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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2]的預備會議。預備會議要開十幾天，要作的主要事情，一是準備大會檔案，二是進行中央委員會的預選，三是準備大會發言稿。
講幾點意見。
第一點，關於大會的目的和宗旨。這次大會要解決什麼問題，達到什麼目的?總的說來，就是總結七大[3]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鬥。
關於總結經驗，我們的經驗是很豐富的，但是不能夠羅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點，從實際出發，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總結。這樣總結，會給我們全黨一個推動力，使我們的工作比過去做得更好些。
我們黨是一個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這是全世界公認的。過去有些外國同志懷疑:究竟你們搞些什麼事情?有許多人不了解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也不太了解我們的整風運動。我看了解的人更多了，可以說一般是了解了。當然，還會有些人不了解。在國內，甚至在黨內，也還會有些人不了解，認為七大以來的路線不見得那么正確。但是，事實擺在面前，我們進行了兩個革命:一個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奪取全國政權；一個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七大以來的十一年，我們的成績是很大的，全國承認，全世界承認，甚至連外國資產階級也不得不承認。兩個革命證明，從七大到今天，黨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
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這在世界上是個新鮮事情。對這個革命，國際資產階級不管三七二十一，罵的多，總是說不好。俄國資產階級是個反革命階級，那個時候，國家資本主義這一套他不乾，他怠工，破壞，拿起槍來打。俄國無產階級沒有別的辦法，只好乾掉他。這就惹火了各國資產階級，他們就罵人。我們這裡對待民族資產階級比較緩和一點，他就舒服一點，覺得還有些好處。艾森豪、杜勒斯[4]不讓美國的新聞記者到中國來，實際上就是承認我們的政策有這個好處。如果我們這裡是一塌糊塗，他們就會放那些人來，橫直是寫罵人文章。他們就是怕寫出來的文章不專門罵人，還講一點好話，那個事情就不好辦。
過去說中國是“老大帝國”，“東亞病夫”，經濟落後，文化也落後，又不講衛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腳，男人留辮子，還有太監，中國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國的月亮總是比較清爽一點，總而言之，壞事不少。但是，經過這六年的改革，我們把中國的面貌改變了。我們的成績是誰也否認不了的。
領導我們革命事業的核心是我們的黨。這次大會總結經驗首先要使全黨更加團結。我們黨，到六月為止，有一千零七十三萬黨員。對這一千多萬黨員，要進行廣大的教育工作、說服工作、團結工作，使他們在人民中間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單有黨還不行，黨是一個核心，它必須要有民眾。我們的各項具體工作，包括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黨員做的，而是非黨員做的。所以，要好好團結民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一道工作。過去，在團結全黨和團結黨外人士方面，我們還有許多毛病。我們要在這次大會上和大會以後進行宣傳教育，把這方面的工作好好加以改進。
在國際上，我們要團結全世界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首先是團結蘇聯，團結兄弟黨、兄弟國家和人民，還要團結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這次有五十幾個國家的共產黨的代表來參加我們的大會，這是很好的事。過去我們沒有取得全國政權，沒有兩個革命的勝利，沒有建設的成績，現在不同了。外國同志對我們是比較尊重的。
我們團結黨內外、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目的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這樣的國家，可以而且應該用“偉大的”這幾個字。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革命是偉大的革命，我們的建設事業是偉大的建設事業。六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就是我們。過去人家看我們不起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沒有什麼貢獻，鋼一年只有幾十萬噸，還拿在日本人手裡。國民黨蔣介石專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幾萬噸。我們也還不多，但是搞起一點來了，今年是四百多萬噸，明年突破五百萬噸，第二個五年計畫要超過一千萬噸，第三個五年計畫就可能超過兩千萬噸。我們要努力實現這個目標。雖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個國家，但是超過兩千萬噸鋼的國家只有幾個。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美國只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國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應不應該趕上呢?完全應該。你六億人口乾什麼呢?在睡覺呀?是睡覺應該，還是做工作應該?如果說做工作應該，人家一億七千萬人口有一萬萬噸鋼，你六億人口不能搞它兩萬萬噸、三萬萬噸鋼呀?你趕不上，那你就沒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榮，也就不那么十分偉大。美國建國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萬噸，我們比它落後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第二點，關於繼承黨的傳統。這次大會應當繼續發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面和作風方面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官僚主義那個東西我今天不講，只講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掃了又發生，發生了又要掃。
所謂犯錯誤，就是那個主觀犯錯誤，那個思想不對頭。我們看到的批評史達林錯誤的許多文章，就是沒有提到這個問題，或者很少提到這個問題。史達林為什麼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我們的工作中還經常有許多這樣的事情。主觀主義就是不從客觀實際出發，不從現實可能性出發，而是從主觀願望出發。我們這次大會的檔案所規定的東西，所講的東西，要儘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國的實際。同時，要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批評那些不符合實際的觀點，批評這個主觀主義，打擊這個主觀主義。這個任務，早幾年我們就開始提出來了。我們反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過去，在民主革命中，我們受主觀主義的害時間很長，受了很大的懲罰，根據地差不多喪失乾淨，革命力量喪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開始覺悟。經過延安整風[5]，著重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並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們這幾年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主觀主義的毛病到處都有。不僅現在有，將來還會有。主觀主義永遠都會有，一萬年，一萬萬年，只要人類不毀滅，總是有的。有主觀主義，總要犯錯誤。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宗派主義。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全局，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全局，一個地球有一個地球的全局。地球以外不去講，因為交通路線還沒有打通。如果發現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個時候我們再來交涉關於團吉他們，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我們是講黨內、國內和全世界的團結問題。我們的原則，就是不管你什麼人，外國的黨，外國的非黨人士，只要是對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有一點用處的，我們就應該團結。首先是要團結幾十個共產黨，團結蘇聯。因為蘇聯發生了一些錯誤，這方面講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種錯誤不得了，這種觀察是不妥的。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么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史達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麼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什麼東西有二十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後經驗。我們歷來提的口號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誰要你去學習落後經驗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連蘇聯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觀主義。蘇聯人自己都說是臭的嘛!所以，要加以分析。我們說過，對史達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我們也有部分的東西是不好的，我們自己就要丟掉，更不要別國來學這些壞事。但是，壞事也算一種經驗，也有很大的作用。我們就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6]這些人，他們是我們的教員。此外，我們還有別的教員。在國內來說，最好的教員是蔣介石。我們說不服的人，蔣介石一教，就說得服了。蔣介石用什麼辦法來教呢?他是用機關槍、大炮、飛機來教。還有帝國主義這個教員，它教育了我們六億人民。一百多年來，幾個帝國主義強國壓迫我們，教育了我們。所以，壞事有個教育作用，有個借鑑作用。
反對宗派主義，特別值得談一下的，就是要團結那些跟自己作過鬥爭的人。他跟你打過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虧，臉上無光，而你並不那么壞，卻封你一個“官”，叫機會主義者。至於打得對的，那就應該打，你本來是機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打呢?我這裡是講打得不對的，鬥爭得不對的。如果那些人後頭改變了態度，承認打你打錯了，封你為機會主義王國的國王是不妥的，只要有這一條就行了。如果個別的人還不承認，可不可以等待呢?也可以等待。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 扭的，跟自己作過鬥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至於那個意見相同的，已經團結了，就不發生團結的問題了。問題就是那個還沒有團結的。所謂還沒有團結的，就是那些意見不相同的，或者缺點大的。比如，我們黨裡頭，有許多組織上入了黨而思想上還沒有入黨的人，他雖然沒有跟你打過架，交過手，但是因為他思想上還沒有入黨，於是乎做的事情就勢必不很妥當，有些缺點，或者做出一些壞事。對這一部分人，要團吉他們，教育他們，幫助他們。從前我講過，對於任何有缺點的人，犯過錯誤的人，不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幫助他改，一為看，二為幫。如果只是看，站在那裡不動，看你怎么樣，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該你遭殃。這種態度是一種消極的態度，不是積極的態度。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不但要看，還應該幫。
第三點，關於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剛才小平[7]同志講，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名額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人。七屆中委是七十七人，這次加一倍多一點，這樣恐怕比較妥當。等幾年，比如等五年，那個時候再來擴大，恐怕是比較有利。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培養起來的，這就是所謂“三八式”的幹部。他們是我們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礎，沒有他們不行。但是這部分幹部人數很多，如果要安排，這屆中委的名額就要增加到好幾百人。所以這次就不考慮安排了。中央提的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這個人數究竟妥當不妥當，究竟多少為好，請同志們考慮。
應該肯定，上屆中委是做了工作的，沒有辜負七次代表大會的委託。在十一年間，他們正確地領導了中國的民主革命，正確地領導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沒有出大毛病，並且同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的東西作鬥爭，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克服了各種不利於革命、不利於建設的因素。他們是有成績的，其中也包括一些犯錯誤的同志。這是講中央委員會的整體。至於個別同志，就不能那么估計。特別是王明，他在七次大會的時候，為了應付起見，寫了一個書面聲明，承認中央路線正確，承認七大政治報告，願意服從大會的決定。但是，後頭我跟他談話，他又翻了，他忘記那個東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說，我寫過一個東西，是承認了錯誤的。我說，你那個時候承認，如果不承認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後頭，在二中全會[8]上，我們希望他講一講他自己的錯誤，但是他講別的東西，只講我們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們說，你這些話可以不講，你講一講你王明有些什麼錯誤，他不乾。他答應在二中全會以後寫反省。但是後頭他又說，他有病，用不得腦筋，一動手寫，他那個病就來了。也許他是故意這樣，那也難說。他一直害病，這次大會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選舉他呢?還有李立三同志選不選?諒解李立三的人比較多一些，諒解王明的人就比較少。像小平同志講的，我們如果選舉他們，意義還是跟七次大會選舉他們一樣。七次大會的時候，就有很多代表不願意選他們(不僅是王明，還有相當幾個同志)。當時我們說，如果採取這個方針，我們就要犯錯誤。我們不選舉犯錯誤的人，為什麼叫做犯錯誤呢?因為那是照他們的辦法辦事。他們的辦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錯誤，假犯錯誤，一經宣布你是機會主義，就不要了。如果我們也照這樣辦，我們就是走他們的路線，就是走王明路線，或者立三路線。這樣的事情不乾，讓我們走王明路線、立三路線，不乾。他們搞的黨內關係就是那樣一種關係，對犯過錯誤的，或者跟他們作過鬥爭的，罵過他們是機會主義的，他們都不要。他們把自己封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後頭一查，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而我們這些被他們封為“機會主義者”的，倒是多少有點馬克思主義。
這裡，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們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代表小資產階級裡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民眾廣大的國家。小資產階級中間有相當大一部分人是動搖的。比如富裕中農，大家看到，無論在哪個革命中間，他們總是動搖的，不堅定的，高興起來可以發狂，悲觀起來可以垂頭喪氣。他們的眼睛經常看到的是他們那一點小財產，無非是一兩匹牲口呀，一輛大車呀，十幾畝地呀。他們患得患失，生怕失掉這些東西。這種人跟貧農不同。中國的貧農在北方占百分之五十，在南方占百分之七十。我們黨，拿成分來說，基本上是工人和貧農組成的，即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組成的。半無產階級也是小資產階級，但是它的堅定性要比中農好得多。我們黨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在一千多萬黨員裡頭，大中小知識分子大概占一百萬。這一百萬知識分子，說他們代表帝國主義不好講，代表地主階級不好講，代表官僚資產階級不好講，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也不好講，歸到小資產階級範疇比較適合。他們主要代表小資產階級範疇里哪一部分人呢?就是城市和農村中生產資料比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農。這一部分知識分子黨員，前怕龍後怕虎，經常動搖，主觀主義最多，宗派主義不少。我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麼呢?這是表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別。他們搞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是明火執仗，敲鑼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綱領來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綱領，李立三也有政治綱領。當然，陳獨秀也有政治綱領，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黨外搞反黨活動。張國燾搞陰謀，搞分裂，跑到國民黨那裡去了。所以，王明、李立三的問題，不單是他們個人的問題，重要的是有它的社會原因。這種社會原因在我們黨內的反映，就是黨內有相當一部分人遇到重要關頭就要動搖。這種動搖就是機會主義。所謂機會主義，就是這裡有利就幹這件事，那裡有利就乾那件事，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章程，沒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比如王明就是如此，從前“左”得不得了，後頭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會的時候，我們說服了那些同志，選舉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後這十一年來，我們有什麼損失沒有?毫無損失，並沒有因為選舉了王明、李立三，我們的革命就不勝利了，或者遲勝利幾個月。
是不是選舉了他們，犯錯誤的人得到獎勵了呢?犯錯誤的人當了中央委員，那我們大家一齊犯錯誤好了，橫直有當中央委員的機會，會不會這樣呢?也不會這樣。你看，我們七十幾個中央委員，他們並不故意犯幾個錯誤以便再當中央委員。沒有當中央委員的，“三八式”以前也好，“三八式”也好，“三八式”以後也好，會不會就學王明、李立三，也搞兩條路線，變成四條路線，以便爭取當中央委員呢?不會，沒有人這樣，而是鑒於他們的錯誤，自己更謹慎一些。
還有，從前有所謂“早革命不如遲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么一種話，那末，選舉他們，黨內會不會發生正確不如錯誤、小錯誤不如大錯誤這樣的問題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線錯誤，要選他們當中央委員，結果就要正確的人或者犯小錯誤的人空出兩個位置來，讓他們登台。這樣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從這一點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確的或者犯小錯誤的人要把位置讓給那個犯大錯誤的人，這是很明顯的不公道，這裡頭沒有什麼公道。如果這樣來比，應該承認，是所謂正確不如錯誤，小錯誤不如大錯誤。但是，從另外一點看，就不是這樣。他們犯路線錯誤是全國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選舉他們的道理就是他們出了名。你有什麼辦法呀，他們是出了名的，你那個不犯錯誤的和犯小錯誤的名聲沒有他們大。在我們這個有廣大小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是旗幟。選舉他們，許多人就會這么說:共產黨還是等待他們的，寧可讓出兩個位置來給他們，以便他們好改正錯誤。他們改不改是另一個問題，那個問題很小，只是他們兩個人。問題是我們這個社會有這么多小資產階級，我們黨內有這么多小資產階級動搖分子，知識分子中間有許多這樣動搖的人，他們要看這個榜樣。他們看到這兩面旗幟還在，他們就舒服了，他們就睡得著覺了，他們就高興了。你把這兩面旗幟一倒，他們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問題，他們改或者不改關係不大，關係大的是黨內成百萬容易動搖的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成分，特別是知識分子，看我們對王明、李立三是怎樣一種態度。正如我們在土地改革[9]中間對待富農一樣，我們不動富農，中農就安心。如果我們八大對他們兩位採取的態度還是同七大的態度一樣，那我們黨就可以得到一種利益，得到一種好處，就是對於改造全國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比較容易些。這在全世界也有影響。在外國對犯錯誤的人採取我們這個態度的很少，可以說沒有。
我們這次大會的預備會議，從今天算起，只有十幾天的時間，但是安排得好，是完全可以把準備工作做好的。我們相信，這次大會是可以開好的，代表們的水平是能夠保證這次大會開好的。但是要兢兢業業，大家努力。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2]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形勢，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朱德、陳雲、董必武等作了重要發言。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畫（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議》，並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這次大會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3]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舉行。會上，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統一絨線問題的重要發言。大會決定了黨的路線――“放手發動民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通過了新的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新的黨章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次大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4]艾森豪（一八九0――一九六九），美國共和黨人，當時任美國總統。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國共和黨人，當時任美國國務卿。
[5]延安整風，見本卷第59頁注[13]。
[6]陳獨秀，參見本卷第56頁注[3]。李立三，見本卷第75頁注[7]。王明，見本卷第47頁注[16]。張國燾，參見本卷第58頁注[12]。高崗、饒漱石，參見本卷第45頁注[7]。
[7]小平，即鄧小平（一九O四――一九九七），四川廣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
[8]二中全會，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毛澤東向全會作了報告。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提出了促進中國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討論了在奪取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的問題；規定了全國勝利以後，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特別著重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採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號召全黨在勝利面前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鬥的作風。
[9]土地改革，見本卷第3頁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