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名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正文
新近的上海的報紙，報告著因為日本的湯島，孔子的聖廟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鍵將軍就寄贈了一幅向來珍藏的孔子的畫像。老實說，中國的一般的人民，關於孔子是怎樣的相貌，倒幾乎是毫無所知的。自古以來，雖然每一縣一定有聖廟，即文廟，但那裡面大抵並沒有聖像。凡是繪畫，或者雕塑應該崇敬的人物時，一般是以大於常人為原則的，但一到最應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樣的聖人，卻好像連形象也成為褻瀆，反不如沒有的好。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孔夫子沒有留下照相來，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獻中雖然偶有記載，但是胡說白道也說不定。若是從新雕塑的話，則除了任憑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無辦法，更加放心不下。於是儒者們也終於只好採取“全部，或全無”的勃蘭特式的態度了。
然而倘是畫像，卻也會間或遇見的。我曾經見過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語》里的插畫；一次是梁啓超氏亡命日本時，作為橫濱出版的《清議報》上的卷頭畫，從日本倒輸入中國來的；還有一次是刻在漢朝墓石上的孔子見老子的畫像。說起從這些圖畫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樣的印象來，則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頭子，身穿大袖口的長袍子，腰帶上插著一把劍，或者腋下挾著一枝杖，然而從來不笑，非常威風凜凜的。假使在他的旁邊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筆直，經過兩三點鐘，就骨節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約總不免急於逃走的了。
後來我曾到山東旅行。在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時候，忽然想到了我們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儼然道貌的聖人，先前便是坐著簡陋的車子，顛顛簸簸，在這些地方奔忙的事來，頗有滑稽之感。這種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頗近於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決不應該發生的。但在那時候，懷著我似的不規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聖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聖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政府對於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和五經；使遵守一定的注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並且使發一定的議論。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麼也不知道，於是和四書上並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不知道為了覺得與其拜著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們之為得計呢，還是為了什麼，總而言之，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書籍來了。屬於科學上的古典之作的，則有侯失勒的《談天》，雷俠兒的《地學淺釋》，代那的《金石識別》，到現在也還作為那時的遺物，間或躺在舊書鋪子裡。
然而一定有反動。清末之所謂儒者的結晶，也是代表的大學士徐桐氏出現了。他不但連算學也斥為洋鬼子的學問；他雖然承認世界上有法蘭西和英吉利這些國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決不相信的，他主張這是法國和英國常常來討利益，連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隨便胡謅出來的國名。他又是一九○○年的有名的義和團的幕後的發動者，也是指揮者。但是義和團完全失敗，徐桐氏也自殺了。政府就又以為外國的政治法律和學問技術頗有可取之處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學，也就在那時候。達了目的，入學的地方，是嘉納先生所設立的東京的弘文學院；在這裡，三澤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養氣和輕氣所合成，山內繁雄先生教我貝殼裡的什麼地方其名為“外套”。這是有一天的事情。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裡去行禮罷！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裡想，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時覺得很奇怪。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國的不遇，也並不是始於二十世紀的。孟子批評他為“聖之時者也”，倘翻成現代語，除了“摩登聖人”實在也沒有別的法。為他自己計，這固然是沒有危險的尊號，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歡迎的頭銜。不過在實際上，卻也許並不這樣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並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於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訊息。然而連這一位由，後來也因為和敵人戰鬥，被擊斷了冠纓，但真不愧為由呀，到這時候也還不忘記從夫子聽來的教訓，說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繫著冠纓，一面被人砍成肉醬了。連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經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據說他一聽到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廚房裡的肉醬雲。 孔夫子到死了以後，我以為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為他不會嚕囌了，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麼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他們也敬惜字紙，然而這是因為倘不敬惜字紙，會遭雷殛的迷信的緣故；南京的夫子廟固然是熱鬧的地方，然而這是因為另有各種玩耍和茶店的緣故。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而現在的人們，卻幾乎誰也不知道一個筆伐了的亂臣賊子的名字。說到亂臣賊子，大概以為是曹操，但那並非聖人所教，卻是寫了小說和劇本的無名作家所教的。
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之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後，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門終於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據著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鑽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聖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係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後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
這三個人，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但是時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豈但自己失敗而已呢，還帶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們都是連字也不大認識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談什麼《十三經》之類，所以使人們覺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討厭。既已厭惡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從新看得格外清楚起來，於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裝飾得十分尊嚴時，就一定有找他缺點的論文和作品出現。即使是孔夫子，缺點總也有的，在平時誰也不理會，因為聖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聖人之徒出來胡說一通，以為聖人是這樣，是那樣，所以你也非這樣不可的話，人們可就禁不住要笑起來了。五六年前，曾經因為公演了《子見南子》這劇本，引起過問題，在那個劇本里，有孔夫子登場，以聖人而論，固然不免略有欠穩重和呆頭呆腦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個人，倒是可愛的好人物。但是聖裔們非常憤慨，把問題一直鬧到官廳里去了。因為公演的地點，恰巧是孔夫子的故鄉，在那地方，聖裔們繁殖得非常多，成著使釋迦牟尼和蘇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權階級。然而，那也許又正是使那裡的非聖裔的青年們，不禁特地要演《子見南子》的原因罷。
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畫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構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為權勢者們的聖人，終於變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眾並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不去親近那毫不親密的聖人，正是當然的事，什麼時候都可以，試去穿了破衣，赤著腳，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罷，恐怕會像誤進上海的上等影戲院或者頭等電車一樣，立刻要受斥逐的。誰都知道這是大人老爺們的物事，雖是“愚民”，卻還沒有愚到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
注釋
（1）本篇是作者用日文寫的，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五年六月號日本《改造》月刊。中譯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日本東京出版的《雜文》月刊第二號，題為《孔夫子在現代中國》。參看本書《後記》。
（2）湯島東京的街名，建有日本最大的孔廟“湯島聖堂”。該廟於一九二三年被燒毀，一九三五年四月重建落成時國民黨政府曾派代表專程前往“參謁”。
（3）何鍵（1887—1956）字芸樵，湖南醴陵人，國民黨軍閥。當時任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
（4）勃蘭特易卜生的詩劇《勃蘭特》中的人物。“全部，或全無”，是他所信奉的一句格言。
（5）《孔子家語》原書二十七卷，久佚，今本為三國魏王肅所輯，十卷。內容是關於孔子言行的記載，大都輯自《論語》、《左傳》、《國語》、《禮記》等書。
（6）梁啓超（1873—1929）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清末維新運動領導人之一。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清議報》是他在日本橫濱發行的旬刊，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創刊；內容鼓吹君主立憲、保皇反後（保救光緒皇帝，反對那拉太后），一九○一年十二月出至一百期停刊。（7）“大成至聖文宣王”唐開元二十七年（739）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又加謚為“大成至聖文宣王”。（8）四書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北宋時程顥、程頤特別推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南宋朱熹又將這兩篇和《論語》《孟子》合在一起，撰寫《四書章句集注》，自此便有了“四書”這個名稱。五經，即《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的合稱，漢武帝時始有此稱。
（9）“八股文”明清科舉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公式化的文體，它用“四書”、“五經”中的文句命題，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構成。後四部分是主體，每一部分有兩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10）侯失勒（FWHerschel，1792—1871）通譯赫歇耳，英國天文學家、物理學家。《談天》的中譯本共十八卷，附表一卷，出版於一八五九年。雷俠兒（CLyell，1797—1875），通譯賴爾，英國地質學家。《地學淺釋》的中譯本共三十八卷，出版於一八七一年。代那（JDDana，1813—1895），通譯丹納，美國地質學家、礦物學家。《金石識別》的中譯本共十二卷，附表，出版於一八七一年。（11）徐桐（1819—1900）漢軍正藍旗人，清末頑固派官僚。光緒間官至大學士。他反對維新變法，出於維護清朝統治的目的，他又曾利用義和團勢力，圍攻外國使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自縊死。（12）弘文學院一所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的學習日語和基礎課的預備學校。校址在東京牛込區西五軒町。創辦人為嘉納治五郎（1860—1938），學監為大久保高明。
（13）御茶之水日本東京的地名。湯島聖堂即在御茶之水車站附近。
（14）“聖之時者也”語見《孟子·萬章》。（15）警視總監日本主管警察工作的最高長官。孔丘曾一度任魯國的司寇，掌管刑獄，相當於日本的這一官職。（16）“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等句，見《論語·公冶長》。桴，用竹木編的筏子。由，孔子的弟子仲由，即子路。（17）“君子死，冠不免”語見《左傳》哀公十五年：“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18）關於孔丘因子路戰死而倒掉肉醬的事，見《孔子家語·子貢問》：“子路……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19）釋迦牟尼（Sakyamuni，約前565—前486）原古印度北部迦毗羅衛國淨飯王的兒子，後出家修道，成為佛教創始人。佛教於西漢末年開始傳入我國。
（20）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語出《孟子·滕文公》。（21）袁世凱參看本卷第128頁注（3）。他曾於一九一四年二月通令全國“祭孔”，公布《崇聖典例》，同年九月二十八日他率領各部總長和一批文武官員，穿著新制的古祭服，在北京孔廟舉行祀孔典禮。
（22）孫傳芳（1885—1935）山東歷城人，北洋直系軍閥。當他盤踞東南五省時，為了提倡復古，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舉行投壺古禮。投壺，古代宴會時的一種娛樂，賓主依次投矢壺中，負者飲酒。《禮記·投壺》孔穎達注引鄭玄的話，說投壺是“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
（23）張宗昌（1881—1932）山東掖縣人，北洋奉系軍閥。一九二五年他任山東督軍時提倡尊孔讀經。
（24）《子見南子》林語堂作的獨幕劇，發表於《奔流》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九二九年山東曲阜第二師範學校學生排演此劇時，當地孔氏族人以“公然侮辱宗祖孔子”為由，聯名向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提出控告，結果該校校長被調職。參看《集外集拾遺補編·關於〈子見南子〉》。
（25）蘇格拉第（Sokrates，前469—前399）古希臘哲學家，保守的奴隸主貴族的思想代表。
（26）“禮不下庶人”語見《禮記·曲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