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澤堌堆
堌堆目前，已知菏澤的堌堆有151處，以“堌堆”命名的村莊有100多個，占全市“堌堆”的三分二。在這廣大的平原上，為什麼會形成一個個高大的“堌堆”呢？這應與當時的地理環境和黃河有著密切的關係。
菏澤市地處黃河下游，古有黃河、濟水、濮水、沮水在此地流經，並有大野澤、菏澤、雷澤等水域。這一地域之所以形成一個個高大的堌堆，除與當時多沼澤、土崗古地貌有關外，也與當時汛期澤水橫溢、黃河主流多次在這一地區泛濫有關。
自古以來，菏澤就是黃河危害最大的地區之一。據文獻記載，濟水河道在這一帶經常為黃河所奪。正如明代顧一柔《山居贅論》說：“大河之流……自孟津向東，由北道以趨于海，則澶、滑其必出之道；由南道以趨于海，則曹、單其必經之地。……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千里，皆其縱橫糜爛之區矣。”明李協亦說：“觀黃河者，須知孟津－天津－淮陽三角形，直可以三角洲視之。……則此三角洲面積中，俱黃、淮諸流淤積而成也。其所以淤積如是之廣者，遷徙之功也。”岑仲勉先生考證：自河南孟津縣以東，東北至黃河入海口劃一條線，東南至淮、泗入海口劃一條線，自古黃河則在這一扇面形地帶經常來回滾動，或北或南，菏澤都居要衝，直到黃河固定今之河道，仍處在這一三角洲的中間地帶。在古代，黃河無有堤防，多道主流，漫無邊際的滾動，儘管不至於象後來那樣，黃河一旦決口，洪水洶湧澎湃，奔騰無羈，人們的生命財產毀於一旦，但在抵禦能力極為低下的原始居民們必受其大害。他們為了在這一土質疏鬆、土地肥沃、易於耕作的地區生存下來，不得不與洪水災害作鬥爭。一次洪水到來，人們被迫離開舊居，洪水退後，他們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在舊址上重建新的家園。在一次次與汛期澤溢、黃河改道等洪水災害搏鬥中，逐步積累了將居住面增高可以避免洪水侵襲的淺顯道理。千百年來，逐次增高，漸漸形成了這些高達數米、形若山丘的“堌堆遺址”，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堌堆”。
堌堆內涵
堌堆菏澤的堌堆遺址，其土色一般都呈黑色或黑灰色。黑灰土層中包含著大量的陶片、蚌器、骨器、動物骨骼及少量的石器等遺物。在每一個堌堆上，一般都能採集到龍山文化和商代的遺物，有的堌堆甚至存有大汶口、龍山、岳石、商周等各個時代的遺物，可見堌堆延用時間較長。這些堌堆上，還多發現有灰坑和房基等遺蹟。灰坑有圓形、橢圓形、袋形、不規則形等；據1969年山東省博物館對菏澤市安邱堌堆的發掘，曾在堌堆東部的探方中，發現了龍山時代的房基，有圓形的在下層，方形圓角的在中層，方形的在上層。這既表明了它們之間的時代早晚關係，又表明出它們之間的繼承沿襲關係。在該堌堆的西北部斷崖處，還發現有許多層居住面疊壓在一起。每層居住面有燒土面和黃沙層兩部分組成，厚約8厘米。燒土面系用草拌泥土抹在黃沙層上，經火燒而成。再者，1979年試掘莘冢集遺址時，曾發掘龍山文化灰坑7個，在下層還發現了大汶口文化遺物。這種房基和灰坑在別的堌堆上亦常有發現。由此可見，這類堌堆屬於居住遺址。從經過考古發掘的堌堆遺址，以及1976年試掘的12處堌堆遺址來看，情況大致相同，有的從大汶口文化時期開始堆積，也有的是龍山文化時期開始堆積，且一般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化時代。據文物調查資料統計，兩個以上文化時代的堌堆遺址約占95%以上。它經過有間斷的長時期使用，文化層堆積逐次增高，形成了一個個高大的堌堆居住遺址。這是菏澤堌堆的主要特點。另外，在堌堆居住遺址之上，較多的發現了漢代墓葬，據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在151處堌堆遺址上，就有近146處堌堆遺址暴露兩漢墓葬。它清楚地表明，在兩漢時期堌堆居住遺址已經成為理想的埋葬地。
自南北朝時期，堌堆之上又始建寺廟。如1980年，在鄄城縣億城寺遺址曾發現了3塊北齊造像碑。不久，又在據億城寺遺址約250米的地方，發現了一塊北魏造像碑。逮至明、清時期，堌堆之上建有寺廟者，更是普遍現象。不少堌堆竟因建有某某寺廟的名稱來命名，如開發區的安邱堌堆因其上建有安邱寺而得名，巨野的玉皇廟堌堆遺址之上建有玉皇廟而得名。由此可以推論，自南北朝時期起，佛教已在菏澤地域廣泛傳播，堌堆遺址已作為寺、廟的建築基址，及至明、清，更為普遍。
綜上所述，菏澤的一個個高出地表幾米的堌堆，絕大多數是古代村落遺址，且多分布在中部地帶，南、北邊境較少發現。這類村落遺址的形成與分布，與黃河、濟水等河流的決溢、淤積，以及地勢低洼、湖澤遍布的地理環境和古代地貌有關。菏澤堆遺址的堆積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大汶口時代，鼎盛於龍山文化時期和商代，此後逐漸廢棄。
菏澤的堌堆居住遺址，在江蘇、安徽、河南、河北和山東省的其他地市，亦有發現。如在江蘇稱為墩、崗；河南謂之丘、崗、冢；河北稱之為台；山東省的棗莊一帶稱其為台子、城子、埠子、古堆等。儘管各地的堌堆遺址名稱各異，但就其性質和特徵而言，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菏澤的堌堆居住遺址絕大部分都包括兩個歷史時期以上的文化堆積，層層疊壓，連續不斷，時間之長，是其他地區所不能比擬的。
俗話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神則靈。”菏澤市的“堌堆”，是先民留給我們寶貴的物質文化遺產，在我國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些堌堆居住遺址既不能再生，也不能再造，歷經滄桑，保存至今。它是菏澤人民的驕傲，也是菏澤人民的一部歷史教科書，它不僅展示著菏澤發展的歷史，也展現了菏澤人們不屈不撓、抵禦自然災害的鬥爭史。
形成考證
堌堆據統計，菏澤歷史上堌堆遺址近500處，至今保存完好的就達100多處。堌堆數量之多、分布之廣、布點之密，在全國獨一無二，在全世界也是罕見的。然而，這些堌堆的成因卻很少有人注意，至今仍停留在明末學者認識的水平上，其歷史文化的考證，僅僅是70年代一兩次的試掘和查看，發現了一些龍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遺存。關於“堌堆”的形成，傳統觀點認為：以河南孟津縣為原點，往東北至黃河入海口劃一條線，往東南至淮、泗入海口劃一條線，兩條線之間則是一個扇面，自古以來，黃河就在這一扇面形地帶來回滾動，或北或南，菏澤都居要衝。在古代，黃河無有堤防，洪水到來被迫離開舊居，洪水退後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在舊址上重建家園。在一次次與汛期澤溢、黃河改道等洪水災害搏鬥中，積累了將居住面增高以避免洪水侵襲的淺顯道理。千百年來的逐次增高，漸漸形成了這些高達數米、形若山丘的“堌堆”。這個觀點出自明代李協：“觀黃河者，須知孟津－天津－淮陽三角形，直可以三角洲視之。……則此三角洲面積中，俱黃、淮諸流淤積而成也。其所以淤積如是之廣者，遷徙之功也。”可是，據地質演變歷史的考證,在距今10萬至1萬年間的晚更新世,黃河才逐步演變成為從河源到入海口的上下貫通的大河，黃河形成後每年攜帶大量的泥沙在下游淤積，形成肥沃的華北平原。而在廣袤的華北平原上——為什麼只有魯西南在黃河的衝擊下形成這些堌堆呢？距今 4300年前左右，河道在孟津以下，匯合洛水等支流，改向東北，又匯合漳水，向北流入今邢台，巨鹿以北的古大陸澤中，然後分為幾支，順地勢向東北方向流入大海——菏澤不居要衝。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 (1128年)的1700多年間,黃河的遷徙大都在現行河道以北地區——菏澤的堌堆都在現行河道以南。綜上所述，“堌堆”形成於黃河滾動說，僅僅是明代學者的主觀臆想。“堌堆”是在第四紀新構造運動中形成的，是第四紀新構造運動的衍生物，由於它處在東面的泰蒙山地及西面的太行山地兩個高地之間，新構造運動造就了這裡高低崗丘林立、大小溝壑交錯，是華東、華北強烈侵蝕山地與丘陵、平原地貌的特殊。本文依據這個特殊地貌，根據地球氣候的變化、綜合國內外學者對農業起源問題的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距今12萬年左右的舊石器晚期，我們的祖先就在這裡依丘而居，繁衍生息，創造著人類最早的農耕文化。
有關農業的起源問題，進入20世紀以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比較典型的是新氣候變化說、綠洲說、人口壓力說、原生地說、周緣地帶說等等，每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沒有得到普遍認可，進而很多學者提出，科學的研究農業起源必須回答四個問題，一是農業是什麼時候起源的？二是農業在哪裡起源？三是農業是怎么起源的？四是農業為什麼在那個時候在那個地方以那個方式起源？筆者認同前三種說法，農業的起源是新氣候變化後，局部地區形成綠洲，人類移居到此，相對較好的生存環境，使人口迅速繁衍，人口壓力促使了農業的起源。集中在魯西南的“堌堆”，可以回答農業起源的四個方面的問題。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可是，如果沒有氣候在當時的驟然變乾，他不可能成就這一偉業。氣候這一自然因素一直制約著包括人類在內的地球生命的生生滅滅，它是影響人類文明形成與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大約240多萬年前地球進入所謂第四紀，其氣候特點是冰期－間冰期交替，地質學家稱之為旋迴。旋迴的時間即周期以萬年計，但是並不穩定。近70萬年來以10萬年周期為主。最近一個旋迴開始於約12萬年前，那時地球氣候與現代的溫暖程度相當（見中國氣候變化網《全新世的氣候變化》）。根據冰芯得到的氣溫歷史資料表明，在距今約12萬年到14萬年之間，地球上也有一個高溫期，其平均氣溫值要比近1萬年來的平均氣溫值還要高。距今11萬年～10萬年間，氣溫一直在升高（見百度《古氣候》）。依據我國對大理亞冰期（相當於歐洲阿爾卑斯玉木冰期）的考察，這個亞冰期又是由5個副冰期和副間冰期組成。平均一個周期約在2萬年以上，每個相對溫暖時期一般維持1萬年左右。綜合以上研究成果，處在北緯35度的魯西南在距今12萬年左右，當屬亞熱帶氣候。新構造運動造就的高低崗丘、大小溝壑，經數萬年風雨沖刷、侵蝕和氣候的變化、黃河變遷，高處變低，低處變平，小壑成湖，大壑成河，廣袤的平原上崗丘星羅棋布，湖泊、河流交錯其間，土丘上下、周圍是鬱鬱蔥蔥的樹林和花草，成為亞熱帶植物和動物生長的天堂，也為人類的生活創造了條件，為農業的起源奠定了基礎。晚期智人經過幾年乃至幾十年的尋覓，終於找到這裡。他們在丘之陽用粗糙的石器乃至動物的肋骨就可以挖洞棲居，對於從北方石洞中來的智人來說，他們免除了冬季的寒冷之苦，對於從南方樹林中來的智人來說，他們躲開了夏季的風雨之憂。
他們在丘之旁採集，在水之濱漁獵，在生產力十分低下的情況下，無疑步入了天堂。蘇聯學者HoNo瓦維洛夫在研究穀物農業的起源問題時指出：穀類作物的祖本，既不是生長在草原荒漠地區，也不是生長在肥沃的河谷地帶，而是生長在亞熱帶的山前地帶和丘陵地區。這些地方地勢比較平坦，多有湖泊沼澤，草木茂盛，動物經常出沒，便於人們從事採集漁獵和栽培植物的生產活動。在長時期的採集生活中，他們發現遺棄的粟粒、丟棄的果核，來年能發芽、生長，但是，他們沒有進行有意識栽培，直到人口增加，僅靠採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滿足需要時，才開始嘗試種植野生的草本穀物。當他們有意識的把粟粒、果核灑入土中，早期的農業伴隨著這些粟粒、果核的出土開始萌芽了。在狩獵中，他們捕獲的是大小不等、老幼不同獵物，在富餘的情況下，他們把幼小的留下，放置一段時間宰殺，原始的飼養就這樣出現在這一個個“堌堆”旁。原始的種植和養殖讓他們艱難地度過了不止一個的副冰期。距今24000年前進入末次冰盛期，由於溫度的下降不是直線，而是由一系列波動組成的，部分先人南移，部分在這裡與大自然頑強抗爭著。在抗爭過程中，種植完成了手耕到鋤耕的演變，養殖完成了亂向到定向的演變，並摸索出新的禦寒方法---用麻做布。距今約18000年前後，更新世最嚴酷的降溫來臨，大量植物滅絕、動物南遷，掌握了種植和養殖技術的先民，大部分戀戀不捨的南下，少部分部分留守在這裡。降溫給留下來的人們帶來滅頂之災，只有極少部分在這些“堌堆”旁倖存下來，而這極少部分人發明了制陶術。長時期的寒冷逼迫他們不得不長時間的以火驅寒，長時間被火燒烤的洞壁變得比其他地方堅硬，且不易潮濕。在距離石源較遠的這片“堌堆”地帶，他們首先想的是製作出較硬、較薄的東西代替石器，被火燒烤的洞壁可以變得堅硬給他們啟示，於是，他們進行了和泥做餅放在火上燒烤的嘗試，終於陶剷出現了。後來把泥餅凹下去燒制，世界上第一把陶勺誕生了。對於鍋、碗、瓢、盆等生活用品都使用石器的他們，和泥制陶的成功無疑是生活上的一次革命，很快陶器取代了大部分石器，人們在慶祝之餘，把這裡的土丘暱稱為陶丘，定陶原名陶丘，陶丘因此而得名。
11000年前地球氣候轉暖，倖存下來的先人很快繁衍增多，因生活所需，種植、養殖、紡麻、建房等技術得到快速發展，由農耕發展而來的史前文明到達頂盛。距今10000年左右，這裡的氣候潮濕起來，加之日益增多的人口和生活資料不足的矛盾，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遷徙開始了，為了生存，他們向東西南北無目標的移動。
距今6400年前後，母系風姓氏族的領袖華胥帶領先民在雷澤【1】周圍漁獵時，踏了雷澤岸邊雷神的腳印而懷孕，並在雷澤岸邊生下人首蛇身的伏羲。伏羲是龍的兒子，其氏族圖騰變成了龍，我們都成了龍的子孫。當然，這只是個傳說，但這個傳說卻說明先人們開始了自然崇拜與祖先崇拜。
距今8500年到7000年地球為波動升溫期，溫度比今天平均高3.5ºC，處於溫暖潮濕的高溫期階段。高溫天氣使缺少禦寒能力的先人快速發展，加上生產力的提高，各部落迅速發展壯大，以至於人滿為患。距今8000年左右，地球溫度在波動升溫期中局部降低，這時，數支部落浩蕩南移，直到今天的長江中下游。距今6400年左右，一次“大暖期”持續了近千年，千年中發生了數次遷徙，先有一部北遷，後有一部東移到泰山腳下、大汶口一帶，規模最大的是西進，十多個部落先後沿水出發，最遠的挺到甘肅一帶，部分定居於遷徙途中、河水兩岸。兩次大的遷徙，他們把農耕文化傳播到四面八方。
距今5000年左右，出現一次明顯的降溫，溫度的降低，惡化了先民的生活環境，在這片平原上，發生了一場我國歷史上見於記載的最早的“戰爭”---蚩尤與黃帝之戰【2】。這場“戰爭”是本地部落與遷往泰山一帶的東部部落，為了爭奪適於牧放和淺耕的中原地帶而引起的，對於古代華夏族由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的轉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同時開創了華夏一統的局面。距今5000年到4000年為較穩定溫暖期。前承炎黃，後啟堯舜的顓頊、帝嚳，一直活動在濟、濮流域。其時氣候適宜，人口與社會急劇發展，為更好的管理部落，堯在此立邦定都。堯，姓尹祁，號放勛，因部落號陶唐，也稱陶唐氏【3】，因立邦定都在這“堌堆”林立之地，定都時又改為“堯”。（《說文》中云：堯,高也；從垚,從兀；“垚”是土高,兀高聳突出）。堯在這裡把帝位禪讓於舜。禹治水功大，受舜禪讓而為帝；禹子啟殺治水有功的伯益而自立為王，在此建中國第一個家天下的夏後王朝。夏桀荒政，氏族部落反叛。公元前1766年，商湯聯合各方國 的軍隊興兵伐夏。一舉擊敗了夏桀的主力部隊，夏桀敗退於三朡，今定陶左丘一帶。商湯乘勝追擊，攻滅了三朡。隨後商湯紹告天下，在此踐天子位【4】。
距今4000前後，氣候出現了一次的急劇變冷，距今3000年前後又出現過一次高溫，溫度的變化，迫使先民先後兩次向南和向北轉移。這兩次遷徙把由農耕文化發展的中華文明擴散至大江南北。
自然史學家研究斷定，距今4000年前後，即大禹治水的時期，有過一次自然災害集中爆發的異常時期。“在短短一二百年間持續嚴寒，特大地震，洪水滔天，壞山襄陵。這種現象被稱之為“夏禹宇宙期 ”。（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o費孝通）。《尚書o堯典》，其中講到史前大洪水：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堯帝召集四方的首領們來共議，大家共同推薦讓鯀來治理：僉曰：“於！鯀哉。”結果卻是：“九載績用弗成”。滔滔洪水淹沒了平原，包圍了丘陵和山崗。大批人口和牲畜死亡，房舍和積蓄也為洪水所吞噬。一個個“堌堆”猶如漂浮在汪洋中的一葉葉扁舟，成了先民唯一的求生之地。大水過後，人員百存其一，原來的生活、耕作之地被埋在數米乃至數十米深的泥沙中。在菏澤這些“堌堆”遺址，發掘出大量的石器、陶器、蚌器、骨器及動物骨骼等遺物，發現了多處房址、墓葬和眾多的灰坑遺蹟，大多是大汶口、龍山時期的文化遺存，地層堆積多達幾米或者十幾米。這次大水是歷史記載中的最早的一次，然而，從11000年前地球氣候轉暖到這次水災的7000年間，又發生過幾次這樣的災害呢？可以肯定的是不止一次，那么，禹前期的文化遺存就埋在更深的地表下。本人在70年代初，曾參與菏澤誅趙新河的開挖，在 5米深的河底處，挖掘出大量樹梢；80年代初在自來水公司工作，第三眼水井打到五六十米處時，在泥沙中發現一個骨針；90年代，定陶縣杜堂鄉打井，在30米處掏出大量黑淤泥，並雜以貝殼、河蚌、藕蓮子之類。當時，這些都沒引起本人及他人的注意。
註：
【1】《太平御覽》卷87，引《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羲”。 西晉黃甫謐撰《帝王世紀》，再一次明確寫出：“太帝皰羲氏，風姓也，母曰華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跡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皰羲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困，故位在東，立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太嗥。”雷澤，又名雷夏澤。雷夏之名，首見於《禹貢》。《尚書o禹貢》是我國最早最權威的地理著作，共1900餘字，其中把位於今菏澤市境內的菏澤、雷澤、大野澤、孟諸澤和菏水、濟水、雍水、沮水、陶丘等十五處地名具列篇中。文曰：“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沮會同。” 目前，不論是《辭海》、《辭源》、《康熙辭典》還是《中國歷史地圖冊》、《中國歷史大辭典》等各種工具書，對雷澤的解釋，皆在菏澤境內。
【2】祥見：潘建榮《菏澤歷史文化與中華古代文明》。
【3】“帝堯者，放勛”。“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史記o五帝本 紀》）。帝堯部落號陶唐，故稱陶唐氏。帝堯號陶唐淵源有二：一說是因制陶著稱。陶即制陶，唐與古煻字通，有烘焙之義，“陶唐”合稱即燒制陶器，堯的氏族以 制陶見長故稱陶唐。也有人用甲骨文的“堯”字象形一個人頂舉陶坯、且堯與窯同音來解釋帝堯號陶唐。一說是與地名有關。《說文》段注云“堯居於陶丘，後為唐 侯，故曰陶唐氏”；而《史記集解》臣瓚注“堯初居唐後居陶，故稱陶唐”。氏族的遊動性很大，時常遷徙是正常的，但上述兩種說法的遷徙方向卻正好相反。近年 來，隨著對中原氏族部落遷徙與演變研究的深入，學界比較認可“堯初居唐後徙陶”的觀點。著名炎黃史專家何光岳先生在其《炎黃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2年4月版）一書中寫到：“陶唐氏帝堯，系黃帝之後，姬姓，一說為祁姓。他在今河北唐縣立國稱唐，以後遷徙數地，到了山東定陶一帶。”《群經義證》 謂：“然則堯初居唐，及陟則居陶，故舉其終始而稱之曰陶唐氏。”《尚書》蔡沈傳也持此說：“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史記集解》引韋昭注 亦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
菏澤名堌堆
風嘴堌堆
鳳嘴堌堆又稱黃巢點將台,菏澤境內最著名的堌堆。位於菏澤學院西校區院內,是菏澤市級重點保護文物,對開展文物的史學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安邱堌堆
安邱堌堆遺址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菏澤市東南12公里，佃戶屯鄉曹樓村東南約100米處。現存堌堆高3米，長寬各500米，四壁較直，斷面暴露有文化層。
安陵堌堆
安陵堌堆遺址位於曹縣韓集鎮孫莊村北，1977年被列為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遺址南北長225米，東西寬150米，總面積33750平方米，呈南北長於東西的橢圓形，上部為漢代文化層，中部為戰國時期文化層，下部為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因其上被烈士陵園占壓，故該遺址至今保存完好。
官堌堆
官堌堆遺址位於定陶縣仿山鄉姜樓村南500米處，南北長30米，東西寬15米，高8米，文化層暴露明顯，有灰層、燒土面、蚌殼坑和灰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