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哈佛三傑學術界有“哈佛三傑”之謂。不過，具體為哪三人各說不一。較為普遍的兩說是：一說為吳宓、湯用彤、陳寅恪三人，一說為梅光迪、吳宓、湯用彤三人。這在後世學人的敘述文字中，多有體現。
學衡派
梅光迪、吳宓、陳寅恪、湯用彤四人關係非常密切，早年同為哈佛大學的學生，歸國後又結為“學衡派”。因此，眾口所傳，發生以上混淆，在所難免。但是，如果我們弄清楚了四人在哈佛大學的時間段，以及四人內部關係，似可明了。
梅光迪
四人中，最早入哈佛大學的是梅光迪。梅於1915年入哈佛大學，師事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成為白璧德的第一個中國弟子，並於其時挑起“胡梅之爭”，反對胡適廢除文言的主張。1918年9月，在梅光迪的勸說、鼓動之下，吳宓由維吉尼亞大學轉入哈佛大學，亦師從白璧德。1919年初，湯用彤入哈佛。據孫尚揚《湯用彤年譜簡編》記載：“公初入哈佛，與梅光迪同住……（1919年）7月14日，晚，公與陳寅恪由吳宓導見白璧德教授。吳宓跟隨梅光迪奉白氏為師，自述當日‘白師述其往日為學之閱歷，又與陳君究論佛理。’”同時，湯用彤還在吳宓、梅光迪的共同推薦下，拜於白璧德先生門下。當年一二月間，陳寅恪亦入哈佛。陳寅恪雖未拜師於白璧德，卻對其非常仰慕，對他的思想非常認同。由此可見，梅光迪對吳宓、湯用彤、陳寅恪接近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思想，有直接或間接的推動或引導作用。
吳宓
吳宓與湯用彤相識於1911年，與梅光迪相識於1918年，與陳寅恪相識於1919年初。湯用彤與梅光迪相識，可能是由吳宓介紹。而梅光迪與陳寅恪相識，似應在吳宓與陳寅恪相識之後。四人同在哈佛，時為1919年。1919年8月18日《吳宓日記》記載：“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君及梅君，皆屢勸宓購書。”所謂“陳君及梅君”，即指陳寅恪和梅光迪。據孫尚揚《湯用彤年譜簡編》記載：“（1919年）10月，梅光迪學成歸國，赴南開大學任教，公與吳宓至車站為其送行。”吳宓於1921年夏畢業，並由梅光迪介紹到自己擔任西洋文學系主任的東南大學任教。湯用彤於1922年夏畢業，也由梅光迪、吳宓介紹到東南大學任教。陳寅恪則於1921年9月離開哈佛大學，轉入德國柏林大學，1925年回國。
陳寅恪湯用彤吳宓
四人在哈佛共處的時間，對於梅光迪來說僅1919年中的幾個月，而陳寅恪、湯用彤、吳宓三人共處則近三年（1919至1921年）。此三年中，三人成績優異，但言行獨特，引起同學妒忌。1920年12月4日《吳宓日記》記載：“工校（工學院）中國學生，於宓等習文學、哲學者，背後談論，譏評辱罵，無所不至。至謂陳寅恪、湯錫予兩君及宓三人，不久必死云云。蓋謂宓等身弱，又多讀書而不外出遊樂也。嗚呼，為功名權利之爭，處升陟進退之地，則忌嫉讒謗，誹怨污衊，尤在情理之中。今同為學生，各不相妨，宓等又恭謹待人，從未疏失之處，而乃不免若輩之詛咒毀罵。為善固難，但不肆意為惡，已不免宵小之中傷。”由此可見，三年中，陳寅恪、湯用彤、吳宓三人在哈佛並列較合事實。
結論
梅光迪對陳寅恪、湯用彤、吳宓三人親近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有直接或間接的推動作用。在美國時，還對湯用彤等人的生活有一定的照顧，擔當了赴美“老大哥”的角色。梅光迪積極主動引導吳宓、陳寅恪、湯用彤接近、接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思想，為學衡派的形成奠定了人員基礎，最終將“胡梅之爭”升級為新青年派與學衡派的對壘。如果將梅光迪與湯用彤、吳宓並列為“哈佛三傑”，在時間上尤為不合，在事實上也不太可能。因此，“哈佛三傑”以陳寅恪、湯用彤、吳宓三人並稱為合情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