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盔甲廠胡同6號
盔甲廠胡同屬東城區建國門地區，在北京站東街路南的泡子河東巷內，東起泡子河東巷，西止抽屜胡同，長約230米。胡同南側與解放里相通，北側與大羊毛胡同相通。
明代，鞍轡局署設在此處，遂稱“鞍轡局”。鞍轡局設“掌廠太監一員，署建於都城東南隅，掌營造盔甲、銃炮、弓矢、火藥之類。”就是一座兵工廠，當時也稱“盔甲廠”或“炮作”。崇禎七年（1634年）九月初七，盔甲廠發生爆炸。“損人物甚多，將制火藥石碾遠拋於泡子河城牆下。”清代，盔甲廠改為存放廢炮的倉庫，地名亦專稱“盔甲廠”。1965年整頓地名時，改稱“盔甲廠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後繼胡同”，寓後繼有人之意；後復稱“盔甲廠胡同”。
當年的鞍轡局署建在泡子河西岸。泡子河（《順天府志》記作“炮作河”）原為通惠河的支岔。明永樂十七年（1419年），北京城的南城垣拆除，南移二里重建，泡子河括入城內。《帝都景物略》記載：“京城貴水泉而尊稱之，里也，海之矣；頃也，湖之矣；畝也，河之矣。崇文門東城角，窪然一水，泡子河也。積潦耳，蓋不可河而河名。東西亦堤岸，堤亦林木，水亦蘆荻，蘆荻下上亦魚鳥。”顯然，此處當年是京城的一處勝景，因北面有觀象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又地處順天府大興縣境內，故《大興縣誌》將其列入“大興八景”，名“星台曉望”。達官貴人紛紛在此造園，計有方家園、張家園、房家園、傅家東園和傅家西園等，可惜毀於崇禎年間的盔甲廠大爆炸。
清代，多次疏浚泡子河。雖“園亭舊址，今無尺椽片瓦之存”，然“每晨光未旭，步於河岸，見桃紅初沐，柳翠乍剪，高塘左環，春波右瀉，石橋宛轉，欲擬重虹，高台參差，半籠曉霧”，能不心曠神怡！
20世紀40年代，泡子河水面已無。1950年1月版的《北京市分區詳圖》亦標有泡子河走向，河上三座橋樑尚存。如今，泡子河僅存地名。
盔甲廠胡同6號，舊時的門牌號是盔甲廠13號，在胡同西段南側，如今已改建為“中安賓館”。胡同里的一位老住戶回憶，原來院內樹木很多，還有山石，房屋並不多，更像是花園。根據老人的回憶與現有資料對照，似乎盔甲廠13號與當時燕京大學的教師宿舍——“燕京大學花園”或有聯繫，或為一體。理由是：其一，當年位於南城根東段（今集賢里）的“燕京大學花園”與其北面的“盔甲廠”中間並沒有“北京站站區”相隔；其二，斯諾和他的夫人海倫在此居住期間（1933年至1937年），斯諾正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教期間，斯諾夫婦雖然也在海淀鎮的軍機處住過，但更多的時間住在盔甲廠13號。
斯諾在此居住之時，泡子河當尚有水面。在“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的年代，秀麗的泡子河風光不能使斯諾安心於講壇和家中。於是，斯諾從這個院子裡走上街頭，投身於一二·九運動，寫出了通訊——《中國的貞德被捕了》，向世界宣傳中國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紅軍長徵到達陝北的訊息傳來，給斯諾帶來新的思考。於是，斯諾又從這個院子裡出發，奔赴陝北抗日根據地，進行採訪和調查，先後寫出專著——《外國記者中國西北印象記》和《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首次向中國人提供了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真實訊息”，也讓世界了解中國革命的真相和最後勝利的必然性。
斯諾（1905-1972），美國作家、記者，姓名全稱埃德加·帕克斯·斯諾，漢文姓名施樂。斯諾畢業於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1928年到中國，在上海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代理主編兼《芝加哥論壇報》駐華記者。1930年為美國統一報業協會記者，開始在中國各地採訪。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斯諾衝破重重阻力向外界報導皖南事變真相。為此，國民黨當局取消了斯諾的採訪權力，斯諾被迫離開了中國。斯諾在舊中國生活了13年。魯迅先生說過，斯諾是個明白人，“有幾個外國人之愛中國，遠勝於有些同胞自己，這真叫人傷心。”新中國成立後，斯諾分別於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來華訪問，寫出許多介紹新中國的報導，並出版了《漫長的革命》、《大河彼岸》、《中國巨變》等著作。1972年2月15日，斯諾在瑞士與世長辭。中國政府按照斯諾的遺願將其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毛澤東對斯諾的評價是：“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一生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斯諾作為記者，從20世紀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在中國各地採訪，對中國人民的苦難遭遇產生了極大的同情；他下決心：“我們必須為拯救中國做點事情——得趕快做。”
一二·九運動當天，斯諾約了幾位外國記者參加了遊行，在遊行隊伍中邊採訪、邊宣傳。在12月16日的第二次遊行中，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遊行隊伍被擋在宣武門外。清華大學社會系的女學生陸璀（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任中共北京市東城區委常委）從城門下面的縫隙中鑽進去，打開了城門，遊行隊伍湧進城裡。陸璀遭到軍警痛打並被帶到附近的警察所。在遊行現場的斯諾一直跟隨著，在警察的包圍中對陸璀進行現場採訪，並當即發了一條獨家新聞——《中國的貞德被捕了》。陸璀說：“這篇報導在美國的大報上登出後，確實起了一點轟動效應，為中國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做了有力的宣傳。”後來，陸璀上了軍警的黑名單，又被組織安排在盔甲廠13號斯諾家中隱蔽了十來天，在斯諾夫婦的幫助下安全離開北平。
1936年6月，斯諾約即將大學畢業的黃華作為翻譯陪同去陝北採訪，黃華的感覺是喜從天降。斯諾先行，黃華後走。7月下旬，他們在陝甘寧蘇區的保全縣（今陝西省志丹縣）重逢，與美國人喬治·海德姆（馬海德）醫生住在一起。斯諾的採訪是全方位的，既採訪毛澤東、周恩來等運籌帷幄的中共領導人，又赴前線採訪英勇作戰的將士，還廣泛了解根據地軍民的生產、生活狀況。斯諾多次說，他在蘇區找到了真正的“東方魅力”。
1937年8月初，剛剛完成《紅星照耀中國》寫作的斯諾，受東北大學教授徐冰之託護送鄧穎超離開平、津。當時，鄧穎超化名“李知凡太太”在西山福壽嶺平民療養院療養。斯諾立即將鄧穎超接到盔甲廠13號家中住下，第二天便乘火車將鄧穎超送到天津，再托合眾社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護送鄧穎超乘輪船去煙臺。
在天津港分手時，鄧穎超含著淚說：“斯諾先生，謝謝你的大力幫助。”從此，斯諾認為“我肯定不再是一個‘中立者’了。”
斯諾在1970年訪華期間曾去過上海，負責接待的是上海革委會負責人徐景賢。當徐景賢講到批鬥老幹部的情況，說那些老傢伙根本就不能觸及靈魂時，斯諾對徐景賢說：“沒有老幹部就沒有你的今天”，並突然站起來說：“你們要老幹部觸及靈魂，可他們的靈魂是乾淨的！”說完就走了。
1972年2月初，斯諾病危。由馬海德率領的醫療小組為斯諾開設了家庭病房，黃華代表毛澤東和周恩來專程赴瑞士看望。馬海德對斯諾說：“你看誰來了？是黃華！”斯諾立即睜大眼睛，臉上出現極興奮的笑容，伸出瘦骨嶙峋的雙手抓住馬海德和黃華的手，用盡全身氣力說：“啊！咱們三個‘赤匪’又湊到一起來了。”
黃華說：“現在聽他這樣說，我既感動，又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