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消亡論

馬克思基於對現代無產階級生存境遇的關照和對人類政治命運的終極關懷，提出和論證了一個揚棄虛幻共同體、超越政治解放和克服市民社會的超政治的社會理想。馬克思以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為武器，科學地論證了國家消亡的必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作出了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預見。國家的消亡既是馬克思的社會理想的承諾，也是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歷史圖景”。我們應從社會理想和歷史真理在人類實踐活動中生成的高度去理解國家的消亡，從而澄清馬克思的國家消亡論既不是烏托邦的神話，也不是“宿命”的機械歷史決定論。

正是基於對現實的個人生存境遇的審視和對人類政治命運的終極關懷，馬克思提出了揚棄虛幻的共同體、超越政治解放的限度和克服異化的市民社會的超政治的社會理想。任何社會理想的建構都是建基於人們對社會實然狀態的批判性反思，都必然浸染著某種人文關懷，都必定這樣或那樣地寄寓著人們對未來社會或社會的未來發展的希冀。社會理想表達的價值取向必須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理想的向度必須與歷史發展的向度相一致，否則社會理想就會折斷奮飛的翅膀，成為一個烏托邦的神話。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也曾對國家消亡的問題作出過天才般的構想，但由於都沒有正確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實現社會理想與歷史發展的辯證統一，最終都沉溺於未來社會的空想之中。國家的消亡既是馬克思的社會理想的承諾，也是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歷史圖景”。馬克思以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為武器，科學地分析了國家消亡的必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作出了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預見，從而與形形色色的烏托邦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劃清了界限。
1.國家消亡的必然性
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是過程的集合體。作為批判的革命的理論，唯物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總是“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也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馬克思立足唯物辯證法，消解了黑格爾國家永恆的神話，認為國家不是永恆的，只是人類社會形態發展的一個環節。國家的消亡是一個“客觀的自然的歷史過程”，它既有產生、發展的時候，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直至最終消亡。馬克思說：“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並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恩格斯也指出：“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髮展進程中的一些暫時階段。”在馬克思看來，階級、國家都只是一個歷史範疇，它並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永恆存在的。人類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也不知國家權力是何物的社會。國家只是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分裂為階級時，才成為必要。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階級對立的生產關係必將成為社會生產的真正障礙，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無產階級，將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存在的條件。而當社會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階級的時候，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國家也就成為多餘的了。因此，恩格斯指出：“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只要我們承認了這個學說的前提，就無法抗拒它的結論，就必然要承認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消失，國家終會壽終正寢，走向歷史的斷頭台。毛澤東曾說：“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我們相信，隨著國家的消亡，人類社會就經歷了一個無國家—國家—無國家的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過程，達到一個更高級的發展階段，向“更高形式上的復活”。
2.國家消亡的可能性
馬克思把實現人類解放的社會理想置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認為國家的消亡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國家消亡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它的實現是以一定的歷史條件為前提的。那么國家將在什麼條件下消亡？對此，馬克思從經濟基礎、政治前提和思想文化條件等方面展開了可能性論證。首先，共產主義經濟的高度發展是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馬克思說：“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可見，馬克思認為在高度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私有制被徹底消滅，生產力極大提高，物質產品極其豐富，“三大差別”不復存在，從而從根本上消除了階級產生的可能性和存在的經濟根源。馬克思指出：“工人對反抗他們的舊世界各個階層實行的階級統治必須持續到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礎被消滅的時候為止”。其次，共產主義民主的高度發展是國家消亡的政治條件。恩格斯曾說：“國家的本質特徵，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這也就是說，國家的存在意味著有一個從社會中產生而又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政治權力。共產主義民主，既是國家存在的形式，也是國家消亡的形式。人人都學會管理國家，全體居民都享有民主，國家的職能就逐步簡化讓位於社會組織。大家都享有完全的民主就無所謂民主，民主發展到如此完備就愈成為多餘的東西，國家也就隨著民主的發展愈加趨於消亡。再次，共產主義覺悟和道德的高度發展是國家消亡的思想文化基礎。國家的消亡不僅需要高度發展的生產力，而且需要全體社會成員共產主義道德覺悟的極大提高。共產主義的道德觀掃除了一切舊思想、舊文化和舊習慣，人們的思想已經完全超出了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界限，人人都習慣遵守公共生活規則，維護公共生活秩序。這時，對人的統治和管理過渡到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國家就會失去它的政治性質而走向消亡，徹底為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所取代。因此，在高度的物質文明的基礎上，形成高度的精神文明是國家消亡的不可缺少的條件。
3.國家消亡的現實性
馬克思認為，國家的消亡是個“自然的歷史的過程”，在現實中“將經歷一個極其艱難而漫長的過程”。雖然“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但自行消亡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國家。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奴隸制國家、封建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從來沒有一種國家是自行消亡的。它們退出歷史舞台的謝幕方式都是被新興階級所推翻、打倒和摧毀，然後被另一種國家所代替。這些階級國家的經濟基礎都是私有制，因此不可能創造出消滅階級的物質條件，它們不僅不能消滅階級，而且不斷強化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存在必須藉助於國家暴力來維持，這就決定了歷史上任何剝削階級都不會自動放棄政治權力，任何剝削階級國家都不會自行消亡。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要獲得徹底的解放，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形式消除階級對立和階級壓迫，最終使國家逐漸失去階級統治的性質而自行消亡。因此，無產階級是實現國家消亡的現實力量和實現可能性之所在。可見，馬克思對國家消亡的分析並未局限於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歷史條件的可能性，而是把國家消亡的歷史使命賦予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奪取國家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對國家消亡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么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明確把過渡時期與無產階級專政統一起來，闡明了過渡時期國家的性質、地位和歷史使命：“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可以看出，馬克思不僅賦予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性、暫時性，而且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奮鬥的首要目標就是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但又必須為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創造條件，實現向無階級、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這樣，馬克思的國家消亡論不僅與形形色色的國家主義劃清了界限，而且與無政府主義劃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