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簡介
四大治國模式，指的是中國四個傳統治國模式，這四個傳統的治國模式是書寫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標誌，中國曆朝歷代的封建社會皇帝，都逃不過是四大治國模式的範圍。
其中老子所倡導的節儉模式最為歷代皇帝所推崇，劉邦、劉恆、劉啟、劉秀、蕭道成、楊堅、趙匡胤、朱元璋、道光帝等數位皇帝，都對老子提出的節儉治國情有獨鍾。
民本模式自古有之，民本治國是中國最古老的治國方式，從上古時期的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再到夏商周時期的夏禹、少康、成湯、盤庚、武丁、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以及封建社會時期的劉邦、劉秀、楊堅等歷史上的數位皇帝都以民本思想為出發點而治理國家，就連老子的節儉模式、管仲的新政模式、商鞅的峻刑模式，都是有民本思想演變而來。
新政模式是中國最具進取性的治國模式，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時代時期的管仲，新政治國通常都是歷代帝王拯救國家命脈的良方，也是腐舊貴族最懼怕的毒藥，實行新政必然要得罪一大批腐舊勢力，因此中國歷代皇帝拯救王朝命脈的這劑良方，往往會被統治者自己湮滅。新政模式，實際上也是自上而下的一次革命，與那些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同，他是由政權的統治者自己發動的革命，其宗旨就是延續政權的國祚。
峻刑模式是由歷代司刑之官提出的治國思想，所謂峻刑就是以殘酷的法律手段約束國家的官員和百姓，對於官員皇帝會用峻刑防止他們貪贓枉法，對於百姓皇帝會用峻刑防止他們觸犯國法，這種模式往往是暴君慣用的手段，但也是依法治國最有效的治國方式。
此四大治國模式，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幾乎是歷代君王慣用的治國方式，因此他們被當代學者認為是最典型的四大治國模式。
節儉治國
四大治國模式•節儉模式——“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
•代表人物——漢文帝
“節儉模式”，是古代管理國家的基本手段，代表人物是漢文帝劉恆。中國人素有“勤儉持家”的好傳統，管理國家也不例外。《管子·八觀》中專門論述了奢侈浪費與國家管理的關係，認為“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
劉恆在位期間，禁擾民、禁送禮、禁浪費，甚至連顯示皇權威嚴的諸侯、屬國獻供禮等都廢止了。即位初，有人獻千里馬，劉恆就此下了“紅頭檔案”，詔告天下“朕不受獻也”，“令四方毋求來獻”。
不建樓堂館所。劉恆在位23年竟無一項大型建築，連小建築也不搞，只要是勞民傷財的，一律不批。據《漢書·文帝紀》記載，劉恆曾想造個露台，召來工匠預算，要花費“百金”。這筆開支對皇家來說，連毛毛雨都不算，但劉恆覺得不妥，放棄了造台計畫，稱“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漢代流行厚葬之風，國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來造帝王陵墓。劉恆移風異俗，奉行“薄葬”。甚至連自己平時的穿著也不講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即《漢書·東方朔傳》“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後宮嬪妃也都不穿高檔時裝，“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普普通通。
劉恆開創了封建帝王著“親民裝”的先河，漢代學者劉向曾評價劉恆是“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其“節儉治國”思想，體現出了封建時代“以孝治國天下”的核心價值觀。所以，劉恆死後蓋棺定論的諡號中，用了評價等級最高的一字“孝”，稱為“孝文皇帝”。
劉恆的治國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漢書》稱當時是“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隨後的景帝劉啟，繼承了劉恆的治國思想，合稱“文景之治”。
民惟邦本
四大治國模式•民本模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代表人物——唐太宗
在古代，執政者常掛嘴邊的一句話是“民惟邦本”，簡稱“民本”。用今天的話來說叫“執政為民”。以這種思想來治理國家，被稱為“民本模式”，代表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
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識”，他認為，“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李世民說話喜歡引經據典，他常提荀子的觀點：“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曾認真研究了朝代興迭規律。據《貞觀政要·仁義》，李世民稱，“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
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義為治”實現的，表現為“寬律令”，具體操作分為禮刑並用、簡約畫一、寬仁慎刑三個層面。《唐六典·尚書刑部》註記，李世民指示長孫無忌、房玄齡等臣僚重新審訂刑律條款，尤控死刑，他強調“死者不可復生”，要求“用法務在寬簡”，所以唐律“比卉死刑，殆除其半”。為防錯殺，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報中央，再三覆核。
最能說明李世民“寬刑”的，是貞觀六年（公元632年）發生的一件事。當年十二月，他在查閱死刑案件時，出於憐憫，下令將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過年，來年秋再回長安就死。第二年死囚一個不少回來了，李世民很感動，乾脆將這些死囚全部赦免。
李世民選賢任能、納諫如流、賞罰分明，其治國模式成效斐然。執政幾年後，便“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貞觀四年，全國被判死刑的僅29人。
李世民在位年號為“貞觀”，故史家讚譽李世民的治國模式為“貞觀之治”。
新政改革
四大治國模式•新政模式——“天地革而四時成”
•代表人物——宋仁宗
“五經”之《易經》中的第49卦即為“革卦”，古人釋注中有句話叫“天地革而四時成”，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規律。從先秦到清末，在中國歷史上產生影響的改革有近百起。依靠改革，把改革作為國家治理手段，被史學家稱為“新政模式”，代表人物是宋仁宗趙禎。
北宋是中國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為積極的一個朝代，尤其是十一世紀中葉後，改革成了主旋律，宋仁宗趙禎推行的“慶曆新政”即出現在這一時期。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對西夏戰爭慘敗，直接促使皇帝趙禎“欲更天下弊事”。此時，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識，形成了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集團”。慶曆三年九月，趙禎特開天章閣，召見范仲淹、富弼，當場賜給紙筆，要求他們針對當前急務當場呈奏。范、富二人隨即提出了一攬子改革計畫，范仲淹的《十事疏》，便是這輪改革的綱領性檔案，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改革主張。趙禎接受了這些改革建議，漸次實施，頒行全國，這就是北宋歷史上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就此揭開了後來包括王安石變法在內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遺憾的是，一年多後新政便搞不下去了。
慶曆新政的失敗，與趙禎“寬仁少斷”、保守派勢力強大有直接關係，但與倉促上馬、預熱不夠、力度過猛也有很大的關係。如果宋仁宗不急於求成，“摸著石頭過河”，尤其在進入涉及利益集團的深水區，改革若能穩一點，或許就是另外的結果。
儘管如此，歷史仍給在位長達42年的趙禎以高度評價，其治國模式被譽為“仁宗盛治”，有人甚至認為超過唐太宗的“貞觀之治”。
嚴刑峻法
四大治國模式•峻刑模式——“治亂世，刑不得不重”
•代表人物——明太祖
所謂“峻刑”，即嚴刑。唐宋以前治理國家講究“禮法合治，德主刑輔”，即所謂“輕刑”思想，屬於“仁術”。宋元以後，執政者奉行“為政以德、正己修身”，但不輕刑律，晉人葛洪“非峻刑不能止”的觀點為執政者認同。“峻刑模式”又被稱為“重典之治”，代表人物是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積極實踐者，他在明綱常的同時，重法度，嚴吏治。他聲稱，“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後人簡稱“亂世用重典”。
一直以來，朱元璋都“以重典為整頓之術”，實施“猛烈之治”。雖然《大明律》條款已相當成熟、完備，但朱元璋覺得仍不夠“嚇人”，又編定了《大誥》，實行“法外用刑”予以“嚴打”。如政府部門隨便增加編制人手等“有司濫設吏卒”行為，依律僅打100大板，但朱元璋要求“族誅”，不僅部門領導倒霉，當事“臨時工”也要處死。至於“吃空餉”等，在明朝一旦敗露，當事人必死無疑。朱元璋最恨貪官，對貪官大多是“剝皮實草”。只要貪污60兩以上者，先要“梟首”，示眾後再剝皮，皮內充填乾草，懸掛在衙門兩旁，以警告官吏。類似這樣的施峻刑嚴懲事例，不絕於明史。
朱元璋的峻刑治國模式，史稱“洪武之治”。雖然未完全達到目的，但效果明顯，明朝官場“乾淨了一百年”。《明史·循吏傳》記載，峻刑“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
四大治國模式的起源
治國之道
“治國之道”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重心。“道”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有天道和人道之分，雖然“天命不可違”，但“天道遠，人道邇”。有所謂“盡人事，聽天命”，“人定勝天”等說法。人們所著力考慮的主要是“人道”問題。所謂“人道”，簡單說就是“為人之道”，就是如何對己，如何待人，如何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人的修身處世之道。例如道家的基本思想是“以德輔道”，實際目的還是在“德”，也就是它的“治國之道”；中國從春秋戰國直到唐朝的政治思想的主題就是“道統之爭”，也就是以誰家之“道”來治理國家。“道者路也”，所謂“治國之道”就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指導思想、基本原則，也就是基本政治價值觀以及具體的治理策略和方法（即所謂“術”）。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線索
殷商、西周是中國奴隸制社會，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緣起時期，基本上奠定了後世政治思想發起的基礎。殷商崇尚祖宗神；西周以天代祖，宣揚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確立。
自從東周建立，中國進入了戰國時代之後，直到清中葉西方列強入侵，我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唐以前稱為封建前期，宋以後為封建後期，這兩千年中，社會制度未變，政治制度也基本未變，所變的只是王朝的更迭與“何法之道”，即用什麼思想指導和如何治理好統一的帝國，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如何安邦定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唐以前的政治思想主要解決“道統”問題，也就是哪家思想主導政治統治。宋以後不再爭論“道統”問題，而為維護封建社會秩序，人們應具有何種心性品格則成為關鍵的政治要求。兩千年來，春秋戰國時期大體的治國思想有儒、墨、道、法四家。儒家治國思想的核心是“仁”，要求以“仁”處理好各種人倫關係，建立良好社會秩序，“以德為政”“齊之以禮”“中庸之道”等都是其核心的思想；墨家提倡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的治國思想；道家的政治思想主要無為、虛靜、不爭、以柔克剛、小國寡民等主張；法家主張功利原則，治國之道是倡導法、勢、術：“事斷於法”；“權勢不可以假人”；重視同志策略與手段等。秦漢之際，有秦代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到漢初的尊崇黃老之術，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自此，儒家的治國之道成為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主要思想。魏晉時期，倡導的玄學，基本上都是“以道解儒”，即以道家的自然、天道思想來論證儒家綱常名教的合理性。隋唐時期的儒家已是以儒家的仁義道禮為主體，結合法家的信賞必罰、黃老的帝王南面之術的一套有原則有方法的完整的治國方案。宋及清，主流政治思想是所謂的宋明理學，表明了儒道佛三家的合流。宋明理學是一個人的心性修養為其主要核心思想，但同時堅持儒家的經世理念。宋儒把個人道德修養放在核心，正符合儒學“格物、致和、正心、誠意、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要求。晚清打破了“以農為本”的傳統主張，經濟上提出了“工商皆本”，政治上“中學西用”“西學東漸”等。
1.殷商、西周是中國奴隸制社會，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緣起時期，基本上奠定了後世政治思想發起的基礎。殷商崇尚祖宗神；西周以天代祖，宣揚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確立。
2.自從東周建立，中國進入了戰國時代之後，直到清中葉西方列強入侵，我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唐以前稱為封建前期，宋以後為封建後期，這兩千年中，社會制度未變，政治制度也基本未變，所變的只是王朝的更迭與“何法之道”，即用什麼思想指導和如何治理好統一的帝國，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如何安邦定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唐以前的政治思想主要解決“道統”問題，也就是哪家思想主導政治統治。宋以後不再爭論“道統”問題，而為維護封建社會秩序，人們應具有何種心性品格則成為關鍵的政治要求。兩千年來，春秋戰國時期大體的治國思想有儒、墨、道、法四家。儒家治國思想的核心是“仁”，要求以“仁”處理好各種人倫關係，建立良好社會秩序，“以德為政”“齊之以禮”“中庸之道”等都是其核心的思想；墨家提倡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的治國思想；道家的政治思想主要無為、虛靜、不爭、以柔克剛、小國寡民等主張；法家主張功利原則，治國之道是倡導法、勢、術：“事斷於法”；“權勢不可以假人”；重視同志策略與手段等。秦漢之際，有秦代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到漢初的尊崇黃老之術，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自此，儒家的治國之道成為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主要思想。魏晉時期，倡導的玄學，基本上都是“以道解儒”，即以道家的自然、天道思想來論證儒家綱常名教的合理性。隋唐時期的儒家已是以儒家的仁義道禮為主體，結合法家的信賞必罰、黃老的帝王南面之術的一套有原則有方法的完整的治國方案。宋及清，主流政治思想是所謂的宋明理學，表明了儒道佛三家的合流。宋明理學是一個人的心性修養為其主要核心思想，但同時堅持儒家的經世理念。宋儒把個人道德修養放在核心，正符合儒學“格物、致和、正心、誠意、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要求。晚清打破了“以農為本”的傳統主張，經濟上提出了“工商皆本”，政治上“中學西用”“西學東漸”等。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幾個“重”
重農。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政治制度中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也就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
重一。中國古代社會重視政治上“統一”、“一統”而言，合多分少，而且分中求合，在分合之中體現出治與亂的不同。
重和。中國古代倡導“和睦相處”的處理人際關係，並講求社會的融合、和諧。
重民。中國古代以來的重民思想是統治者對待人民大眾的態度問題，“政在得民”“民貴君輕”等都是很好的民本思想。
重德。中國古代強調“以德治國”，包括：行德政，施德教，修德行。
1.重農。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政治制度中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也就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
2.重一。中國古代社會重視政治上“統一”、“一統”而言，合多分少，而且分中求合，在分合之中體現出治與亂的不同。
3.重和。中國古代倡導“和睦相處”的處理人際關係，並講求社會的融合、和諧。
4.重民。中國古代以來的重民思想是統治者對待人民大眾的態度問題，“政在得民”“民貴君輕”等都是很好的民本思想。
5.重德。中國古代強調“以德治國”，包括：行德政，施德教，修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