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1919年7月20日,胡適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文章說:現在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正文:

本報(《每周評論》)第二十八號里,我曾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么?”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訊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您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畫,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裡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個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輯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許可權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人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麼談主義的人那么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么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沈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只可算是抄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了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民國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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