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起因
塞勒姆女巫審判案的發生地在美國波士頓東北的塞勒姆鎮。1692年1月20日,牧師薩繆爾·帕里斯(SamuelParris)的女兒伊莉莎白·帕里斯(Elizabeth Parris)和阿比蓋爾·威廉士(Abigail Williams)開始有一些奇怪的舉動,如放肆的尖叫,痙攣發作,精神恍惚的狀態和神秘的咒語。在很短的時間內,一些其它的塞勒姆的女孩開始顯出類似的舉止。
1692年2月中旬,對於這些跡象和可怕的舉止找不到醫學根據。醫生推測這些女孩受到了撒旦的影響。
1692年2月下旬,牧師帕里斯舉行祈禱儀式和集體禁食,希望將他們從污穢的邪惡力量中解救出來。這些女孩子被迫把三個女人當作女巫指了出來,包括女奴蒂圖巴、帕里斯家的加勒比印第安奴隸莎拉·古德和莎拉·奧斯本。開始,女奴蒂圖巴拚命辯解,澄清自己與這種奇怪的疾病並無關係。但後來,她發現一味辯解並不起作用,便決定“棄惡從善”,揭發女巫。這一做法成為了一系列不幸事件的起源。
審理過程
隨著迷信的蔓延,被指控為女巫的人越來越多。由於這些被指控的人根本無法證明自己的清白,甚至還很可能會莫名其妙就被送上絞刑架,她們也學習蒂圖巴先承認後揭發的方法,造成親戚間相互揭發、女兒檢舉母親的事情屢見不鮮,甚至在有人被揭發為女巫的時候,家人會立即“劃清界線”,還贊同懲罰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到1692年夏天,塞勒姆和波士頓的監獄裡已經人滿為患,但“女巫”的人數還在不斷增加中。此時,指控他人已發展成為一種發泄私憤的途徑,受害者不僅有普通的農民、生意人,甚至連牧師和教長,以至總督的夫人都受到指控。
1692年9月,被捕者已達200多人,絕大部分都是女性,其中19人被處死,還有4人死在獄中。
到1692年10月初,塞勒姆人突然恢復了理智,指控女巫的風潮突然消退。塞勒姆受過教育的精英首先起來質疑審巫案。波士頓著名的牧師、哈佛大學校長英克里斯·馬瑟發表了《良心案》一文,他指出“錯放過十個女巫也比錯殺一個無辜的人好”——這一著名的言論成為了後世美國司法界的一個重要原則。這些質疑促使總督費普斯下令,釋放所有囚徒。塞勒姆鎮女巫審判案最終有19人被處以絞刑,1人被石頭堆壓死。
1992年,塞勒姆審判案300周年時,麻薩諸塞州議會通過決議,宣布為所有“塞勒姆女巫審判案”的受害者恢復名譽,柯林頓政府也再一次向受害者的後人進行道歉。
案件影響
社會狀況
塞勒姆鎮女巫審判案對塞勒姆鎮造成的後果極為嚴重。審判結束,許多人由於不能支付在押的費用而無法出獄。當時的法律規定:犯人在出獄前,必須付清住獄的住宿費和一伙食費。除非有他人替犯人買單。此外,以被判罪處刑的財產也被政府沒收,這使得他們的家人無處可去,無法生存。一些土地荒蕪,房屋無人管理。
在審判案結束後許多年裡,塞勒姆鎮都被貧窮,農作物歉收和瘟疫所困擾。當地的清教徒認為這是上帝對他們將無辜人處以絞刑的懲罰。於是,他們在1697年1月13日舉行了一場祈禱寬恕的大會。
當事人結局
引出審巫案的那些少女的奇怪病症都消失了,後來她們都正常地長大、出嫁,度過了一生。
法庭在審判案結束後命令塞勒姆鎮舉行重新選舉,牧師帕里斯一家悄悄地離開了。新牧師約瑟夫格林竭力邀請被害人的家屬重返教會。一些人回來了,一些日不願再勾起回憶而選擇了離開此鎮。
曾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並且指控牧師喬治布勞斯的女孩之一安普特曼的父母在離異後分手兩周后雙雙突然去世,她不得不承擔起撫養弟妹的責任。她在1706年8月寫信給塞勒姆鎮的教會,請求寬恕。牧師將她的請求信在教會裡宣讀。她說:“我願在上帝面前謙卑。在那段令人悲傷的時刻,我受到惡魔撒旦的欺騙,我的所作所為均是處於憤怒,邪惡和病態。我真誠地祈求哪些被我傷害的人們的寬恕。”她終生未嫁,死後與她的父母合葬在一處沒有碑文的墓地里。
後世影響
從塞勒姆女巫審判案案後,美國再也沒有發生因巫術受審的事件。300年後,美國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仍在研究此案。而女巫已經成了塞勒姆的特色文化,大街上開滿了與女巫相關的店鋪,世界各地的女巫愛好者也常常匯聚在這裡交流“巫術”。
相關研究
關於塞勒姆少女的奇怪症狀,長期以來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為:這是一種“集體歇斯底里”,多發病於比較孤僻的少女群體,和環境的壓抑也有一定的關係。而症狀暴發後,通常會在一段時間後自然消失。
此外,還有科學家聲稱:少女們所患的是一種名為“昏睡性腦炎”的傳染病,它的主要症狀是高燒、神智不清、產生幻覺,可能引起長時間昏迷,有時還伴有肢體痙攣、抽搐等。而且腦炎最主要的傳染媒介是蚊子——1692年春天,塞勒姆遭遇了洪水,溫暖濕潤的天氣導致蚊子大量繁殖,腦炎患者也隨之增加。進入秋天后,由於蚊子減少,傳播逐漸減弱,“塞勒姆女巫審判案”也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