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關墓葬群

城關墓葬群,小毛莊墓群,城關鎮小毛莊,原有封土數座,最高者3餘米,已平毀。地面暴露有較多繩紋磚碎塊和泥質灰陶片。

小毛莊墓群,城關鎮小毛莊,原有封土數座,最高者3餘米,已平毀。地
面暴露有較多繩紋磚碎塊和泥質灰陶片。1991年發掘60餘座,面積約1000平方米,有豎穴土坑墓和磚室墓兩種,出土有陶罐、瓮、盒、壺、耳杯和五株錢等。2002年第二次考古發掘,面積43154平方米,發掘漢代至明清時期墓葬94座。79座漢墓,以單室土坑豎穴為主,出土了彩繪陶和青銅器,在以往的漢墓發掘中很少見到。2004年第三次考古發掘,共發現7座古代墓葬,東漢磚石混合結構畫像石墓即是其中的一座,為天津地區首次發現。該墓南北全長22.8米,墓室東西最寬處8.6米,方向正南北。
崔店子漢墓範圍內曾出土陶壺、五株錢等。1987年發掘薊縣城關鎮敦信墓,地面封土已剷平,由墓道和墓室兩部分構成,出土墓誌一盒,買地劵一方,灰陶素麵雙耳罐兩個,宋錢數枚。2003年對崔店子古墓群(富裕家園)考古發掘,發掘戰國、漢代、明清各時期的古墓葬近百座,出土文物200餘件,銅錢500餘枚,戰國時期墓葬均為長方形土坑墓,形制較小,漢墓均為土坑豎穴墓。本次發掘還出土了天津地區最早的玻璃飾品。
西關漢墓群範圍內,2001年進行了考古勘探和發掘,近7000平米範圍之內,先後發現並發掘不同時期古墓葬63座,古窯址4座,灰坑4個,出土了陶、瓷、鎦金、銀、鐵、銅、鉛、玉、漆器在內的不同時期文物近千件。戰國墓3座,均為土坑墓,其中兩座出土了青銅禮器,漢墓15座,墓葬形制有磚室墓、積石墓、兒童瓮棺葬三種,磚室墓有單室、雙室和雙室帶耳室等多種;積石墓呈長方形,由河卵石簡單堆砌而成。唐代墓葬11座,均為磚室,可分為圓形、弧方形、長方形與船形幾種。遼墓3座,磚室,有圓形與八角形兩種。清代——民國時期墓葬31座,其中夫婦合葬墓10座,均土坑木棺墓,屬平民墓葬。古窯址時間為唐代,有饅頭形與橢圓形兩種,規模不大,應是當時居民燒制生活器皿的小型陶窯。
東關墓地,城關東門外,明代,在50平方米範圍內,發現3座磚室墓,皆東西向,長2米,寬1米,石板封蓋,出土有戒指、錢幣等。 七里峰漢墓範圍內,2002年4月,首次發掘漢代建築遺蹟,出土16塊漢代石刻。
東大井古墓地考古發掘,2002年,在8萬平方米的征地範圍清理漢代墓葬79座、明清墓葬28座、商周時期窯址3座、漢代灰坑29座、水井3口,出土文物1500餘件。漢代墓葬多南北向,形制多樣,主要有磚室墓(單室、多室兩種)、磚槨墓和石室墓,西漢時期以豎穴土壙墓為主,東漢以磚室墓居多,並多帶有斜坡狀墓道。M106乙為天津地區迄今規模最大的西漢土坑豎墓,M109和M106乙為天津地區首次發現的漢代帶陪葬車馬坑的土坑豎墓。首次獲取到漢代墓葬的營造、下葬、填埋、防盜以及隨葬物品組合擺放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獨樂寺墓地,縣城東北角城牆下,占地面積約1000餘平方米,原有墓塔,早年已毀,曾出土墓誌和墓碑。現存有遼壽昌二年(1096)寂照大師墓碑、金大定十四年(1174)善成墓碑、金大定十四年(1174)“尚座清宮靈塔”銘、金崇慶元年(1212)“大金薊州獨樂寺故尚座珍公寶塔銘”等。
鼓樓南大街遺址,2004年發掘面積近4000平方米,唐遼時期地層堆積被晚期活動擾亂嚴重,發現了遼代房屋建築基址,金元時期較為完整的磚砌排水道等遺蹟。出土文物數量大,以陶瓷器為主。發現明清時期保存較為完整的連排式建築基址,具有典型商業店鋪的特點,出土了大量青花瓷器、陶器、玉器、錢幣等。此次考古發掘揭露出唐遼、金元、明清、民國時期依次疊壓的地層堆積,而且延續至今,為研究古代薊州城市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材料。
城關墓葬群與薊縣城的必然聯繫,使這一地區頗具有研究價值。城關墓葬群分布於薊縣古城及四周,發掘研究墓葬的存在對研究薊縣古城的歷史、文化、物質生活及城市建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這一地區墓葬遺蹟豐富,涵蓋時間長,墓葬種類豐富,有的是天津地區首次發現,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延續到清代、民國時期,跨越數千年,每一時期墓葬形制也不完全相同,戰國銅器墓,唐代圓形磚室墓,遼代的八角形墓葬,漢代帶陪葬車馬坑的土坑豎穴墓,東漢磚石混合結構畫像石墓均屬天津考古首次發現,具有極高的考古研究價值。
城關墓葬群範圍內,天津地區還首次發掘漢代建築遺蹟,出土了16塊漢代石刻,精美生動的漢代石刻在全國漢代考古中也極為罕見,填補了我市漢代考古的一項空白。
南北文化交融,地方特點明顯。戰國中原青銅禮器與山戎文化特點的青銅短劍共出,漢代磚室墓與積石墓並存,唐墓出土較多的加砂簡腹罐,頸部飾波浪紋或其他幾何紋飾。這些葬俗體現出從戰國一直到唐遼,燕山地區南北文化交融從未間斷,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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