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內容
《國榷》記敘從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歷史。對於研究明史，尤其是研究明代建州女真及崇禎一朝的歷史，有重要參考價值。
創作背景
二十年心血頓成灰
清順治四年(1647年)八月的一天夜裡，勞累了一天的人們都入睡了，只有錢塘江還在響著震耳的濤聲。老秀才談遷覺得周身不適，只好一改平日夜讀的習慣，倒在床上昏然入睡了。他哪裡想到，此時小偷正躲在屋外棗林里，等待時機呢。
談遷家徒四壁，小偷抱起床頭的箱子。三步兩步鑽進棗林，無影無蹤了。小偷偷走的並不是金銀財寶，而是老秀才二十多年的心血——《國榷》的手稿。
當談遷發現他的書稿被竊時，頓時覺得世界在他面前倒塌了，一下子跌坐在地上，老淚縱橫地哭著：“噫!吾力殫矣!”打擊來得如此突然，如此慘重。老秀才兩眼死盯著原來放置書箱的地方，二十多年寫書的甘苦，一齊湧上心頭……
談遷奮力修國史
談遷二十七歲那年，母親去世了。他守孝在家，對著孤燈伏案苦讀。為著他嗜書如命，人們都笑他有書癬。有時替人家辦事，東家送他一部書，他會高興得不得了。他博覽群書，那怕是壞書也要讀上一遍。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歷史，特別是有關明朝的史事。
守孝期間他讀到一部陳建著的《皇明通紀》，覺得寫得實在太差，史事錯訛，見解膚淺，哪算得“通紀”？就是《明實錄》，也頗多不實之處，多是幾經刪節，篡改，黑白顛倒，是非混淆；隱去了歷史真相，哪裡是“實錄”？所以他下定決心，自己動手，編出一部信實可靠的國史，留給後世。
一個家境清貧、僅靠為人作記室來維持生計的平民百姓，想編修一部明代編年史，又談何容易!
首先碰到的是史料的匱乏，當時像實錄一類的書還是手抄本，多藏在豪門士紳之家。談遷必須托人情．走後門，才能借閱或抄錄。有時事先講好了的，可是早上去了等到晚上也見不到主人的面，只得掃興而歸。偶爾借到了珍本，人家不讓帶走，他只好從袋子裡掏出紙筆，就在人家書房裡抄起來，東家的白眼也只能裝作沒有看見了。除了借書、抄書，談遷還到處尋訪古蹟軼聞，每有所得就記在紙上。日積月累，案頭上的稿子越積越厚，終於在1626年3月，經過他的精心編次，一部一百卷的《國榷》初稿完成了。
他在自序中高興地寫道：“故予竊感明史而痛之，屢欲振筆，輒自慚怒臂，不敢稱述。間窺諸家編年，於偽陋膚冗者妄有所損益，閱數歲，裒然成性。”但是，談遷並沒有在成就面前止步，他以一個史家嚴肅的態度，不斷對書稿進行反覆修改增補。聽說哪裡有新的材料，便背上行李、雨傘、乾糧，去抄錄，即便是步行百里也在所不辭。
特別是明亡之後，他懷著對故國的思念，以一個愛國遺民的感情，來收集補述崇禎、弘光兩朝的史實，終於求得了先朝歷史的完整。全書前後修改了六次。儘管談遷沒有錢將它刊刻問世，但是這部手稿凝聚了他二十多年的血汗，得來是多么不易啊！萬萬沒有料到一夜之間它竟然不翼而飛，怎能不讓他呼天搶地，痛不欲生呢?
談遷是個堅強的人，他大哭一場之後，擦乾了眼淚說：“吾手尚在，寧已乎!”這位年過半百的老人，從零開始，又幹起來了。
再修國史歷艱辛
他以《明實錄》為基礎，找來不同的本子作參考。儘管年紀大了，已非當年那樣精力充沛，但他仍然是不避酷暑嚴寒，風塵僕僕奔走於嘉善、歸安、吳興、錢塘之間，為奪回他失去的《國榷》奮鬥著。有志者，事竟成。又過了幾年，在他六十歲那年，一部新的《國榷》又寫成了。
使談遷覺得不足的是崇禎一朝史事，沒有實錄，許多記載都是來自傳聞，畢竟不太可靠。如果能到北京找些當事人核對一下就好了。去北京，又談何容易?光是路費和食宿之資就無從籌劃，只能想想而已。也是天遂人願，恰好義烏朱之錫進京作弘文院編修，聘請談遷作記室。談遷雖然年事已高，還是滿口答應下來，帶上書稿就同朱之錫北上進京了。
到了北京，談遷除了替朱之錫作些文字工作之外，就是為他的《國榷》收集材料，一有時間，就去尋書訪人、探尋遺蹟，腳磨起了泡，走迷了路，依舊興致勃勃，簡直象中了魔，不知困難、疲勞為何物。前朝的降臣、皇親，宦官和公侯的門客，他幾乎遍訪無遺，就連當年祟禎邸報也借到了手，取得了核對書稿的第一手資料。
他的東家朱之錫說他“踵副其目，腕酬其踵”，談遷真是充分調動了腳、眼、手的積極性。腳順著眼睛奔跑，手又忙著記錄所見所聞，其辛苦可想而知。他這個南方人，在沙塵四起、人多如蟻的北京，生活很不習慣。
兩年的努力沒有白費，北京之行使得《國榷》這部書稿的質量得到進一步提高。他在一首詩中寫道：“往業傾頹盡，艱難涕淚余，殘編催白髮，猶事數行書。”這便是他一生奮鬥的寫照。
1656年2月，談遷回到了海寧老家，返鄉之時，談遷分文不剩，唯“筐中錄本，殆千百紙”。他喜不自禁，連稱“余之北游幸哉！余之北游幸哉！” 三十年的辛酸終於有所回報，談遷也無憾了。幾年後，他溘然長逝。
《國榷》一書由於清初統治者壓制民族反抗運動，大興文字獄，一直不能公開刊印，很少有人知道。直到解放後，1958年12月，才第一次排印出版，《國榷》作為明代信史也才得以傳世。
史學價值
書中敢於直書《明實錄》避而不談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實﹔對一些重要事件﹐常以個人和諸家的評論並列於後。其史實注意考訂精審﹐材料有相當的可靠性或參考價值。萬曆以後七十多年的歷史﹐以及建州女真的發展和後金同明的關係的記載﹐尤為他書所少見。根據邸報﹑方誌和官吏遺民口述材料編補的崇禎朝十七年的史實﹐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書中敘事有的過於簡略﹐有的事件前後記敘重複且說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統史觀﹑儒家天命論﹑佛道等迷信思想﹐在書中也有濃重反映。
現況
《國榷》清代僅有抄本流傳，1949年前，吳興嘉業堂劉氏藏有珍稀的明抄本，此外浙江海寧張宗祥據蔣氏衍芬草堂抄本、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都有藏抄本，國立北平圖書館有觀古堂葉氏舊抄殘本，浙江省圖書館有抱經樓舊藏，四明盧氏藏抄本。1958年中華書局以張宗祥先生校勘的蔣本為底本，經以上幾本，及崇禎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補﹐加以標點﹐分為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別作四卷﹐共一百零八卷。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冊出版。1988年第2次印刷。
作者
國榷（全六冊）
國榷（全六冊）明末清初史學家。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明亡後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自稱“江左遺民”。浙江海寧（今浙江海寧西南）人。終生不仕，以傭書、作幕僚為生。喜好博綜，子史百家無不致力，對明代史事尤所注心。天啟元年（1621）始，以明實錄為本，遍查群籍，考訂偽誤，按實編年，序以月日，歷時六年，完成《國榷》初稿。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元年，1644）為內閣大學士高弘圖幕僚，為高弘圖和張慎言所器重，薦為中書舍人、禮部司務，參與修史，但不願“以國之不幸博一官”，力辭未就。清順治二年（1645）回原籍，增補《國榷》中崇禎、弘光兩朝史事。四年，全稿被竊，憤而重寫。十年，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聘，攜稿赴京，探求公私著述，訪詢故明遺老，尤重邸報和公文等政府檔案才料，校補釐訂《國榷》。對清初賦役制度混亂繁重，曾上書戶部，建議“立法定製”、“輕徭薄賦”。十三年夏，南歸海寧。次年夏又應沈貞亨聘，去山西平陽（今山西臨汾）作幕，是年冬病死於幕所。
談遷博覽群書，家境貧寒，善諸子百家，精研歷史，尤其是明代典故。他立志撰寫一部翔實可信的明史。從天啟元年（1621）27歲開始，歷時20餘年，“六易其稿，匯至百卷”，始完成這部編年體明史，全書約400萬字，取名《國榷》。清順治四年（1647）手稿被竊，時已53歲，他很快從痛苦中掙脫出來，發奮重寫，經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順治十年攜稿北上，在北京走訪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門客，蒐集明朝逸聞，並實地考察歷史遺蹟，加以補充、修訂。書成後，署名“江左遺民”，以寄託亡國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陽（今臨汾）祭奠先師張慎言，病逝於客地。談遷祖籍汴梁（今開封），隨宋室南渡，定劇場於鹽官西南棗林村，後江沙坍落，遷至馬橋麻涇港西。著作另有《棗林集》、《棗林詩集》、《棗林雜俎》、《北游錄》、《西遊錄》、《史論》、《海昌外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