”身為大臣，本該行有規、言有度，但此時卻集眾打人，與市井無賴無二。大臣言行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可想而知。所以，在整個社會已經變得浮躁的情況下，一旦有風吹草動，利益受損之人必然會結成一體，乘時而動。蒙古的多次南下對明朝邊卒造成了心理上的壓力，使他們產生了懼戰怕死的陰影。出於對自身安危的關注，其行為中的過激傾向自不待言。
經濟
明代實行屯田制，但出於對土地財富的渴求，作為屯田制基礎的耕地一開始就被近侍、外戚、朝臣等以各種名義侵占。《明史・柴車傳》記載：宣德六年（公元年1432年），山西巡按御史張勖言，“大同屯田多為豪右占據”。到正德時期，屯田制已被破壞殆盡。張文錦在任時就曾“劾奏陽和天成分守太監李睿，報納官草，累軍採運，侵占莊田，役軍耕種，結逆黨黃福添等為腹心，”請求“正其罪，別選老成安靜者代之。”隨著經濟狀況的下降，兵士的不滿情緒也隨之生長。在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官吏驅使假以辭色，自然更容易引起糾紛。
政治
明朝邊防思想不合時宜。
終明一世，其對蒙古的實際情況並不了解。所以在封貢、戰爭兩者之間猶豫不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明朝在此時處於守勢，攻城不可實現，而且因蒙古實行行國體制，也無城可攻。但陳兵邊塞，耗費巨大。《明臣奏議・豫防邊患疏》載：“宣大二鎮共有官軍一十四萬，延寧二鎮又設有官軍七萬，歲費糧儲數百萬計。”在屯田制日趨沒落的形勢下，政府支出增加。同時，因很多民田被占，政府收入減少，所以軍費支出比例變大，財政危機加劇。這一多、一少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決，邊防思想和措施又沒有改變，矛盾便一直加劇。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中央因循守舊、控馭無方。
法紀廢弛，執法不嚴。
《明臣奏議・豫防邊患疏》載：“各鎮守臣因循怠忽，不肯豫先料度邊情。”身為邊臣，不能專職其責、經營邊事，其目無法紀可見一斑。而若非法紀廢弛，邊臣御下無方，士卒不可能會聚眾譁變，輕率地殺戮上司。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大同軍卒因“糧餉欠缺”而“欲為亂”。而在事件發生後，只“戮其首禍者五人，以徇次調極邊哨守，余悉諭令安堵鎮巡等官節制，欠嚴姑宥之”，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糧餉欠缺的問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熟讀《詩》《書》的朝臣無法採取措施保證糧草，或許有諸多因素制約，但終歸沒有盡到職責。
從上述可見，無論京官還是邊臣，都沒有真正的恪盡職守。長此以往，變亂必然會發生。
過程
朝廷以蔡天佑為大同巡撫，桂勇為總兵官，前往安撫。十一月，又遣軍鎮壓。郭鑒、柳忠等相繼被俘殺。鑒父郭疤子又串眾起事報復，生擒總兵官桂勇，持至次年二月失敗。十二年，大同鎮卒不堪軍官虐待，再次舉事，殺總兵官李瑾，並固守城門，屢挫官軍。後遭分化瓦解，首領黃鎮被害，指揮馬升、楊麟投降，兵變失敗。
結果
後遭分化瓦解，首領黃鎮被害，指揮馬升、楊麟投降，兵變失敗。楊麟自殺。
影響
從大同一地來看：巡撫、參將被殺，宗藩受擾，府司衙門被焚，不能說兵變的破壞程度不大。從明朝的北部邊防來看：大同是邊防重鎮，九邊之一。如果兵變不能得到妥善處理，進而波及其它邊鎮，明朝的邊防力量將會因內部的矛盾而大為減弱，甚至是邊防崩潰。而且大同北接蒙古，如果蒙古此時真的興兵入犯，後果不堪構想。從明朝全局來看：國家的軍事力量中，邊防部隊和京營軍士最為精銳。邊卒的變亂直接影響到了明朝的國家安定，挑戰了皇帝的權威，在皇帝對國家的控制力方面產生了不良影響。
評價
明代當時的一系列因素導致了兵變的發生。而其中，糧餉問題無疑是最直接的，因其直接關係到邊卒的生存。而明朝廷在解決糧草問題上的軟弱無力，使得產生兵變的直接因素一直存在。而究其深因，則在於明朝後世之君固守祖制，守邊無方。加之明朝中央對邊情及蒙古缺乏了解，更是使得朝廷政策無的放矢。而文官集團的重名與無能，使得明代的官僚機構行政效率低下，解決問題困難。所以，儘管此次兵變暫時平息，但因根源一直存在，兵變隨時可能爆發。
各種矛盾交織是明後期社會的一個現象。而邊患就像一個腫瘤，始終牽動著明朝的統治階層。儘管邊卒待遇微薄，但邊費仍耗費了明朝相當的國力。明朝最終在內憂外患的互動作用下淪入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