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唐詩與民俗:時代精神與風俗畫卷》以唐詩印證唐代的民俗，以唐代的民俗詮釋唐詩。
作者簡介
張忠綱，196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67年山東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師從著名學者馮沅君先生（現代著名女作家、中國古典文學史家，大學一級教授，與著名哲學家馮友蘭為同胞兄妹）。現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杜甫研究會會長。張忠綱先生是我國唐宋詩研究的著名學者，是目前杜甫研究最優秀的學者之一。
圖書目錄
引言/001
服飾第一
一 一個民俗性悖論：服飾定尊卑與紫緋的濫賜/006
服飾定尊卑/006
紫緋的濫賜/012
二一種民俗性審美：雍容與瑰奇並存/017
作為審美意象的裙/018
幹練的男裝與戎裝/020
含蓄而瑰麗的眉飾/021
靈動而瑰奇的首飾/023
艷而奇的面飾與口飾/026
三服飾民俗的倫理性展示/029
吉服與凶服/029
舞服與戲裝/033
四“胡服”成“時服”：服飾民俗的“異化”/037
“胡服”成“時服”/038
“異化”帶來的啟示/043
飲食第二
一富有特色的食與菜/046
民俗意味濃重的湯餅與藥粥/046
富有詩意的飯/048
雅俗共“嘗”的繪、羹、菜/050
二新滋味的容受：胡族飲食風俗的影響/053
美不可言的胡餅/053
鮮美異常的乳酪酥/055
香美的炮肉與甜美的葡萄（酒）/056
三嗜酒風尚/058
嗜酒風尚的表現/058
嗜酒風尚的成因/061
四多樣的宴會/066
出仕宴/067
文字宴/072
五好茶風尚/074
中唐好茶風尚的形成/075
茶之清新與詩之新變/080
茶之清靈與詩之苦思/082
茶之儉德清形與詩之清寒瘦硬/084
好茶風尚的影響/089
居行第三
一庭堂的民俗文化內涵/093
明堂、東堂：權力的象徵/094
高堂、北堂：親情、母愛的象徵/096
作為天地象徵的庭與庭堂的充實之關/098
二住宅、別業之豪奢/099
別業集中點之一：長安東郊瀘灞兩河流域/099
別業集中點之二：長安南郊的樊川/102
三作為書院的寺廟與丹昧濃郁的道觀/104
作為書院的寺廟/104
丹味濃郁的道觀1107
四胡式居俗/110
氈帳/110
氈席與胡床/112
五情系驛館/113
主題之一：望鄉/114
主題之二：行路難/117
六利在舟中/121
樂還是愁：世俗對商人的看法/122
天下貨利，舟楫居多/124
七唐人離別方式的民俗觀照/128
祖送風俗/128
折楊柳等風俗/135
婚姻第四
一人文精神的積澱：婚禮程式論析/143
納采中的奠雁/143
親迎、合卺中的婚俗/146
二浮華的士子婚戀之風/154
浮華的士風導致浮華的婚風/155
浮華的浪漫的戀情/158
三公主婚姻淺論/160
畏尚公主現象/161
公主再嫁現象/162
公主和親現象/164
四長恨與宮怨的民俗解析/166
《長恨歌》之再認識/166
宮花寂寞紅：宮怨的民俗背景/168
宮怨怨未了：宮人出宮以後/171
五唐代婚俗奇葩：敦煌婚歌/173
喜用吉利數字/173
慣用植物以通媒、通情/174
婚禮程式富有詩情畫意/176
《下女夫詞》特有的民俗價值/178
喪祭第五
一厚葬與懲厚葬/181
皇族的厚葬/182
民間的厚葬/187
懲厚葬的吶喊/188
二植松與樹碑之風/189
墓地樹松：以長青象徵不朽/190
碑銘：“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標誌/191
三程式化的輓歌/194
唐人的輓歌實質上是贈獻輓詩/194
程式化的具體表現/196
四祀神如神在/200
雅祀：皇朝祭祀/201
俗祀：民間祭祀/202
五祖祭：慎終追遠/208
繁文縟節：皇朝祖祭/208
人文精神尤濃：民間祖祭/209
六多功能的社祭/212
啟豐年：官方的社祭/213
人神共娛：民間的社祭/214
節令第六
一唐人對節令習俗傳統的沿革/218
唐歷/219
傳統節令的新形式及其民俗價值/220
二祛災與祈福民俗的詩化再現/221
主題之一：驅除災邪、祈求平安/221
主題之二：祈祥、祝福1225
三人生嗟嘆與魏闕大志的詩化濃縮/232
人生嗟嘆：歸心、樂業的渴望與期待/233
仁者心之寫照/234
稷契之志的悲吟/238
四娛樂與游賞的風俗性考量/242
養生保健/242
怡情悅志/245
狂歡與奔騰性格的展示/247
五唐特色宮俗管窺/248
敬天祈天儀式及其寓意/248
則天順氣為了利物濟人/250
千秋節的民俗性解剖/251
序言
唐詩研究的意義在哪裡？在於揭示它作為文學藝術所蘊涵著的深厚的內在的東西，古為今用——為現代文明建設輸入健康有益的養料。而怎樣揭示其藝術特質，怎樣發掘其藝術流變規律，必定是唐詩研究者直面的問題。其研究方法應是多樣的；那種局限於唐詩內部做文章的傳統方法已完成了它不少的歷史使命，可是，“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欲有大的突破，似乎是不太可能了。《周易》有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少學者有感於此，的確在“思變”，近些年唐詩研究的一些突出成果就是“思變”的結晶，即突破傳統研究方法、另闢蹊徑後取得的，如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葛景春《李白與中國傳統文化》、戴偉華《唐代幕府與文學》及程薔、董乃斌《唐帝國的精神文明》，等等，往往是跨學科的或是邊緣研究，都是換一個角度來研究唐詩的成功的嘗試。
本書採用的主要形式是趣談，是由本叢書的體例決定的。本書選取的角度是民俗學，是出於這樣的考量：以前的許多研究方法與命題並不能涵蓋豐富多彩的唐詩全貌，有些研究領域也難以深入開拓；因為詩歌在唐代並不只是“文化圈”內有限的詩人所獨享的“生活世界”與藝術世界，而是唐代重要的文化事件，也是整個唐代文化所圍繞的核心之一，它是屬於全體唐人的。正因為詩歌創作在唐人的“生活世界”中擁有豐富的內涵，把唐詩研究從較為狹隘的文學範疇中生髮出來，發掘出唐詩在唐人“生活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是可行的。這種民俗學視角，就是讓唐詩儘量回歸到它原有的生活真實中去；這一視角比傳統研究方法來得更直接、更生動。運用這一視角，我們可以重新考量唐詩在動態的生活真實與歷史真實中所起的作用，思考詩人在其中的身份定位；運用這一視角，我們可將一些文學內部、外部的問題，放在生動廣闊的民俗文化學背景下加以闡釋，進而更直接地洞察唐詩繁榮的原因及其本質。這種民俗學的視角，與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的“民俗學運動”不同，與五十年代以來的社會學研究也不是一回事；而是既將研究的視野從“民間文學”擴大到整個唐詩，又避免把文學內部規律簡單地對應為政治、社會中的條條框框的做法，又能開拓到傳統研究方法未及的領域。所以，我們強調的民俗學視野，是把唐詩理解為唐代社會生活中的“事件”，活生生的“民俗事件”，從它參與民俗生活及其與其他社會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來進行考察。
欲用民俗學的視角，必須先弄清什麼是“民俗學”。本文所採用的“民俗學”理論主要借鑑了高丙中的研究成果。他將“民俗”放在人們的“生活世界”中來加以研究與界定，有其相當強的通融性與科學性，他說：“民俗事實上構成了人的基本生活和群體的基本文化，任何人、任何群體在任何時代都具有充分的民俗。有生活的地方就有豐富的民俗。因此，民俗之‘民’可以指任何群體、任何人。”這“任何人都是‘民’，並且都是充分意義上的‘民”’，而“‘類型的’才是民俗的本體屬性，也就是它的質的規定性”。在對“民”與“俗”給予界定之後，他將“民俗”定義為：“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這一“民俗”的內涵是極為寬泛而且有規律可循的。我們知道，在整個唐代，從帝王將相到一般黎庶，各色人等都會作詩，他們既是“民俗”中人，他們的詩歌自然就是“民俗”的表現或反映了“民俗”。可是，這還很不夠，因為民俗學最終要解決的是“在更高層次上研究人把‘俗’融會進自己的活動而呈現的民俗生活”，我們的目標是，將唐人的這種“民俗生活”逆推回去，即通過他們的“民俗生活”探測他們是怎樣把唐詩“融會進自己的活動”的。這樣一來，本書所用的“民俗”便清楚了。
至於詩歌（詩歌在藝術之中）與民俗的關係，法國哲學家丹納曾做過探討，他說：“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構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這是藝術品最後的解釋，也是決定一切的基本原因。”當然，丹納在這裡沒有就藝術與民俗關係做細緻的辯證的分析，可是從他所談的藝術與時代精神和風俗概況的關係看，還是談出了藝術與民俗的關係的，而且將“風俗概況”與“時代精神”並列，有意對民俗（他所說的“風俗概況”無疑是民俗的一個組成部分）加以強調。丹納在這裡所說的“時代精神”是指某個時代大多數人的思想感情或精神狀態，既有其沿襲文化傳統的一面，又往往是這一時代所獨有的，即有別於其他時代的，因此它既是傳統民俗的一部分，也具有本時代的鮮明特色；因為這大多數人是“民俗”之“民”，他們的思想感情或精神狀態自然也是“共性”與“個性”相統一的“類型性”的“俗”。從丹納的這段話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民俗對詩歌創作具有重要影響；詩歌又在表述與深化著民俗。這一理論對我們研究唐詩與民俗關係很有指導意義：唐詩猶如一幅幅風俗畫卷，不僅表述著唐人的生活方式與生活藝術，而且反映與深化著唐代特有的“時代精神”——看似相對獨立的各個部分正是以此建構起來的。
所以，本書要做的不是單純的唐詩或唐詩史的研究，也不是單純的民俗學或民俗史的研究，也不是漫無章法的閒談、趣談，而是試圖以民俗學為立場，即以唐代民俗的豐富性、開創性、兼容性為突破口來研究唐詩。這樣，有些在唐詩內兜圈子的傳統的研究方法解決不了、特別是被忽略的問題將有新的解答——僅僅是引文中出現的大量的包含民俗內涵而為傳統研究方法忽視或不屑於研究的詩句便是一個例證；因為民俗學視角更能接近豐富多彩的唐人生活與風格多樣的唐詩。
當然，這種民俗性的學術考量離不開研究主體的積極參與。這種參與，主要表現為選取什麼樣的民俗資料來研究唐詩，進而來搞清唐詩的真實面貌的問題。而這些資料既有唐人對傳統的優秀民俗的“承”，也有自由開放、注重個性張揚的“革”。本文的民俗資料主要來源於唐詩，旁及兩《唐書》為主的正史與歷代筆記小說等文獻；之所以以唐詩為主，是因為唐詩蘊含的民俗內涵不僅是生動可感的，而且往往能補充一些文獻記錄的不足。只有這樣選材，才能對唐詩進行歷史的還原與定位——這當然是一種嘗試，是努力的方向，能做到什麼程度還受不少主客觀條件的制約。我們選取民俗學這一視角，其本身就是主體性的高揚；這種高揚是從民俗資料出發的。而一部《全唐詩》，如果按編年重新編排起來再加以梳理，無疑是一個生動可感而且有內在聯繫的詩化的唐代民俗史的雛形。一代唐詩與民俗的關係，已有不少學者做了不少巨觀或微觀的研究，但是，他們的研究往往側重於個別作家作品或個別領域，尚欠系統性，尚待進一步發掘與開拓。本文擬以《全唐詩》和《全唐詩補編》（均為中華書局版）為底本，兼取先賢時哲的研究成果，通過清理二者的關係，儘可能地還唐詩的部分本來面目，揭示其內在本質。
唐人的生活（特別是文化生活）紛繁多樣，民俗在其生活中的表現也極為複雜，現存的唐詩本身就是一座文化“武庫”，因此，欲想面面俱到地談論唐詩與民俗的關係，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本文試圖從中抽出幾個聚焦點，即與人生最為切要的衣、食、住、行、婚姻、喪葬、祭祀等方面，展開論述；即使在上述各大塊中，也是選取較能反映唐朝“時代精神”的方面來展開論述。歲時節令在唐人的“生活世界”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同時蘊含著極為豐富的民俗物象與價值，因此也作為一大塊來論述。於是，就有了本書的服飾篇、飲食篇、居行篇、婚姻篇、喪祭篇與節令篇——這六篇既是一個有內在聯繫的整體，也是相對獨立的個體；各篇之中也以“時代精神”統之。大的框架已經搭起，怎樣展開論述呢？我們採用的主要方法是“互證法”，即以唐詩印證唐代的民俗，以唐代的民俗詮釋唐詩；採用的主要形式是“趣談”。而這一方法與形式只是我們的手段，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以這一方法與形式，將唐朝的“時代精神”儘可能多地、分塊狀地理出來，進而試圖得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在這裡，唐詩與唐代民俗的契合點是唐人的生活，而唐人生活的理論升華凝結為“時代精神”。因此，唐人的民俗生活與唐朝的“時代精神”便成了貫穿本書的兩條主線。這兩條線索一明一暗，相輔相成，交叉進行，使唐朝的“風俗畫卷”得以一軸軸展示，使唐代的“時代精神”得以一層層深化；前者是基礎，後者是歸宿。於是，自然就有了本書的標題：“風俗畫卷與時代精神——唐詩與民俗”。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兼顧普及與提高、通俗性與學術性相結合的寫作原則，因此，一些學術價值較高的典籍材料儘量放人注釋中。這樣，既不影響行文的流暢，也為進一步研究此課題提供一些方便。總之，廣大的唐詩愛好者閱讀此書，不僅可以縱觀唐詩的發展歷史及唐詩與唐人民俗生活的密切關係，而且可以從中汲取營養，陶冶性靈；而唐詩研究者參閱此書，可以省去不少翻檢之勞（因為本書提供的大量民俗資料都是較為可靠的），並為進一步研究唐詩乃至唐史提供有益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