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實際求實性
大別山根據地孤軍深入，遠離後方，實行無後方作戰，歷來為兵家所忌。而千里躍進大別山，卻正是把大後方丟在千里之外，深入敵占區的腹地，實行無後方作戰。為什麼黨中央要出此險招呢？其實，黨中央正是實事求是全面分析了情況，估計到了主客觀的各種因素，認為卻有極大的勝利可能，才作此決策的。
大別山原是我黨開闢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廣大民眾接受過革命教育，經受過革命的鍛鍊，人心向著共產黨。1939年黨中央又派李先念率領新四軍第五師建立了鄂豫邊區根據地。我軍到達大別山區以後，完全有可能迅速和人民民眾結合在一起，在人民民眾中生根開花。另外，大別山雖是敵占區的腹地，但非常空虛，是敵人戰略上最薄弱最敏感的地區，我軍經過頑強戰鬥，戰勝敵人並穩定局勢，鞏固勝利，發展勝利，是有極大可能的。
劉鄧大軍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有吃苦耐勞、不怕一切艱難困苦的光榮革命傳統，他們有勇氣克服在沒有後方的情況下所遇到的重重困難。此外，劉鄧大軍“孤軍”不孤，有其他友軍的配合。而且，解放戰爭的戰局發展非常迅速，只要堅持一定時間，整個局面就會改觀。
劉鄧大軍到達大別山後，果然受到了人民民眾的歡迎，他們情真意切地對人民子弟兵說：“這次回來就不要再走了啊！”〔1〕但是蔣介石調動的33個旅的兵力也接踵而至，企圖在我軍立足未穩之際，利用我們無後方作戰的困難，把我軍“殲滅”或“困死”在大別山。這時候，我軍在全國戰場上雖然是外線進攻，但劉鄧大軍在大別山這個局部地區，卻變成了內線防禦；戰略上是前進了，在裝備、供應上卻後退了。部隊一舉一動都感受到無後方作戰的嚴重困難。敵人除向我軍進行軍事“圍剿”外，還從日本人和美國人那裡學來了“三網政策”，製造無人區，煽動地主富農搞武裝叛亂，威脅民眾，不準民眾接近我軍。這一切，確實給我軍製造了不少困難。
為在大別山打開局面，站穩腳跟，劉鄧召開白雀園會議，再次闡明進軍大別山的戰略意義，分析形勢，強調要反對不敢積極殲滅敵人的右傾情緒，大大鼓舞了指戰員的鬥志。會後，部隊首戰李家集、柳子崗，消滅敵人五十二師和新十七旅的一部；接著在皖西又消滅了敵人的六十二旅；然後向長江推進，攻克了武穴、團風等重鎮。蔣介石以為我軍要過長江，急令四十師和八十二旅迅速尾追阻止。他哪裡知道，劉鄧卻又命我軍殺了個回馬槍，在廣濟的高山鋪地區把這股敵人全部殲滅。
鬥爭建設科學性
劉鄧大軍在重建大別山根據地過程中很好地處理了軍事鬥爭與政權建設的關係，以軍事鬥爭的勝利保障政權建設的順利進行，以政權建設的順利進行推動軍事鬥爭的勝利。為了保證軍事行動和建黨建政工作同步進行，中原局和野戰軍指揮部在息縣召開一次高級幹部會議，研究進入大別山後的行政區劃和黨政軍組織的建設問題。會上，中原局根據大別山的自然狀況，將大別山地區劃分為鄂東、鄂皖、皖西、豫東南四個工作區，分別成立工作委員會，以便統一領導地方工作，後又根據實際需要將四個工作區重組為鄂豫、皖西兩個區。隨著各級黨政軍組織機構的建立和完善，財政稅收、籌款籌糧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規。
劉鄧大軍在搞好政權建設的同時，還積極開展軍事鬥爭，先後進行了河風集、中鋪、光山、張家店、高山鋪等戰鬥，並加強了地方武裝建設，將地方武裝鬥爭與地方政權建設有機結合了起來。鄧小平認為，部隊要在大別山立足生根，創建根據地，必須首先與當地黨組織和游擊隊取得聯繫，必須依靠當地幹部和民眾的大力支持和幫助，才能克服困難，打開局面。所以，他在幾次講話中都反覆強調，進一步加強地方的武裝鬥爭，配合主力部隊的軍事鬥爭是重建大別山根據地的重要條件之一。1948年6月6日，鄧小平在為中原局起草的《關於執行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指示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地方武裝已有相當發展，即應有計畫地進行整理和鞏固。特別注意加強幹部，加強階級教育，建立黨的組織。”在“已有的人民武裝中，亦應採取有效辦法，依靠農協進行整頓和鞏固，嚴防特務地富掌握。凡是有可靠的農協村莊，都應將人民武裝置於農協領導之下，並經過農協逐漸地掌握全村的民槍”。〔2〕
由於劉鄧等將軍事鬥爭與政權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實行了科學的戰略決策，才使得根據地一度異常困難的財政開支和部隊給養問題逐步得到緩解，使人民解放軍在大別山站穩了腳跟，實現了中央“三軍配合，兩翼牽制，外線作戰，經略中原”的偉大戰略部署，為奪取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策略的創新性
鄧小平等在創建大別山根據地的實踐中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策略，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為中共中央制定、完善新區政策作出了積極貢獻。
剿匪方面，實行軍事打擊、政治瓦解和發動民眾三者緊密結合的剿匪方針。在軍事打擊的同時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其主要形式是：首先，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布告。如黃岡縣委印發了《人民解放軍宣言》《解放軍軍事捷報》等，分發給部隊，帶到敵人據點附近張貼。麻城縣宣傳口號中寫到：“土匪回頭求新路”、“立功贖罪保證不殺，允許保甲等人員維持秩序”。其次，寫信、寄勸降書。如鄂豫軍區二分區傳送400餘份勸降書，爭取了820餘名土匪人員自動投降。再者，談話、開座談會報告會。如中共黃岡縣委書記親自找新洲最反動的梅心甫談話，以爭取他不再與共產黨為敵。〔4〕
政權建設方面，建立兩面政權。為了有利於地方工作，各地在游擊區建立兩面政權，開展統戰工作。對游擊區的敵鄉保政權也改變過去一腳踢開或全部摧毀的做法，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取或打或拉的策略，以逐步建立兩面政權或兩重政權（既有反動政權，又有為我服務的機構），讓其為我辦事。同時，在不暴露我們工作的情況下允許應酬敵方，以減少民眾損失。後來，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開展統戰工作，一方面通過兩面政權給敵縣鄉自衛隊官員和逃亡地主寄送統戰信件向他們講明人民必勝的趨勢和我黨“既往不咎，立功受賞”的政策，動搖瓦解其軍心士氣；另一方面開展對開明紳士和國民黨內有識之士的爭取工作，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社會力量，以期結成反蔣統一戰線。如潛山縣太湖地區和鄂豫四、五分區的一些兩面政權還延伸到敵中心據點和縣城周圍，這些地方表面上看尚屬敵占區，但實際上已是人民的天下。
新區土改政策方面，由土地改革變為“減租減息”。大別山根據地土改初期，曾有不少地方提出“一手拿槍，一手分田，打到哪裡，分到哪裡”和“村村點火，處處冒煙，走一處點一處”等過激口號，造成不良後果。鄧小平察覺後，及時制止了這種左傾錯誤，並連續向中央發出數份電報，介紹了大別山土改情況，提出要根據新區特點區分鞏固區和游擊區兩種區域的思想，主張在鞏固區可以進行土改，在游擊區不能急於平分土地，而應深入宣傳《土地法大綱》。1948年5月中旬，鄧小平在一次工作會議上強調，在新區打土豪分浮財，過早實行分土地害處很大。今後大別山區的工作方針確定為：不分浮財，不打土豪，連大地主也不打。在這次會議上，由土改轉為“雙減”的思想更加明確。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後來鄧小平向中央作了詳細匯報。在鄧小平意見的基礎上，毛澤東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及陳毅、粟裕商討新區土改政策，決定將新區土改變為“減租減息”，並於1948年5月24日致電鄧小平：“新解放區必須充分利用抗日時期的經驗，在解放後的相當時期內，實行減租減息……而不是立即分浮財、分土地的社會改革政策。”〔5〕第二天，黨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向全黨明確了上述意見。6月6日，中原局下發“六六”指示，要求各地區停止土地改革，分步驟逐步開展“雙減”，並系統闡述了新區農村工作政策，為新解放區的土改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直到1949年下半年，中原區成為有較好工作基礎的鞏固的解放區時，大別山區土改才有步驟地開展起來。
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在無後方依託的條件下克服了千難萬苦，將我黨我軍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中的根據地工作的經驗與大別山根據地建設的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根據地建設模式，最終在大別山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一舉扭轉了整個戰場的形勢，為奪取全面勝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6〕
注釋：
〔1〕陳伯鈞等：《紅旗飄飄選編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
〔2〕《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與三軍經略中原》（中），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3〕《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程少明：《劉鄧大軍在大別山根據地的思想政治工作》，《黃岡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
〔5〕《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6〕《偉大的歷程》，人民出版社，197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