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收支調節理論的概述
國際收支調節理論是國際金融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它是各國政府用以分析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原因、適時調節政策以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的理論依據。世界各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推動了國際收支調節理論的發展。國際收支調節理論研究的發展可以分為五個階段:重商主義和古典學派的早期研究;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時期的研究(以下稱過渡時期);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的彈性理論；吸收理論和貨幣理論;20世紀70年代後的國際收支危機理論;內外均衡理論。
國際收支理論的產生
國際收支理論主要產生於金本位制度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固定匯率制度時期。在匯率不變、匯率有限變動及匯率完全自由浮動的情況下，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調節機制有相當大的差異，各種國際收支理論從不同的經濟環境、前提出發，提出了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及調整方法，至今在多樣化的國際社會都有較大的指導作用。
國際收支調節理論的發展
一、早期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對國際收支進行論述的最初依據體現在重商主義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中。儘管重商主義並沒有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各學派的觀點也很不一致,但他們的理論研究卻都涉及到了國際收支。代表人物有托馬斯·格雷欣、約翰·海爾斯、奧雷姆斯、博丹、馬萊斯特羅特、馬林斯等人,他們對國際收支的認識主要隱含在對貨幣的論述中;米塞爾頓在對貿易收支進行論述時,首次採用了“貿易平衡”一詞;晚期重商主義的傑出代表托馬斯·孟在其著作《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中指出,影響一國對外貿易的不僅僅是貿易收支,還有非貿易收支和轉移支付,並對資本項目和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編制進行了論述。晚期重商主義者甚至開始嘗試編制對外貿易平衡表,該平衡表的結構和記賬方式與現代國際收支平衡表大體一致。
大衛·休謨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時期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1752年《政治論叢》中提出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被公認為是最早形成的系統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價格—鑄幣流動機制”論述了在金本位制下國際收支失衡的影響和國際收支如何自動達到平衡的機理。但休謨的國際收支分析只是一種國際收支靜態均衡分析。此後,大衛·李嘉圖以更為嚴謹的經濟學術語,闡述了與休謨觀點相似的國際收支自動調節思想。而約翰·穆勒。馬歇爾則重申了國際收支自動均衡的觀點。
19世紀,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西斯蒙第通過對社會收入和社會產品進行分析,得出了額外價值不能實現,資本主義必然發生危機,因而必須有國外市場以轉嫁危機的結論。由此對國際收支問題進行了闡釋。故其關於國際收支問題的論述同他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的論述是聯繫在一起的。
可以看出重商主義者和古典經濟學家對國際收支問題的早期研究,雖未能形成系統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但為其後對國際收支調節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如果說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發生經濟危機僅是一種偶然現象,且破壞性相對較小的話;則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大危機就是市場自動調節機制失靈的一種必然結果,並造成了空前的蕭條。在這樣的背景下,解決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很自然地成為國際金融研究的一個重點。這一時期的代表主要有馬歇爾、威克塞爾、俄林、凱恩斯、金德爾伯格等。
馬歇爾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著名代表,他在分析國際收支問題時所採用的方法,對後來西方國際收支理論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國際收支調節彈性理論最早是由馬歇爾提出的。他對貿易差額產生的原因與因素。資本和勞務流動的國際收支效應。信用波動和利率變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國際收支與微觀商業活動等都進行了分析。並在國際收支平衡隱含假設下對貿易差額進行分析,推出國際收支平衡等式。
威克塞爾認為貿易平衡只是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一個部分,一個完整的收支平衡表應包括資本項目。並指出了國際收支平衡的途徑,即如果國際收支出現了逆差,使之恢復平衡的方法之一,是將外國的超額債權作短期或長期的延期,這等於同外國定了一個借款契約;方法之二是立即運送相應數額的貴金屬;或可以因消費者和生產者所採取的措施而自動改善。
俄林認為國際收支包括在一定時期中必須結清的全部國際交易,它必須同一定時期的國際債務平衡區別開來。平衡國際收支的因素包括:持久的平衡因素(商品交易、無形項目);幾乎不起平衡作用的因素(長期資本流動);暫時的平衡因素(短期資本流動、黃金流動)。
凱恩斯從戰後現實出發,認為國家必須利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調節經濟,才能達到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
哈羅德最先對國際收支動態均衡理論進行了表述。他首先把各種動態因素排除在外,論述了簡單條件下的國際收支均衡,認為此時的國際收支調節途徑有兩種,一是調節生產要素報酬;二是使生產要素閒置。其次,哈羅德分析了有活期存款情況下的國際收支均衡問題。最後,他又引入國際資本流動,對國際收支均衡作了進一步分析。
金德爾伯格認為在解釋國際收支調節問題時,必須考慮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影響。黃金和國際短期資本在國際收支調節中的地位是相當的。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能夠完成對國際長期資本借貸所引起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調節任務,而根本不需要黃金的輸出入和匯率的變動;在浮動匯率制下,黃金流動和國際短期資本流動不一定能發揮作用,而匯率的變動成為國際收支調節的主要手段;除了共同的心理因素外,繁榮與蕭條的波動經常通過國際收支的變動而由一國傳遞到另一國。
可以看出,在19世紀後半期至20世紀30年代的早期西方國際金融研究向現代國際金融研究過渡的時期,經濟學家們儘管對國際收支調節的某些方面作了比較細緻的分析,但他們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依然是不系統、不完整的。
20世紀3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和金本位制的崩潰預示著“價格—鑄幣流動機制”不再能夠指導各國對國際收支的分析,這種狀況強烈呼籲新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的出現。現代國際收支調節理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孕育並不斷趨於完善的,主要包括國際收支調節的彈性理論、國際收支調節的吸收理論、國際收支調節的貨幣理論。
彈性理論主要從微觀角度進行分析,著眼於價格變動引起的國際收支調整,其基本思路是貨幣貶值通過影響國內外相對價格體系進而對國際收支發生作用。由於這一方法側重於對外貿市場的分析,圍繞進出口商品的供求彈性展開,故稱為國際收支的彈性論。馬歇爾最早運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對貨幣貶值和貿易收支差額進行了分析;後經過美國經濟學家勒納發展,形成了馬歇爾—勒納條件。1937年瓊·羅賓遜在其《就業理論論文集》外匯篇中發展了彈性理論,著重研究了一國採取本幣貶值政策時,進出口供求彈性對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1948年勞埃德·梅茨勒在《國際貿易理論》一書中進一步發展瓊·羅賓遜的觀點,形成羅賓遜—梅茨勒條件。此後,哈伯勒等人進一步完善,使彈性理論在20世紀50代趨於系統和完整。
吸收理論從巨觀角度進行分析,認為國際收支與整個國民經濟相關聯。該理論以凱恩斯巨觀經濟理論為基礎,從國民收入的產出及支出的關係出發考察了貿易收支失衡問題。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亞歷山大將國民收入恆等式中的支出部分(消費、投資與政府購買之和)稱為“吸收”,吸收理論因而得名。後來,經過弗里茨·馬柯洛普、詹森等人進一步完善,詹森還提出了糾正貿易逆差額的“支出轉向政策”(即增加產量)和“支出減少政策”。吸收理論約在20世紀60年代趨於系統和完整。
貨幣理論也是從巨觀角度進行分析,由貨幣學派創立,是二戰後貨幣主義經濟學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延伸。他們認為國際收支的任何失衡都是貨幣市場失衡的反映。1951年詹姆斯·米德在《國際經濟政策理論》第一卷《國際收支》中把一般模型的貨幣方面與金本位結合起來,被認為是國際收支調節貨幣理論的復興,給後來的貨幣主義者以啟發。哈里·詹森1972年在《國際收支貨幣分析論》中強調國際收支不平衡的貨幣性質,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國際收支貨幣分析模型。羅伯特·蒙代爾建立了IS-LM-BP一般均衡理論,把國際收支作為整體來對待,把國際收支不平衡當作是貨幣供求存量不均衡的結果,即認為國際收支本質上是貨幣現象。國際收支調節的貨幣分析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趨於系統和完整。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收支危機開始頻頻爆發,貨幣危機理論迅速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經濟學家先後建立了三代國際收支危機模型(或貨幣危機模型)。
20世紀70年代前,對貨幣危機研究較少。薩蘭特、亨德森和克魯格曼等人填補了空白,建立了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薩蘭特、亨德森(Salant & Henderson,1978)在研究黃金價格穩定機制的過程中,從理論上論證了這種價格穩定機制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且極易遭受毀滅性的投機衝擊。克魯格曼(Krugman,1979)首創理性投機攻擊模型,分析了在固定匯率制下,由於基本面的失衡,致使國際儲備枯竭而造成固定匯率制崩潰的貨幣危機。這是一種由實際經濟決定的貨幣危機模型,體現了固定匯率制度與巨觀政策的衝突。弗拉德和加伯(Flood & Garber,1984)用簡化了的線性模型求出了具體的崩潰時間的解,對此模型進行了完善。後來,許多經濟學家從不同角度對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作了進一步擴展:Flood和Garber(1984)。Cumby和Wijbergen(1989)將不確定性引入模型;Obstfeld(1986)建立了一個隨機模型,論證了自我實現危機的存在;Dellas和stockman(1993)認為當對固定匯率的攻擊導致央行進行資本管制時就會產生多重均衡;Agenor、Bhandari和Flood(1992)從不完全替代和粘性價格角度進行分析,認為價格具有越高的靈活性,危機發生的時間就越早;Blanco和Garber(1986)。Grilli(1986)和Wyplosz(1986)研究了固定匯率制崩潰後的其他匯率安排;Wyplosz(1986)。Bachetta(1990)。Dellas和Stockman(1993)等人發展了資本管制條件下的固定匯率投機攻擊模型。
奧伯斯菲爾德(Obstfeld,1994)建立的模型是克魯格曼模型的進一步發展,通常被認為是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他認為必須存在某種機制來協調市場參與者的預期行為,才足以驅動經濟從無攻擊均衡點向攻擊均衡點跳變,但多重均衡點的存在無法提供對協調機制的解釋。後來經過Obstfeld(1996)。Drazen和Masson(1994、1995)。Ozkan和Sutherland(1995)。Bensaid和Jeanne(1997)等不斷完善,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成功地解釋了1992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即英鎊危機。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主要是與實際經濟基礎無關的貨幣多重均衡模型。認為貨幣危機的發生完全是一種“自我實現”式的危機,即貨幣危機發生的時間是隨機的,一場本不會發生的貨幣危機也會因市場預期的作用而發生;貨幣危機的發生並不是要以經濟的基本面狀況是否惡化作為充要條件。20世紀90年代有三種闡明協調機制的理論對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進行了擴展。Morris和Shin(1995)用投機性博弈理論說明某些不確定性情況下貨幣攻擊將成為經濟系統最終停留的惟一均衡點;1992年Abhijit和Sushil。Hishleifer、Welch等人提出信息重疊理論;1997年Calvo從全球市場中眾多無差異投資者同時形成決策的假定出發,認為當存在信息摩擦時,一則不起眼的小訊息就能誘發群體行為,使經濟由無攻擊均衡點向攻擊均衡點進行跳變。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後續影響,使第三代貨幣危機模型產生。但從現有文獻來看,第三代模型還不很成熟,實際上包含了兩種相互對立的假說。一是沿著第一代模型的邏輯,也把貨幣危機的發生與一國實際經濟基本面相聯繫,但是視角已經由原來的巨觀基本面轉向微觀基本面,較為流行的是道德風險假說。它從信息不對稱角度出發,著眼於對銀行體系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分析,代表人物主要有麥金農、皮爾和克魯格曼。另一個是沿著第二代模型的邏輯,形成流動性不足假說(Chang& Velasco,1998、1999),認為由於資本市場的不穩定性和“金融恐慌”心理(Diamond& Dybvig,1983),在羊群效應作用下,普通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可能演變成大規模的貨幣危機(Radelet & Sachs,1998)。
開放經濟條件下,經濟成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是巨觀調控的四大目標。前三者屬於經濟的對內平衡目標,國際收支平衡屬於經濟的對外平衡目標。正統的國際收支理論主要討論了國際收支的自動調節機制,但在20世紀60年代產生的政策配合理論卻將國際收支的調整置於一個內外部平衡的綜合性分析框架之內。這表明了國際收支調節實際上是一個政策搭配的過程。
1951年米德在分析巨觀經濟管理政策時揭示了一種矛盾,即“米德衝突”。他指出,如果一國政府只是運用開支變更政策,而不同時運用開支轉換政策,不僅不能同時實現內外部平衡,而且還會導致內外部平衡之間發生衝突。因此,要同時實現內外部平衡,就必須採取兩種獨立的政策,並進行適當的配合。1952年,丁伯根提出了經濟政策理論,即“丁伯根原則”,他認為一國政府要實現幾種經濟目標,至少需要相同數目的獨立有效的政策工具。所以,為達到內外部平衡,除了開支變更和轉換政策外,還必須尋找新的政策工具並進行合理配合。1960年,斯旺分析了浮動匯率下支出增減政策與匯率政策的搭配。1968年,蒙代爾在米德和丁伯根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政策指派與有效市場分派原則,即“蒙代爾分派原則”。他指出,分配給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平衡目標;分配給貨幣政策實現外部平衡目標,以同時實現內外部平衡。進而,蒙代爾和弗萊明根據凱恩斯主義IS-LM框架,納入外匯市場均衡條件,建立了IS-LM-BP模型,並考察了財政與貨幣政策實現內外部平衡的有效性。
內外部平衡總是存在著矛盾與衝突。解決這一問題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除了需求管理政策外,許多經濟學家從國際競爭力的角度,強調了匯率政策在調節國際收支平衡中的重要性。近年來,經常項目收支失衡加劇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體現。其中,以美國為一極的已開發國家經常項目逆差急劇膨脹,而以部分新興市場和能源出口國為另一極的開發中國家經常項目順差不斷擴張。我國處於這一失衡的後一極。我國國際收支持續的雙順差現象,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並遭到了一些國家的批評與指責。然而,這並不是我國一國的問題,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解決需要各國政策的協調。因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所採取的經濟政策不僅會影響到本國經濟運行,也會通過多種途徑傳遞到其他國家。
國際收支系統地反映了一國在一定時期內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全部經濟交易及相互聯繫。目前,國際收支調節機制仍然不健全,多種機制之間較難協調一致,從而使這種調節機制收效甚微,給國際貿易的正常運行和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不利影響。所以,對國際收支調節理論的研究不僅在理論上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在解決內外部平衡問題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並可以為一國制定外部平衡調節政策提供基礎和依據。
在我國國際收支調節中的套用
1994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不僅經常項目大量貿易盈餘，而且資本與金融賬戶也有大量盈餘，造成了我國國際收支的“雙順差”現象。在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共同作用下，我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增加，說明了我國國際收支結構的不合理性。我國國際收支鮒‘雙順差’覡象還成為了西方國家批評人民幣匯率低估的主要依據，這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了巨大的升值壓力。匯率政策作為國際收支均衡的主政策。其取向需要以匯率對圜際收支影響的效果為依據，因為一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不同，匯率對國際收支調節的作用是有差別的。因此，人民幣匯率的調整能否對我國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進行有效調節，成為國內外專家學者討論與研究的熱點問題。相關研究採用彈性分析法和貨幣分析法等，雖然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但從不同的視角分析，為貨幣當局制定國際收支調節政策提供了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