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初，在中日聯合開展的西南地區北方系青銅器及石棺葬研究中，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九州大學、甘孜藏族自治州博物館、爐霍縣旅遊文化局聯合組成發掘隊，對位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德鄉晏爾龍村的晏爾龍石棺葬墓地進行了考古發掘。晏爾龍石棺葬墓地地處鮮水河支流——達曲河左岸的二級台地之上，海拔3250平方米。發掘自10月11日開始，歷時31天，發掘面積350平方米，清理石棺葬12座及寺廟基址1處。
石棺葬位於發掘區西部，均直接打破生土。保存狀況較好。墓葬分四排整齊排列，東南—西北向。各排之間相距分別為0.3米、0.6米、1米。同一排各墓之間距離0.4米至1.1米不等。
墓壙均為豎穴土坑，坑內放置石棺，石棺之上有填土。石棺長1.5米至1.85米，寬0.4米至0.5米，深0.4米至0.6米。均無底板，以片石為側板、擋板及蓋板，一般在側板底部有扁平小石塊卡砌加固，墓底大多墊鋪一層黏土後再放置骨架。大部分骨架保存良好，尤以M7為甚。頭向均為東南向。
男性墓葬（M7、M8、M11、M2）隨葬器物基本為銅戈（刀）與石斧（戈）的組合。其中M8戈內和M7刀柄上保存有木柄痕跡。此外還有骨針、綠松石等；女性墓葬隨葬器物較少，一般為骨器，種類有骨錐、骨針、骨璧及綠松石珠等。均無陶器隨葬品。
寺廟基址位於發掘區東部，現發掘出石砌牆體7條，南北向5條，東西向2條，共組成3個單元格。其中主體建築南北長5.6米，寬6.6米，石牆高0.4米至1.5米，牆壁內周及房間中央有扁平石塊疊砌的柱礎，內放置有3套石臼、石杵。主體建築東南外圍有一寬0.8米至2米的半“回”字形走廊，疑為轉經道。西面為另一單元間，南北長6米，東西殘寬4米。石牆僅餘基部。
房屋堆積內包含有大量夾砂陶片，多為黑皮陶，火候高，紋飾簡單，多附加堆紋、凸棱紋。器形以炊器為主，可辨的器形有雙耳釜形器、盆、缽等。堆積內廢棄較多獸骨，種類有鹿、狗、牛等。另出土有佛珠、經文石、天象石等，宗教色彩濃厚。
石棺葬中戈（或刀）與石斧(戈)的組合在川西石棺葬中少見，而與牟托1號墓較為接近，但戈的形制又有較大的區別。M8出土的銅戈直內，援較狹長，內上有一穿。其形制與西南地區出土的巴蜀式三角形援直內戈有較為明顯的區別。而與中原地區殷商時期的戈接近。銅刀、骨器等則為石棺葬中常見的器物，則表明本地石棺葬與北方青銅文化有著較為緊密的聯繫。從M8出土的青銅戈形制來看，與殷墟二期出土的同類戈較為接近，考慮到文化傳播的滯後性，年代可暫定為晚商至西周時期，不晚於春秋。至於其準確年代有待於碳十四標本及人骨標本的測定。四川地區的石棺葬除漢源麥坪遺址發現的幾座可能為新石器時代外（未出土遺物），其餘大部分均為戰國—漢代，均不早於春秋時期。此次石棺葬的發掘不僅為早期石棺葬提供了可靠的實物材料，而且也證實了早在春秋以前，川西地區便成為民族走廊，成為南北民族遷徙及文化傳播的通道。
寺廟基址群的發現是本次發掘的又一大收穫，由於甘孜地區以往發掘較少，缺乏相應的考古對比材料。從基址堆積中出土的陶片來看，可早到吐蕃時期乃至漢代，但從出土的三字真言經文石來看，具有明代特徵。因此，綜合考慮，其上限可到吐蕃時期，下限為明代。俟具體年代測定後將填補當地乃至甘孜地區歷史時期考古文化的一段空白。（唐 飛）
參考資料：中國文物信息網
http://www.ccrnews.com.cn/100027/100028/100034/225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