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少年時代當孜仲圖絳家的傭人，侍奉崔科·頓珠次仁去扎什倫布寺學習，因而獲得了意外的學習機會。後來到堪仲·欽饒旺秋家當文書，並代理桑日宗宗本。40年代在邦達養璧手下擔任秘書數年，並代其主持薩迦寺的維修工程。西藏和平解放後入西藏軍區地方幹部學校任教。 1954年調到北京，進民族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負責藏文書稿的審定和譯文的潤色。同時還講授拉薩口語等，為該社培訓人才。“文化大革命”期間，受不公正待遇，長達10年。1978年後到成都參加於1966年被迫中斷的、由張怡蓀主持的《藏漢大辭典》的編纂工作，任副主編。其間，撰寫了《詩學明燈》一書。《藏漢大辭典》的編纂工作告一段落後，回到北京民族出版社從事藏文圖書的編審和藏文古籍的整理工作。198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7年參加藏、青、甘、川、滇五省區協作編纂的《漢藏對照詞典》部分詞條的審訂工作。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後，任副總幹事，並主持中國藏學出版社藏文古籍的編審工作，直到1992年去世。
學術貢獻
其學術貢獻表現在：(1)編審和整理藏文典籍。50年代審訂《毛澤東選集》藏文版第1—4卷，後來又審訂了《達賴喇嘛傳》(藏文版)；編輯出版《賢者喜宴》(上、下冊)、《知識總匯》(上、中、下冊，與土登尼瑪合編)、《西藏苯教源流》、《古印度因明學選編》(1—4冊)、《五明精選叢書》(如《布敦佛教史》、《現觀莊嚴論》、《格魯派教法史》、《俱舍論》)等數十種藏文典籍。他具有深厚的藏學功底，語言表達能力強，對典籍原文的理解準確，經其審訂潤色的譯文，達到了信達雅的標準，且獨具特色，既繼承了藏語和藏族文化傳統，又有創新和突破，被譽為“多魯”體(多吉傑布風格)。他還努力學習漢語文，加上長期的雙語審稿工作實踐，對漢語文的理解有很大的進步。在民族出版社工作時，由於翻譯出版馬列、毛澤東著作及黨和國家的重要檔案為該社的重點，他在審訂這些稿件時，對其中出現的新詞語總是反覆推敲。凡是經其審訂的新詞語，簡單明了，意思準確，易於被讀者理解和接受。其中許多新詞語已融人藏語辭彙之中，豐富和發展了藏語文，提高了藏語的表達能力。(2)藏學研究。他在編輯、審訂、整理藏文古籍之餘，還潛心於藏學研究，出版了《詩學明燈》、《通俗文法》、《藏文文法知識》、《益西拉姆和鐵匠多吉》等藏學專著，發表了一系列藏學論文(已被收入《多吉傑布文集》出版)。這些論著闡述了其在藏族文學、語言學、宗教等方面的真知灼見，對藏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