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大乘寺為二十八寺中北七寺之新藏寺。據史載:此地前臨仙湖,後枕西湖,綠水澄清。至宋代日漸荒廢。元代(1271-1368年)再建殿宇,各曰福田庵。明代擴建為龍藏寺,其規模南控南南城腳(合之北京路麗都酒家附近),北枕拱北樓(北京路興西湖路口交界處),山門朝西,直通龍藏街(龍藏街由此得名)。明末被當局改建為巡按御史公署。清朝順治六年(1649年),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受命南征,直逼百粵,史稱“兩王八粵”,合圍穗城,攻戰持續十個月,公署毀於兵焚。康熙二年(1663年)春,尚可喜自捐王俸重建佛寺,並親自董理;翌年冬竣工;主要建築每頭門、鐘樓、鼓樓、天王殿、大雄寶殿、毗盧殿,兩側建廊廡、方丈室、香積廚、齋堂、庫房、僧舍、客堂。殿宇布局及制式,悉仿京師官寺。大雄寶殿坐北向南,面闊七間,深進五間,面積1200平方米,殿高18米,“莊嚴雄壯,觀者聲為!”大殿正中供奉黃銅精鑄的三世佛像,各高六米,重十噸,為嶺南之冠,故名大乘寺。“康熙三年歲次甲辰孟冬吉日”,由“平南王尚可喜薰沐耳拜題”的《鼎建大乘寺記》石碑,至今仍保存在大雄寶殿前面左側。另有《鼎建大乘寺題名碑》兀立於大殿右側。
康熙六年(1667年)八月初一,尚可喜三子尚之隆晉秩額駙(滿族語,即駙馬)後,偕固倫公主不定期粵省親,聘請班禪喇嘛及四十名喇嘛同來廣東,駐錫大乘寺,大修四十九天“無遮勝會”。
據傳,尚可喜到了晚年,往往預感有“不祥之兆”。如何償還屠城罪業,告慰無辜冤魂?謀士金澄獻策“逃禪避禍”。於是決意皈依三寶,廣招沙彌,盛開法會,大乘寺呈現興旺景象。山門聯“大道有岸,佛法無邊”,即出自其謀士金澄之手。康熙十二年(1673年)雙目失明的尚可喜離開大乘寺回遼東養老。大乘寺興旺景象也隨之回落。
康熙中葉,行腳僧自樂禪師雲遊到此,目睹大乘寺殿宇莊嚴,金身雄偉,卻無高僧大德駐錫,於是親自到海幢寺誠請正目禪師兼任大乘寺住持。從此海幢、大佛兩寺僧眾過往甚密、親如兄弟,大乘寺也漸趨興旺。
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十一日,世宗皇帝向中國頒布諭旨,整頓僧伽。廣州知府劉庶選大乘寺作為宣諭之所,並於殿前建宣諭亭。同時在大殿兩側增建韋馱殿、伽藍殿及僧舍,在寺院外街建東西兩座門樓——東標“佛境”,西榜“禪林”。此時寺院範圍擴大為開山以來最為鼎盛的時期,興光孝寺、華林寺、海幢寺、長壽寺(在長壽路,已廢)四寺齊名,合稱廣府五大叢林。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則徐以欽差大臣身份到廣州查禁鴉片,“收繳菸土菸槍總局”設在大乘寺內。
鹹豐年間(1851一1861年),太平天國起義,粵府占用大乘寺西邊的大部分僧舍設立善後局,僧人紛紛離寺,僅剩三人看管寺門。民國初年,當局占用殿宇設立廣州市政公所。民國十年(1921年),廣府五大叢林寺僧及知名居士鑒於世風日下,人慾橫流,功利之說甚盛,道德之基益搖,聯名發起在大乘寺組織廣州佛教閱經社,以佛教文化及教義影響社會、淨化人心。此舉深得孫中山大總統嘉許,親筆書贈“闡揚三密”四字大匾(墨跡尚存,現已複製展出)。
民國十一年(1922年),當局以籌集北伐軍餉和市政府建設為名,將大乘寺全部房地產標價拍賣。寺僧聞訊,非常震驚,住持敬勝法師率領僧眾三十多人到省府請願。省長陳策微服暗訪大乘寺,得悉大乘寺的歷史與化藝術的保留價值,遂取消拍賣全寺之意,保留部分殿宇,延續佛事活動。寺僧艱苦努力,募集資金,贖回部分房地產,計有大雄寶殿、毗盧殿、禪堂、祖堂、庫房、方丈室、客堂、僧舍、齋堂等六千多平方米建築物,仍不失為叢林格局。
1926年3月26曰,“中山艦事件”後,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設在大乘寺祖堂及部分僧舍中舉行高級政治訓練班,吸收五十多名共產黨員入班學習,培養高級政治幹部,由周恩來任班主任。學員結業後,分派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軍、第六軍中任職。
特色
大乘寺位於新昌“千仞壁立,嵯峨怪石,環布如城”的石城山。大乘寺建寺歷史悠久,在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地位,曾是中國佛學研究和傳播中心之一。
新昌大乘寺創建於東晉永和初年,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據《高僧傳》記載,公元345年,高僧曇光為領略浙東的奇山異水,尤其受當時傑出的高僧竺道潛和支遁歸隱浙東的影響,慕名來到石城山。曇光棲於石室,草建“隱岳寺”,這就有了新昌大乘寺的開始。
大乘寺作為石窟藝術造像在外很有名氣,但大乘寺在佛學研究與傳播方面的歷史貢獻長期沒有受到人們的重視。如今,人們在重新認識新昌與新昌大乘寺在宗教界地位時,我們不能不再次提到高僧竺道潛與支遁。竺、支二人在當時的佛教界已經很有名氣,由於他們在浙東新昌一帶定居後,又有東晉十八高僧中的於法蘭、於法開、於道邃等相繼到來,因此又吸引了當時的大批名流來此共同探討佛教,於法蘭還在大乘寺的山門外建造“千佛院”的前身“元化寺”。
據史料記載和學者們探討的結果表明,曇光到新昌石城時,佛教傳入中國不過150年,由於多位高僧在此研究與傳播佛法,使當時的新昌大乘寺儼然成了中國的佛教研究基地,並由此在浙東一帶出現了中國佛教史上的“六家七宗”。眾多高僧與名士在新昌的活動將中國的佛教學研究推向了高潮,並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逐步向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傳播與滲透,這也理所當然地成了佛教界將新昌大乘寺作為佛教聖地的最主要理由。
大乘寺的輝煌歷史與在佛學發展中的地位,旅遊者可以通過專門書籍與導遊人員的口述中獲知,而大乘寺的造像藝術,建築與環境的和諧是任何文字與語言難以完全表述的,只有當你身臨其境時,才能體會其中之奧妙。
大佛寶像坐落在石城山仙髻岩的一穴石窟之內,石窟之外有建築宏偉的大雄寶殿。殿外流水淙淙,殿內香霧繚繞,是大乘寺的核心區域。不管出自何種目的造訪大佛金身,不管你有無最充分的思想準備,只要一跨入大殿之門,每個人都會感受到一種無形的震懾。寶像莊嚴,慈眉善目,甚至於微笑著凝視每個“凡夫俗子”,但誰也避免不了這種感受。大佛造像座高2米,身高13.74米,頭部高4.8米,耳長2.8米,鼻長1.48米。整個造像比例協調,充分考慮了人們觀賞的視角,被學界稱之為“江南第一大佛”。
放生池在大乘寺外山門內。大乘寺的放生池非但是一般佛教寺廟中的固有建築,在新昌大乘寺更有平添景色的妙用。不管是香客還是遊客,一進入外山門,就會被兩處清澈的水池所吸引,水面映照著兩面青山、四面綠樹,佛門淨地的感覺油然而生。放生池南面岩壁“南無阿彌陀佛”為弘一法師手跡,“放生池”三字為錢思廉所書。
智者大師紀念塔建在兩放生池間的山坡上,為紀念智者大師智顗而建。智顗為隋唐間中國佛教大家天台宗的創始人,隋開皇十七年(597年),應晉王楊廣之請,自天台赴揚州,途經石城寺。因病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圓寂於此,後移葬天台山塔頭寺,在圓寂處建有衣缽紀念塔。因天台宗在日本流傳甚廣,新昌大乘寺也就成了日本遊客經常觀瞻朝拜之地。
新昌大乘寺鋸解岩,俗稱鋸開岩,在山門外公路右側,是一塊高4米多的巨石,稍加留意即能看到。此岩中間有一縫,如刀劈一般,相傳是兩位仙人用稻草繩鋸開,以啟示開鑿大佛之人能鍥而不捨。
遊客可以看到放生池旁的木化石,和景區內木化石園中陳列的同出一個地方,即新昌鏡嶺鎮的安溪村。木化石園是近幾年新昌旅遊管理部門為遊客參觀方便,從安溪村移放至此,具有研究地質變化的科學價值。生成於1.5億年前的木化石,或高或低,或粗或細,起落有致地安排在景區之內,為大乘寺增加了歷史和科學的氛圍。
般若谷是利用石城山一處山谷的採石場建築而成,設計者利用遺址的地勢,巧妙地安排了佛教發展歷史展示。以流動的瀑布形式增加大乘寺境內的動感,以佛的世界強調大乘寺佛教文化的氣氛。
大乘寺已是一座規模不小的寺廟,但非常有序地散建在不大的山谷之中,如果沒有景區入口處大佛城的渲染,緊鄰繁華鬧市的大乘寺,人們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繁華與寧靜,巨大與微小均被巧妙地統一在石城山的山谷之中,歷史文化與自然風光兼勝,這可能就是大乘寺始終保持香火旺盛的秘笈所在。
遊覽大乘寺如得寬餘,建議圍繞大乘寺上四周山頂略作觀賞,那是一種與穿梭在廟宇之間、沉浸在佛教氛圍中完全不同的一種感受。不僅往下可以見到紅、黃、黑等不同顏色組成的飛檐翹角建築若隱若現,通道圍牆迂迴曲折,池水似鏡倒映著披綠的青山層次豐富,而且你所在的山野,到處是古樹野花。尤其在秋日,楓葉飛紅,野菊吐黃,一派秋日春光。
大乘寺南漢王劉龔好佛,為應天上二十八宿之數,在羊城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各建七座佛寺,合稱“南漢二十八寺”。隨著歲月流逝,二十八寺絕大部分已淪為市塵,或變為民居.惟有地處現廣州市區中心繁華地帶的大乘寺巍然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