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西班牙於1896年在古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集中營。然而讓人類真
埃爾加·德恩德國總理施洛德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60周年紀念上發表講話，對納粹德國的罪行深刻檢討。
集中營的歲月無疑是殘酷而慘痛的。但是在那些慘痛經歷的背後，人類永恆的愛情、親情、友誼和理想並沒有消失。正是這些美好的情感讓我們得以在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之外看到希望。生活在黑暗年代的人們，雖然生命的步伐似乎匆匆，但是他們感人的故事始終在歷史沉重的帷幕上閃爍著光芒。就像紫羅蘭的花香，輕輕瀰漫著，仿佛在說著：請相信，永恆之美。
德國伯根貝爾森集中營紀念碑前，蒼老的手小心地插上一束鮮花。
愛情 被轉移的人太多了。我的心很受傷，痛苦在明天也將繼續。我們每天隔著鐵絲網遙望外面的自由。我希望自己能堅持下去，喔，親愛的，如果沒有你，我的快樂和意志力將消亡，我也將死去。 ———埃爾加·德恩，18歲死於索比堡集中營 “親愛的：喔，你現在要是在我身邊該多好啊。沒關係，讓我來告訴你眼前的景象。西邊的天空泛起了金黃。白樺樹把小巧的枝椏和葉子伸向天空。頂端的部分微紅，下面的則略暗。另一個角度看上去，它們是綠色的。綠的純淨而嬌嫩。 喔，你也同樣希望我在你身邊吧。這裡的人們仍然在聊天。我有點累了。這一天過得真慢。一切像是無盡的悠長，卻又很快逝去。喔，天啊，我愛的人。明天再見。” 1943年6月1日，北國荷蘭的初夏簡直像新秋的樣子。淡淡的天色，寂寂的田野。18歲的埃爾加·德恩來到菲特赫集中營已經61天了。她決定動筆寫下這篇日記，以便讓遠方的男友基斯·范登伯格能有機會了解自己現在的環境和心情。 1925年，埃爾加出生在德國的斯特丁。1933年5月，德恩一家搬到蒂爾堡。父親威利在一家紡織廠管理機器設備。埃爾加和基斯在同一個高中上學，他們的感情似乎就是從那時開始的。白天到附近的中學上課，空餘時間和男朋友基斯相依相偎，這樣的生活簡單而幸福然而，突如其來的戰爭改變了一切。1940年5月10日，德國侵入荷蘭，14日，荷蘭投降。身為猶太人的德恩一家沒能倖免於這場浩劫。由於父親威利是當時負責審批旅遊和搬遷事務猶太人議會的主席，德恩一家並沒有被列入1942年8月2日和28日的兩次驅逐名單。不過到了1943年1月，德恩一家還是被迫把房子騰給了警察局分派來的檢察員。
4月正是鬱金香花開香飄的時節。埃爾加的生活卻沒有了任何色彩。那一天，4月1日，德恩開始了在菲赫特集中營34B號營房。也正是從那一天起，自由和愛情就成了圍牆和鐵絲網外面遙不可及的奢望。所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荷蘭南部的菲赫特集中營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拷打政治犯的“安全營”，另一部分就是德恩一家所處的“中轉營”。所謂中轉營，意味著這裡的猶太犯人將分兩步驟被送到德國：從菲赫特集中營運到韋斯特波克集中營，再從韋斯特波克集中營運送到德國或者波蘭的滅絕營。 顯然，德恩在6月1日寫下第1封日記的時候也還並不清楚等待自己的命運。兩個月以來，她對時間的概念有些陌生。起床、出操、勞動、吃飯，日復一日，沒有盡頭。然而，生活、愛情、自由，所有這些都像田野盡頭滾動的風車一樣每時每刻攪動著她的心。生的希望隱隱還在，夢裡的影子和夜晚的星星常常讓她浮想聯翩。生的欲望和痛苦始終糾葛。 惡劣的生活環境和獄友的紛紛慘死使她愕然，“我們失去了祖國，失去了家園，被迫適應這裡的生活。我們在這裡所遭受的，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們無法想像。” 6月5日，埃爾加聽說營里所有的孩子都將被送到韋斯特波克集中營。果然，第二天所有3歲以下的孩子都跟隨他們的父母登上了轉運列車。6月7日，4歲到6歲孩子也跟隨父母踏上了遠去的列車。她終於知道了韋斯特波克集中營的秘密：所有人將從韋斯特波克集中營分別送往波蘭的奧斯威辛和索比堡兩座滅絕營。 絕望、恐懼、空虛、無助，這樣複雜的情感和痛苦讓埃爾加難以接受。 德恩想過在轉運途中逃跑，也曾寄希望於在附近的飛利浦燈泡製造廠勞動，以避免被遣送到韋斯特波克集中營。然而種種想法最終都沒能實現。 7月2日，德恩一家被告知將被運往死亡中轉營———韋斯特波克集中營。“今天早晨，一個垂死小孩的經歷讓我感到了巨大的恐懼。還有人會繼續被運走，而這一次輪到了我們。”這是埃爾加寫下的最後一篇日記。 在韋斯特波克集中營的生活似乎沒有想像中的可怕。這是個奇怪的地方：有為孤兒開設的學校，有理髮師，甚至有管弦樂隊和一間飯館。如果有足夠的錢犯人還可以購物。人們以為自己將被運送到的波蘭集中營也會一樣舒適。其實，生還的希望只是為了讓囚犯在轉運到奧斯威辛的途中老老實實，不出亂子。 13日，星期二。星期二對於關押在韋斯特波克集中營的囚犯是個特殊的日子。每周二都會有一批犯人被選運到滅絕營。整個集中營都陷入了恐慌，每個人都害怕被選中。沒被選中的人略感安慰，暗自慶幸躲過一劫。然而下個周二很快又要來臨。德恩一家就是在這樣一個星期二被選中，隨後踏上了直通索比堡滅絕營的列車。 火車走著，像沒人理會一般。有沒有盡頭不知道，載著多少支離破碎的夢想和期待也不知道。火車穿過荷蘭的夏天，穿過漫長的傍晚，穿過陌生的田野和城市。埃爾加的心情久久不願沉落。漸進的絕望比死亡本身還要寒冷。 16日，德恩與父母和弟弟在波蘭的索比堡滅絕營慘遭殺害。 “或許你會失望，因為這本日記里沒有包括具體的經歷。但是你一定會很高興能在字裡行間發現我的影子：矛盾、疑慮、絕望、害羞、空虛。”幸運的基斯得到了埃爾加的遺物———棕色的坤包，裡面裝著一本在物理筆記本上寫下的21頁的日記、5封情書、一支鋼筆、一塊毛巾，以及一綹髮絲。 以後的日子裡，基斯結婚、生子、成為了有名的藝術家，然而德恩的遺物一直是他最珍貴的財富。 1991年，基斯去世。2004年10月16日，基斯的兒子康拉德把埃爾加的遺物捐贈給了蒂爾堡地方檔案館。10月30日，德恩的日記在蒂爾堡公開展出。 是誰把德恩的遺物帶出了集中營並交給了基斯？他們兩個是怎樣保持聯繫的？這對年輕人曾對未來有怎樣的打算？是否還有德恩家的遠房親戚健在？謎底或許都不重要了，在那樣慘絕人寰的年代，有這樣真摯的感情塵封下來就已經足夠了。
親情 母子兩位老人互相攙扶著站在岸邊，向遠方眺望。他們的身影在這片曾經意味著死亡的土地上顯得異常堅定。 這或許代表了一種生的態度，一種生命的堅持。 施維得湖的水面依舊平靜。偶爾有微風吹過，把漂浮在水面上的一枝枝玫瑰吹向遠方。肅穆的人群中，一位老婦人戀戀不捨地將手中的玫瑰拋向湖中。玫瑰隨著波浪越漂越遠，老人也似乎陷入了灰濛濛的回憶之中。 多年來，皮耶雷特·普瓦洛一直在法國抵抗運動組織負責情報通訊工作。1944年8月15日，她像往常一樣走在巴黎的路上，準備到市東的組織基地去。然而她並沒有發覺一直在身後跟蹤她的納粹黨衛軍。她被捕的時候已經有了2個月的身孕。在南錫的監獄中，她想把自己的情況告訴看守，希望能得到相應的幫助。但難友們勸她要嚴守秘密，因為毫無同情心的看守很可能會變本加厲的對她施以刑罰。10月，她被押送到了德國北部拉文斯布呂克婦女集中營的32號營房。 在集中營里，她遇到了同樣來自法國的難友。於是她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了她。令她感動的是，不僅僅是法國難友，捷克、前蘇聯、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的難友都盡全力地來幫助她。普瓦洛身體很健康，懷孕的狀況一直很好。沒過多久，她已經能夠感到小傢伙在肚子裡動來動去了。孩子的存在給了她更大的鼓勵，她相信，戰爭結束後，她一定能夠帶著孩子回到家鄉。 集中營里的婦女每天都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普瓦洛的工作是在集中營旁邊的西門子工廠里進行焊接。結束完12小時的工作後，她和獄友們一起回到擁擠的營房。這份工作給她帶來了不少好處，既免去了她可能被送去拉運石塊的重體力活，也減少了她被看守毒打的機會。 日子一天天過去，雖然集中營的日子異常艱辛，但是孩子給了她生的希望。幸運的是，靠著寬大的囚服和難友的掩護，普瓦洛的秘密始終沒有被納粹發現。 1945年3月11日下午，普瓦洛蜷縮在營房角落痛苦萬分。孩子就要出生了。她的獄友把毛巾塞在她的嘴裡，以免她的叫喊聲被人聽到。好在當時黨衛軍並沒有在周圍巡邏，指揮官也剛巧外面訓話。在兩位獄友的幫助下，整個生產過程非常順利。深夜時分，一聲微弱的啼哭打破了緊張的氣氛。是個男嬰。獄友們用洗淨的毛巾把嬰兒緊緊包好。不一會兒，普瓦洛靠著牆角坐起，把孩子緊緊的抱在懷中。 “Monpetitchiffon(法語：我的小破布包兒)。”淚流滿面的她看著孩子的小臉輕聲呼喚。她給這個男孩兒起名叫居伊。她身邊的捷克獄友略懂一點法語。“Lumpi(破布包兒)。”她笑了，從此這就成了居伊的暱稱。為了不引起獄卒的懷疑，第二天一早，普瓦洛拖著虛弱的身體強撐著照常去上班。由於沒有奶水，集中營里其他剛生過孩子的難友就替她給孩子餵奶。另外，大家還經常省下食物接濟普瓦洛母子。 一個月後，被稱為第三帝國的法西斯德國崩潰了。瑞典伯爵、紅十字會會長貝納多特·福爾克與德國納粹頭目海因里希·希姆萊經過長時間的談判，最終達成協定，決定從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營救7500名婦女到瑞典。大家都想方設法讓普瓦洛成為名單上的一員，這樣她就有機會帶著居伊回到法國了。普瓦洛真的被選中了。可是納粹禁止婦女攜帶兒童離開集中營。怎么才能讓這兩位母子一起離開呢？大家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了一個主意。 1945年4月24日，大雨。普瓦洛和其他準備撤離的女囚排著隊，向停在營門口的汽車走去。普瓦洛經過了警衛隊，一隻腳已經邁上了汽車。這時，身後的一位法國獄友喊道：“皮耶雷特，你忘了帶上你的破布包兒。”說著，她把一個裹的緊緊的布包兒從警衛的頭頂扔了過來。普瓦洛早就準備好了，她一把接住飛來的布包兒，迅速鑽進了汽車。 車上，她輕輕的打開布包兒，看到了兒子居伊似乎在微笑著的小臉。她趕緊哄著照料孩子，以免孩子的哭聲引起納粹們的注意。她的朋友們也快速地圍到了她的身邊。沒多久，全車婦女都知道了普瓦洛的秘密，大家擁在她們母子身邊，為她們圍起了一座保護牆。 一路上，普瓦洛膽戰心驚，生怕納粹攔下汽車進行檢查。好在由於下雨，黨衛軍只是匆匆張望一眼便放行了。直到抵達丹麥，普瓦洛才終於鬆了一口氣。她們將在這裡轉乘輪船，駛向目的地瑞典。之後，他們輾轉從瑞典回到了法國的家鄉———摩塞爾河邊的小鎮奔尼。 寬容的普瓦洛女士對德國人並不仇視，因為很多德國人在危難的時候都幫助過她，比如西門子的工人，集中營里的一位護士。她甚至讓兒子居伊作為交換生，到德國留學。現年60歲的居伊·普瓦洛先生是南錫一所公務員學校的校長，他致力於培養學生的人性和對抗暴政的勇氣。 2005年4月17日，是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解放60周年的紀念日。從1939年到1945年，這裡先後囚禁過13萬名婦女和兒童，其中大部分由於飢餓和過度勞累而死亡。88歲的皮耶雷特·普瓦洛女士和兒子居伊在那天也來到了拉文斯布呂克。在這裡，500餘名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倖存者向湖中拋撒了玫瑰花，以此來祭奠在營中遇害的獄友。
友誼 沒有朋友的話，你很難能活下來。如果有一個朋友，你活下來的機會就會增大。 ———伯尼·羅斯納，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 集中營里的生活充滿了死亡、疾病、飢餓、苦役和折磨。在那些漫長的黑暗歲月里，友誼成為了一些人活下去的動力。 馬克斯·德瑞莫和赫爾曼·夏因是一對認識多年的老友了。他們在孩提時代就已經互相認識。和其他的猶太奇蹟故事一樣，他們的故事也包含了很多細小的奇蹟。正是這些細小的奇蹟讓他們看到希望，並且最終幫助這兩個猶太人逃離了厄運。 這兩個人的集中營故事始於1939年。那一年，15歲的夏因和17歲的德瑞莫被以“波蘭猶太人”的名義抓了起來，從柏林被送往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在接下來的五年里，他們成為彼此的家人，相互扶持，一起度過了在薩克森豪森以及奧斯威辛的艱難歲月。 在薩克森豪森，夏因和德瑞莫一起承受著無休止的苦役、折磨，以及隨時隨地都可能被處死的恐懼。他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卻只能分到一個像磚頭那么硬的小麵包。多虧了兩個人之間的友誼，他們才能夠在那些冷酷的日子裡，感受到一些溫暖。 在戰前的一個猶太青年舞會上，德瑞莫認識了一個叫做赫塔的姑娘。除了夏因，赫塔是另一個支撐著德瑞莫活下去的動力。夏因開玩笑地說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赫塔，因為在那些絕望的日子裡，德瑞莫常常向他提起赫塔。如果沒有夏因這個傾訴對象，德瑞莫在集中營的生活會孤單很多。 因為不堪忍受折磨，夏因和德瑞莫參加了集中營里的猶太人反抗組織。在一次起義中，他們成功地制服了看守，但起義最終還是被鎮壓了。雖然指揮官決定不就地處決參與此事的猶太人，但他決定把其中的500人趕到奧斯威辛。 從薩克森豪森到奧斯威辛，他們一共花了六天的時間。在令人窒息的車廂中，沒有水，沒有新鮮的食物，很多人渴死或累死了。火車到站的時候，德瑞莫也已經奄奄一息。 他們被趕下了火車。那時正是冬天最冷的時候，外面飄著鵝毛大雪，刺骨的寒風吹來，德瑞莫根本沒有力氣邁出一步。他痛苦地說到：“不，讓我死了算了。我真的再也撐不下去了。把我留在這裡好了。”夏因知道，如果這樣做，納粹士兵一定會直接殺了德瑞莫。因為一路上那些跟不上隊伍的人都被槍殺了。夏因當然不能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他一路攙扶著德瑞莫，實在不行的時候就硬拖著他往前走。他不停地和德瑞莫說話，為他鼓勁：“我們可以撐過去的。你不能現在放棄。想想你的赫塔。”雖然經過長途勞頓，夏因自己也已經非常虛弱，但他還是拼儘自己全部的力氣來保護他的兄弟。 在奧斯威辛，他們遇上了臭名昭著的納粹醫生約瑟夫·門格爾。 一開始，他們被分到了不同的隊伍。因為不想和自己的兄弟分開，德瑞莫冒著生命危險偷偷溜到了夏因所在的隊里。當時，他並不知道自己的這個舉動竟然幫他逃脫了進毒氣室的厄運。 集中營門口用德文寫著“勞動使人自由”這幾個字。在這裡，夏因被派去修理集中營的屋頂，而德瑞莫則進了一家工廠。 正是在集中營的屋頂上，夏因第一次看到了他的意中人。那天，15歲的瑪麗安正在集中營外面撿垃圾。夏因看到她的身影，覺得那像一個美麗的幻影。於是，他鼓起勇氣和她攀談。回來以後，夏因興奮地向德瑞莫描述了他和瑪麗安相遇時的情景。 雖然夏因和德瑞莫並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活著離開集中營，但是除了兩個人的友誼，兩個人心中對愛情的共同夢想，幫助他們度過了那段艱難的時光。 德瑞莫在工廠認識了一位波蘭工人約瑟夫·韋羅納。這位好心的波蘭人向德瑞莫伸出了援手，表示願意幫助他逃脫。 德瑞莫當然沒有忘記他的兄弟，他問韋羅納能不能把夏因也帶上。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他們開始了逃亡之旅。他們事先在集中營外面挖了一個近兩米深的洞。逃出集中營後，為了躲避黨衛軍的追捕，他們在洞裡躲了36個小時。之後，兩個人又走了將近30公里的路才來到韋羅納的家。那真是一段漫長的路程。等到他們終於站在了韋羅納家的門口，兩個人累得連慶祝的力氣都沒有了。 直到這時，德瑞莫才有機會給他在柏林的愛人赫塔寫信。但是納粹士兵從赫塔的手提包里發現了這封信。他們根據信上的地址找到了德瑞莫和夏因的藏身之處。納粹士兵來到韋羅納家搜查的時候，他們躲在了穀倉里。奇蹟般的是，納粹士兵和警犬都沒有發現他們。可是，經過這次搜捕，韋羅納家已經不再安全了。這時夏因記起了瑪麗安曾經把她家的地址告訴過他。於是他們倆找到了瑪麗安。 瑪麗安把他倆藏在了一棟別墅里。“我們像是在天堂。那裡食物充足。我們獲得了解放。”德瑞莫說。 戰後，這兩個年輕人一起回到了柏林。他們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和大部分家人。幸運的是，德瑞莫找到了赫塔。這天，他來到赫塔家樓下，站在赫塔的窗外吹口哨。這是他們互訴衷腸的秘密信號。當赫塔看到德瑞莫的時候，她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一直以為黨衛軍在發現那封信後已經把他殺了，可是現在德瑞莫竟然站在了她的面前。她又驚又喜，緊緊地和德瑞莫擁抱在了一起。後來，夏因也回到波蘭，把瑪麗安接到了柏林。 1946年2月17日，這兩對新人一起在柏林舉辦了婚禮。之後，兩家人一起移民到了美國，過上了和大多數普通人一樣的生活。只是，德瑞莫和夏因前臂上印著的集中營編號還提醒著他們過去的經歷。雖然這些無法抹去的數字顯得有些刺眼，可是他們並不刻意隱瞞，就像他們永遠也忘記不了過去的經歷一樣。在經歷了那么多的苦難之後，他們知道，照亮那些黑暗歲月的是兩個人的友誼和他們各自的愛情。
理想 一個死氣沉沉的人，永遠、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享受生活。只有不斷和人們交流的人才可以改變這一切，因為這其實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彼得·津斯，16歲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 如果不是因為以色列第一位進入太空的太空人伊蘭·拉蒙，彼得·津斯的故事也許將永遠不為世人所知。 在拉蒙開始“哥倫比亞”號太空梭飛行之前，美國宇航局只允許他攜帶9件個人物品。拉蒙的母親是一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為了紀念母親，紀念那段慘痛的歷史，拉蒙和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聯繫，希望能夠帶上一件有紀念意義的物品。最終，紀念館選擇了一幅鉛筆畫———《月球景觀》。 這幅畫的作者便是彼得·津斯，一個十六歲時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才華橫溢的少年。 隨著“哥倫比亞”號的灰飛煙滅，這幅畫也永遠地消失在了空中，但是津斯的故事卻漸漸流傳了開來。 1928年初秋，彼得·津斯出生在布拉格一個普通市民家庭，父親是一個猶太人。兩歲時，津斯可愛的小妹妹伊娃出生了。像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樣，兄妹倆度過了一段快樂的童年時光。但是幸福的生活很快就被打斷了。 1939年，納粹德軍占領了布拉格，猶太人的處境變得越來越糟。他們開始買不到水果，買不到肉，坐電車的時候也只能坐在電車後面。 津斯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了這段生活。在日記的開篇，他寫道：“天氣有些霧蒙蒙的。他們剛剛做了規定，要求猶太人必須佩戴黃色大衛星。在去學校的路上，我一共數到了69個治安憲兵。”他的最後一篇日記寫於1942年8月9日。 那一天的日記上只有這么幾個字：上午待在家裡。一個月之後，津斯被迫離開了家，再也沒能回來。 這是當時德國法律的規定，只要父母有一方是猶太人，他們的孩子在14歲的時候就必須送往集中營。剛剛過完14歲生日的津斯就這樣被帶到了泰雷津集中營。 泰雷津位於布拉格的西北角，是納粹移送猶太人到奧斯威辛的一個中轉站。因此，它又被稱為“地獄的休息室”。二戰期間，這裡一共收容了約15萬名猶太人，其中包括1.5萬名孩子。 在泰雷津，孩子們擠在簡陋的房子裡，每個人只能分到一個70厘米長、30厘米寬的鋪位。津斯和同伴們每天六點就得起床，吃完早飯、點完名之後，接著被派到菜園去勞動。兩年之後，當小伊娃也被送到泰雷津來時，她看到的是一個身材削瘦，臉色蒼白的哥哥。 惡劣的生活條件並沒有困住津斯的理想。這個充滿熱情的男孩，有著不屈不撓的個性。妹妹伊娃說，哥哥從小就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名記者、作家或者是科學家。 “他最突出的性格便是他那強烈的好奇心。他對自然科學、地理、古代和現代語言，甚至是遙遠國度的風土人情都充滿了興趣。”60多年過去，伊娃在談起自己親愛的哥哥時，神情驕傲又帶著幾分悲傷。 在集中營里，津斯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閱讀各種書籍。每天，在結束繁重的體力勞動之後，津斯和同伴們就悄悄避開黨衛軍的監視，躲在閣樓上學習地理、數學、歷史等知識。一直以來，津斯從未放棄自己的理想，他仍在夢想著以後能成為一名科學家，仍在繼續寫著各種心愛的科幻小說和冒險故事，然後在同伴中私下傳遞。也正是在泰雷津，這個著迷於科學和宇宙的少年，發揮自己的想像，畫下了《月球景觀》這幅畫。這幅畫以太空為背景，描繪的是從月球觀看地球的景象。雖然津斯的身軀日日掙扎於辛苦的勞作，可是他的心卻飛向了太空。 在津斯的帶動下，集中營里的夥伴們出版了一本秘密雜誌“Vedem”(捷克語：領導)。從1942年到1944年，這份雜誌一共出版了800多頁，包括詩歌、散文、畫作、故事、訪談以及笑話各種形式的作品。津斯負責撰寫其中一個專欄“漫步泰雷津”。在納粹的眼皮底下，津斯採訪了火葬場的工人、廚師、醫生以及監獄的管理人員等各色人物，記錄下了集中營方方面面的生活。由於缺乏紙張和印刷途徑，每期雜誌只有手抄的一本。於是，每個星期五的晚上，他們都圍坐在一起，在微弱的燈光下，輕聲誦讀這份雜誌。 1944年9月28日，津斯被送上了去往奧斯威辛的火車。這份秘密雜誌在他們被送往奧斯威辛後，也隨之停辦了。在那裡，津斯被送進了毒氣室。死的時候，他只有16歲。 津斯在集中營里的密友庫爾特說：“如果津斯能活下來的話，他也許會成為一名太空人。”在登上哥倫比亞號太空梭之前，拉蒙說：“我覺得我的旅程是在實現津斯58年前的夢想———這個夢想證明了集中營的圍牆並不能攔住他的理想。這個被關在集中營圍牆之內的男孩有著一顆偉大的靈魂。” 在他去世61年後，津斯的日記———《我哥哥的日記》經由他的妹妹伊娃整理出版。人們以這種方式向這位才華洋溢的少年表示敬意。這本書其實是一個孩子的證言。它告訴我們，即使你生在大屠殺的那段歲月里，只要心懷理想，生活還是可以繼續。 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說：不能銘記歷史的人，必會重蹈歷史。在二戰結束60周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仍然需要銘記那段黑暗的歷史，需要思索如何避免重蹈覆轍。這也正是我們回顧歷史的原因。 人類永恆的美好情感像空氣和水一樣成為我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失去它們，世界將變得難以想像。 雖然人類在不同的階段經歷了種種黑暗，但是一切就像電影《美麗人生》告訴我們的那樣，噩夢終究會過去，只有美麗的人生才是永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