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毛茨

塞繆爾·毛茨

塞繆爾·毛茨,以色列電影導演,1962年出生。2009獲第6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2017 年獲第74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審團大獎,2018年獲第2屆“亞洲璀璨之星”最佳導演獎 。

基本信息

簡介

1982 年,20 歲的塞繆爾.毛茨作為一名坦克兵,參與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戰爭。25 年後,他鼓起勇氣,將那段個人經歷真實地重現在大銀幕上。這部反映了毛茨自己的感受和掙扎的《黎巴嫩》,在9 月的威尼斯電影節上,眾望所歸地獲得了最高榮譽金獅獎。

拍攝經歷

塞繆爾·毛茨 塞繆爾·毛茨

以色列導演塞繆爾.毛茨為了再現戰場上的緊張氣氛,以及士兵的恐懼心理,整部影片的畫面幾乎都是在坦克內部和炮口瞄準鏡間來回切換。 
而這只是塞繆爾-毛茨首次執導的長片。名不見經傳的他,在威尼斯初試啼聲便技驚四座。《黎巴嫩》首映

後,幾乎所有媒體都打出了高分,將其列為奪冠大熱門。而毛茨最終拿下金獅獎,也是眾望所歸,毫無爭議。 
“來自不同地方的我們, 都慶幸自己當時不需要身處那部坦克里。但在世界其他角落,還會有另一部裝載著恐慌和罪責的坦克。”評審會主席李安這樣評價《黎巴嫩》和導演毛茨,“我很感激導演以以色列士兵的眼光來審視黎巴嫩戰爭,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黎巴嫩》取材自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戰爭。4 名年輕的以色列士兵駕駛一輛坦克沖入黎巴嫩某城鎮,不料坦克偏離路線,成為眾矢之的,幾名士兵面臨死亡的威脅。 
這段故事來自於導演毛茨真實的人生經歷。1962 年出生的毛茨,在年輕時曾入伍做過一名坦克炮的操作手,並親身參與了1982 年以色列與黎巴嫩的那場戰爭。飽受戰爭“傷痛”折磨的他,直到25 年後才鼓起勇氣把這段經歷搬上了大銀幕。 
影片中坦克里的四人,都是像毛茨當年那樣年輕的新兵,他們跟隨一支地面部隊執行任務,在步兵長官的指揮下,穿越城鎮的廢墟。對於缺乏經驗的“菜鳥”們來說,每一次出發都是場死亡的考驗。雖然以黎雙方實力懸殊,但敵方防不勝防的偷襲也讓以色列人疲於奔命。誰是敵兵,誰是平民,所有的判斷都要在幾秒內完成。晚一秒,戰友和自己就會犧牲;早一秒,可能炸死的就是眼前的養雞場老大爺。 
這就是以色列士兵的世界,伸手可觸的,不過幾立方米油膩膩的坦克內部。眼裡除了黑糊糊的戰友,就只有通過炮塔口的一小塊圓形瞄準鏡。這巴掌大的鏡口,就是士兵與外界唯一的交流途徑。可看到的景象,都是被放大後的慘狀。老人在殘喘,女人在燃燒,男人不是被屠殺,就是在準備襲擊自己。指揮官的無線通訊,成了四個小兵能否順利完成任務、見到母親的唯一希望。 
不幸的是,在遭到一次反坦克炮的偷襲後,他們與上級失去了聯繫。他們在黑夜裡孤立無援,任人圍毆,卻又無法衝出坦克。毛茨的鏡頭,在臉部大特寫和長焦搖移中流暢切換,而觀眾也同步體會著人物的心理變化。每一次切換,都有可能面對新的死亡威脅。

影片只有開頭和結尾的畫面,展現了坦克外部的世界——一片無垠的向日葵田野。內外強烈的光線對比,讓人頓悟生與死的差別。向日葵田野原來是如此美麗,觀眾也和影片中的士兵一同呼吸到了生存的氧氣。影片在結尾帶出這樣一種思考:反戰的意願,來源於對生命的珍視。 
《黎巴嫩》在拍攝時遇到了不小的麻煩。鑒於導演毛茨是以色列人,再加上主題和時局的敏感,令投資方之一的法國MK2 影業中途退出。幸好有本國電影基金的支持,毛茨才得以向人們再現真實的戰爭慘劇。 
“我就是想展示戰爭,我感受到這份責任無可推卸。我希望我的電影不只是觸及人們的大腦,而是要觸及到人們的內心。”得獎後的毛茨說道,“我謹將這個獎項獻給千萬名像我一樣從戰爭中有幸歸來的人們。表面上,他們看上去很好,工作、結婚、生兒育女,但那些戰爭的記憶,永遠烙在了他們的靈魂深處。”

創作訪談

你在時隔25 年後拍攝了這部表現個人經歷的電影,請問是什麼觸動了你?
M:我曾花了10 年來寫這個劇本,從我經歷戰爭後的第八年左右開始,可每次寫了幾行字,又擱在一邊。直到兩年前第二次黎巴嫩戰爭時,我又在媒體上看到記憶中的那些場景。我對自己說,該去正視那段記憶了。這些年來我都克制著自己,不去回想過去,可我卻一事無成。以前我每次回憶起來,都有股肉體燒焦的氣味。後來我鼓起勇氣,一定要把那股味道呈現出來。當然,現在我已經不排斥那股味道了,我決定講好這個故事,完整地展現給觀眾。電影的本質,我覺得不是創意,而是全心全意的誠意。我現在做這片子,和10 年前有所不同,我會考慮用更準確的方式來呈現痛苦的記憶。畢竟觀眾們可不知道戰場是什麼樣子的。
B:你一共花了多長時間來拍攝《黎巴嫩》?
M:只有33 天,但我之前在空間的布局上花了很多心思。
B:的確,我們看到影片中的所有鏡頭,幾乎都局限在坦克內部,你是如何解決拍攝和表演的困難?
M:這要感謝我們的布景設計師阿里爾-羅什科,他創造了一個真實的坦克內部空間。為了讓大家體會那種感覺,我們把演員關在攝氏45 度的小黑屋內,讓他們體會那種恐懼感。你想想,被關在一個地方無所事事幾個小時,是什麼滋味。我就是希望觀眾親身感受士兵的心理,而不僅僅是理解故事。在技術上我們也遇到很多困難。由於空間太狹小,沒法用長鏡頭,所以影片用的幾乎全是特寫。話筒和攝像機的位置,都需要找到一種平衡。有時我會毫不解釋,突然加上被飛彈襲擊的音效,讓演員感受從外部傳來的死亡威脅。他們不知道是從哪個方向來的,下一次襲擊是什麼時候。這種在黑屋子裡的訓練,一共持續了8 天,是一種生理上的考驗。
B:你是怎么想到通過炮口瞄準鏡這種獨特的視角來拍攝的呢?
M:正如我剛才說的,我希望觀眾的理解與影片中的人物同步,把自己想像成坦克里的士兵,而不是個旁觀者,讓他們也去體驗這種封閉空間裡的感覺。很多體會,都是我真實的記憶,譬如影片開始和結尾處的向日葵田野,那也是真實的。還有從瞄準鏡里看到的死亡。我記得曾經有一次我打死了一個士兵,坦克外就有人憤怒地喊道:“你殺了我最好的朋友,你這個混蛋從坦克里滾出來!”很多反應只在一瞬間,沒有時間仔細考慮。我扣了扳機,我就是殺了人。
B:你的意思是說,作為普通士兵,也要為戰爭負責?
M:對的,我無法開脫我的責任。但我在影片中並沒有對他們進行道德上的批判,我只是希望尋求理解。這其實是部很個人的電影,屬於我自己的戰爭、我的感受、我的掙扎。我拍這部影片,也是為求自己內心的解脫。我一直記得,1982 年6 月6 日的清晨,我平生第一次殺了一個人。我一直在自責,當有人問起時,我會怎么回答。
B:就像阿里-福爾曼的那部《和巴舍爾跳華爾茲》一樣嗎?
M:有些類似,不過《華爾茲》拍得比我順利。以色列電影基金的負責人是我的好朋友,但提供的150 萬美元也不夠。我當時在期限之前為了趕工,只好把未完成的樣片拿出去賣,賣來的錢再來完成後期。而且,我來威尼斯之前,還擔心有人會像對福爾曼那樣來指責我。
B:但我看到,幾乎所有人都稱讚這部影片。影片中的體驗可能出現在普遍意義的戰爭中嗎?
M:影片中的戰爭雖然發生在黎巴嫩,但也同樣會發生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我告訴自己,可以嘗試做得更國際化一點,和其它地區的戰爭沒有太大的分別。我曾是一名士兵,竭盡全力地保護自己,在封閉的坦克里向外開火。這是一種求生的本能。有時候甚至會用極端的方式表現出來,如同受到了惡魔的召喚。我用我的直覺寫下了故事,拍成了電影,我覺得必須這么做。
B:那你覺得這部影片會改變人們對戰爭的看法嗎?

M:我沒辦法改變政客的想法。他們忽左忽右,那些政策也不會因為電影而真正改變。我所做的,只是通過創作的努力,給人們提供另一種角度,喚起情感上的體驗。我覺得我把所有的細節都說了出來。這些有可能會被當作是政治意圖,可我覺得,它們只是歷史的素材罷了。
B:那對於現在巴以局勢的看法,你覺得你的創作會得到本國人的支持嗎?
M:我覺得自己沒有很強烈的政治傾向性,電影應該反映各種立場。也有可能我的影片會受到某種指責,但我不在乎。只是有時候,我想到我的孩子們,他們也將可能走向戰場。我會在拍攝時自問:到底是不是以色列造成了目前的這種狀況。

獲獎記錄

威尼斯國際電影節
  • ▪ 2017 第74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審團大獎 狐步舞 (獲獎)
  • ▪ 2017 第74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獅獎 狐步舞 (提名)
  • ▪ 2009 第6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獅獎 黎巴嫩 (獲獎)
澳門國際影展
  • ▪ 2017 第2屆澳門國際影展最佳劇本獎 狐步舞 (獲獎)
亞洲璀璨之星
  • ▪ 2018 第2屆 最佳導演 (獲獎)
歐洲電影獎
  • ▪ 2018 第31屆歐洲電影獎最佳導演獎 狐步舞 (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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