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
中國今天的大城市就像一個個巨大的黑洞，吞噬著人們的幸福！上班堵車、醫院排隊、學校離家越來越遠，大量垃圾無法妥善處理，這些都困擾著大城市的居民。每天無論走到哪裡，都免不了經歷一番肉搏，懶得出門，懶得聚會，懶得說話，上班累，放假更堵更累，生活就像卡在路上。
形成
長期以來行政指令主導下的資源分配模式、以鄉補城的發展策略，讓公共投資的大部分留在了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為了更好地發展和生活，共享公共財政的陽光，在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湧入少數大城市，倒逼城市面積擴張，公共資源配置增加，形成惡性循環。
一是資源過度集中。中國的資源配置都是跟政治權力走的，政治權力集中造成了資源和利益的集中，然後跟著是人口的集中，大城市往往具有比中小城市更好的基礎設施條件、更大的市場、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業機會，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集聚功能和高度的競爭性、流動性、擴張性。人、財、物等生產要素不斷向大城市集聚，必然導致城市規模越來越大，交通擁堵、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各種“城市病”隨之產生。
資源過度集中直接後果就是區域發展不平衡，城市再無法負荷過多人口。中國的基礎設施還不均衡，大城市基礎設施完備，而中小城市欠賬太多，人們不得不湧向大城市。
二是城市規劃不合理。以北京為例，單一市中心，圍繞它攤大餅式的規劃，注定了城市擁堵的命運。
早在2005年，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在其年度工作會議上就明確指出，北京的交通問題是“城市化、現代化、機動化進程中多重矛盾產生的，根本問題是城市規劃的問題”。當時北京已形成了回龍觀、天通苑、望京3個規模巨大的“住宅城”。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吳良鏞在研究中發現，這些不斷出現的超大規模的“住宅城”已成為製造交通擁堵的源頭，由於“住宅城”的就業功能、成熟城市配套等功能區布局的缺乏，致使大量人口每日如潮水般在城郊之間奔涌。
在中小城市，人們每天平均出行距離為1.5公里～2公里，而在北京，這個數字已超過10公里，而且每年還在遞增。出行距離增加後，按人均每天出行2.5次計算，人們對交通的需求量成倍增長，導致政府投入無法滿足需求。
三是公共設施跟不上，醫院、學校、垃圾處理場等設定跟不上城市和人口擴張速度。
此外，政府對學校、醫院等優質公共資源集中在中心城區，郊區配比很少，例如天津好的中國小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和平區，很多人雖然居住在郊區，但依然想方設法將孩子送入和平區的學校，而因為校車、公交等公共服務跟不上，家長每天必須開車接送，交通需求量暴增，尾氣污染嚴重。
四是盲目發展汽車工業、房地產開發，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社會效益。在北京，2010年以來小汽車以每天2000輛的速度增加，而新的汽車生產基地仍在投產。而在各大城市，近年來房地產開發均出現高速增長，且從市中心逐步向郊區擴張，卻沒有人監管城市發展的失控，最終造成了整個城市效率低下。
範例
在北京市的城市規劃中，人口控制規模的指標一直倍受關注。國務院批准的《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中明確規定，至2020年，北京市總人口規模規劃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年均增長率控制在1.4%以內。然而，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戶籍人口已達到1200萬，實際常住人口已達1972萬人。
內部人士透露，從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和資源來看，應該嚴格控制人口，但北京人口規模控制困難，歷年來北京市每一次城市規劃中的人口規模指標均被突破。這樣快速增長的人口給北京市帶來了種種壓力。
北京市政協調研組數據顯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儘管這幾年北京市公共運輸發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給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教育方面，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已由2000年的9萬人增長到2009年的41.8萬人，占學生總數的40%，其中66.9%在公辦中國小就讀，一些區縣教育支出的一半用於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
此外，資源環境的壓力更加突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調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資源僅為26億立方米，實際年均用水約36億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庫庫容、超采地下水及應急水源常態化維持。
改善
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其實，城市病並非中國獨有，甚至可以說這是國際性通病。城市病的治癒是一個系統的工程，而且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但是，即使治癒城市病的過程再複雜，其基本的藥方也只有一個，就是以人為本，從“宜居”的角度去打造城市，而不是用其他的標準。正如專家給出的“嬰兒車能在街頭任意出現”的“宜居”指標一樣，只有如此，城市化的過程才不會誤入歧途，城市病的治癒才能有一個真正的起點。
2010年12月13日起，北京市就治堵措施公開徵求民意，這份被網友稱為“京版嚴治堵新政”首次寫入了“嚴格控制中心城建設總量增量、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等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