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信件
新中國建立後，逃往台灣的保密局特務組織不斷地向大陸派遣特務蒐集情報，與潛伏下來的特務裡應外合，製造暗害、爆炸、縱火等案件。
1950年2月清晨，王明五從天津南市的家裡出來，剛出胡同口就與一個叫花子撞了個滿懷。待他站穩正要發作時，叫花子卻不見了蹤影，低頭看時卻見上衣口袋插著一張摺紙。他展開紙剛看了一眼就連忙折上揣進了兜里，下意識地四下里看了一眼，掉頭回到家中。
三天后的一個傍晚，喬振東如約來到山泉涌飯莊的一個雅間，在昏暗的燈光下，只見王明五正坐在沙發上抽菸。二人寒暄後，王明五便壓低了聲音說：“李先生，咱們可有筆大買賣要做了！”說著，他從懷裡掏出了那封“叫花子”給他的密信。喬振東接過來認真地默讀著：
“山先生、李先生：近來買賣不行吧。不用擔心，這邊的人已談妥一批貨，因時候不到，還不易出手。不過貨在我手，準有你們的，價款另議。現在，可由山先生出面，張羅一些夥計。7月上旬，二位先生同來我處看貨。兄崔鐸。1950年2月，香港。”
喬振東明白，這是香港特務機關給他們的指令，其中“山先生”是王明五，李先生是自己，崔鐸是香港特務機關的頭子，指示他倆發展特務隊伍。雖然信中沒有寫明“貨”是什麼，但他們二人明白：這次是要幹大事了！
特務團伙
隨著天津的解放，市軍管會發出布告，責令一切原國民黨的黨、政、軍、警、特人員到指定地點登記。不到一年的光景，一些過去跟著國民黨乾過壞事的人，有的自己主動自首，有的在家人的催促和幫助下，向人民政府坦白交待了自己在建國前的罪行，走上了改過自新的新生之路。但仍有一些頑固分子拒不登記，堅決與人民為敵。
喬振東，河北省定興縣人，1947年經人介紹成為國民黨軍統特務。解放前夕移居天津集賢里，在國民黨保密局天津特務頭子吳景中、張培英領導下，從事特務情報活動。
王明五，河北省武清縣人，解放前歷任國民黨十六軍上尉司書、天津水上保警隊大隊長、保密局北平站行動組員等職，為保密局北平站行動組崔鐸的有力幫凶，手下有一夥兒效忠他的特務，都是些心狠手毒的亡命徒。他平時喜好飲酒，時常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人稱“迷糊”。解放前夕來到天津，住在南市的叔叔家，在泰康商場以經營古玩字畫作掩護。
崔鐸，解放前擔任國民政府保密局北京站行動組中尉組長期間，蒐集中共情報，緝捕中共地下黨員，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解放前夕，他隨國民黨軍隊逃往台灣，在國民黨國防部二處受訓，並迅速提升為保密局駐香港華北負責人，化名楊明，月薪2000元台幣。他頻繁往來於港台之間，隨時接受國民黨國防部的反共指令，在香港遙控華北地區特別是京津兩地的潛伏特務，指使他們刺探共產黨情報，網羅招募國民黨舊部，組織暗殺和破壞活動。坐落在香港乾諾道大街的大東酒店，是他的居所之一。但他老奸巨滑，神出鬼沒，有著超強的嗅覺，生性多疑，因此經常是居無定所，時常搬家，就連香港的特務也只有在定時接頭的時候才能找到他。
1950年初，國民政府國防部交給崔鐸一項“特殊任務”：在大陸慶祝第一個國慶日前後，在京津兩地實施爆炸縱火等破壞活動。多年與共產黨打交道的經驗告訴他，想要完成這項任務絕非易事，非有幾個死心塌地的人不可。京津兩地的潛伏特務逐個在他的腦海里像過電影一樣地過了一遍，最終他選中了王明五和喬振東。王明五跟隨自己多年，不但了解而且信得過；選擇喬振東是因為他曾是張培英手下的一個小特務，還不為共產黨所注意。不過，他對喬振東還是不放心，決定讓他二人到香港，一是考驗，二是培訓。所以，他寫了前面的那封密信。
王明五、喬振東接受任務後，喬振東開始四處活動，廣泛收集人民政府情報，準備7月份去香港時給特務頭子們的見面禮。王則聯絡天津潛伏的敵特分子，發展對共產黨不滿的敵對分子，組織拼湊反革命組織班底——“華北反共救國軍”。王明五在建設路上的世界商場找到了以攤販身份做掩護、曾任國民黨十一戰區長官部副官的宋世元。天津解放後，他不但不向政府登記，還聯繫舊部，造謠惑眾，聲言“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共產黨長不了”、“在人民政府之下永遠沒有出路”等反動言論。一見王明五來聯絡他，二人一拍即合。之後，宋世元又介紹四五個人加入華北反共救國軍。
7月15日，王明五、喬振東來到香港。在港期間，崔鐸親自對喬進行特殊訓練，教授他新式爆破技術。交待他回到天津後，要聽從王明五的指揮，如果在行動中被捕，一定要嚴守組織紀律，絕不能泄露機密、供出同夥。如果做了叛徒，定會被黑槍打死。交給王明五的任務是：回津後，立即設法搞到硫化鉀，交給喬實施爆破，千方百計協助喬完成任務。特務們最後研究確定了天津方面的爆破目標是東站、北站、第三發電廠、百貨公司、新華書店、美琪影院、國光影院、新華戲院。如果爆炸成功，香港方面將給他們二人每月60塊銀元的固定獎勵。
崔鐸最後指令道：“爆破時間定在9月30日，目的是擾亂共產黨國慶節日的慶祝活動，製造恐怖氣氛，讓老百姓不敢參與遊行、集會等慶祝活動。如果戒備森嚴，無從下手，那么就改在10月3日，那時，各種慶祝活動均已結束，會出現短暫的鬆懈和麻痹，搞爆破活動相對容易些。”行前，崔鐸給了他們1400元港幣的特務活動經費。
蠢蠢欲動
9月24日，回到天津的王明五來到世界商場，將一隻金殼英格手錶交給宋世元，令他到羅斯福路116號聚和化學原料行訂購60磅硫化鉀。如果不能賒賬，就以手錶做抵押。並且叮囑他說：“總之，你要不惜一切代價搞到炸藥，沒有炸藥，爆破就不能實施，此舉的成敗全在老兄身上！”接受任務後，宋世元立即來到聚和化學原料行，但該行僅有40磅硫化鉀，每磅3萬元，只收現金。宋世元馬上將這批炸藥買下，因為數量不夠，他又接連到香港藥房等幾家化學品商店購買，結果都因缺貨而沒能買到。無奈，他只好如實地告訴了王明五。王明五聽後沉吟片刻說：“我們不一定要炸毀目標，只要搞出動靜，造出聲勢，社會混亂了，老百姓恐慌了，我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炸藥不夠我們還可以放火嗎！”
27日晚，在世界商場，宋世元將已經綑紮好的40磅硫化鉀悄悄地放進了王明五黑色提包中。辭別了宋世元，王明五立即趕往西樓大橋路24號特務杜文寶家，將一封早已草擬好的書信交給他，令他轉交喬振東。杜文寶接信後立即連夜交到喬振東手上。喬振東展開書信，只見上書：
“李兄，貨已購妥，如不慎，見信後，可於舊曆十七日早8點到上次見面地方一談為盼。因老地方太遠無暇前往，勿誤為盼。山。”
喬振東明白，“李兄”即自己，“山”指王明五，“貨”是硫化鉀，而“見面地方”則是中心公園。
一網打盡
1950年初，天津市公安局領導就已得到訊息：敵特企圖在新中國的第一個國慶日前後搞陰謀破壞活動，以達到動搖和顛覆新生人民政權的目的。為此，市政府和市公安局，一方面布置警力加強巡邏，嚴加防範，一方面動員民眾，擦亮眼睛，發現情況立即報告公安機關。全市的公安幹警配合人民解放軍，對天津的政治、文化、商業區加強警戒和保衛，對鐵路、火車站、大中型工廠組織糾查隊協同保護，各公安派出所對自己管轄區域嚴格防範，做到萬無一失。
儘管特務制訂的方案很周密，行動也很隱蔽，但他們的罪惡行動仍沒能逃脫我公安人員的視線。經過明查暗訪和聚和化學原料行的舉報，警方得知：喬振東、王明五在建國前曾是保密局天津站、北平站特務，而天津解放後，他二人拒不向政府登記，而且前不久還以談生意為名一同去了香港，在香港一待就是兩個多月。他二人回津後，更加引起警方注意，偵察人員對他二人進行了秘密跟蹤，對南市王明五家、集賢里喬振東家、大橋道24號、世界商場、山泉涌飯莊、中心公園等地早已實施了嚴密監控。特別是宋世元在聚和化學原料行購買了硫化鉀後，更加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視。市公安局領導果斷地作出指示：在敵人實施爆炸前，將這伙特務一網打盡！
9月28日清晨，公安人員早早地來到中心公園，他們化裝成晨練的人，有的打太極拳，有的打球，有的踢毽，只等特務們的出現。8時許，王明五先到了，只見他身著青夾袍，腳蹬一雙膠底黃皮鞋，緩步走到一張長椅前，將手中的黑提包放在椅子下坐了下來，下意識地向四周掃視了一下。這時，喬振東也出現在公園門口，當他見到王明五後正要走過來時。公安行動組長一聲令下：“行動！”十幾名公安幹警像猛虎一樣撲了上去，兩名特務還沒弄清怎么回事就已束手就擒了。當場在王明五的黑色提包中起獲了40磅硫化鉀，在喬振東身上搜出了兩封密信。與此同時，兵分另一路的公安幹警也將宋世元、杜文寶等特務抓獲。一起陰謀顛覆新生人民政權、企圖借國慶節日爆炸縱火的重大案件就此告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