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耒

周耒，男，廣西作家協會理事、崇左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

周耒，男，生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廣西崇左市人，有中短篇小說30餘萬字在《民族文學》《作品》《星火》《文學界》等發表，中篇小說《幸福來到隴沙屯》被《中篇小說選刊》選載，短篇小說《舞場》被《小說選刊》選載、《褲子跑成裙》收入《新實力華語作家作品十年選》，中篇小說《頭版縱深》、《拋棄》分獲第三、四屆《廣西文學》“金嗓子”廣西青年文學獎。廣西作家協會理事、崇左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
評論：周耒的底層關注
羅瑞寧
摘 要：壯族青年作家周耒小說創作具有鮮明的底層特徵。立足當下——城市化時代的現代性語境，努力向本土本鄉生活深處開掘，讓文學的人性精神灼照轉型期本土本鄉底層民生的艱辛、苦難（甚至是劫難）及其所帶來的疼痛。把一個個生活中時常可以見聞的“社會熱點（事件）”營造成一個個時代精神的“感情焦點”，結構出一篇篇不乏扣人心弦的社會心理小說，為城市化進程中鄉村一極的人性變化留此存照。用“復調小說”的方式，刻畫當下語境下鄉土文化的表情尷尬，同時對現代人性缺陷進行默默反思。周耒小說具備了“非主流文學”研究價值意義。
關鍵字：城市化時代；民族作家；周耒小說創作；底層關注；“復調”；“非主流小說”
一、 周耒的小說創作和批評原因
　周耒在一份簡歷里這樣介紹自己：周耒，男，原名周立華，壯族。籍貫廣西龍州縣。1976年11月出生，1997年7月參加工作。廣西作家協會理事、崇左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兼）。2005年開始從事小說創作。有中短篇小說十餘篇30餘萬字在《民族文學》《作品》《星火》《文學界》《廣西文學》《紅豆》《西南軍事文學》《鴨綠江》《黃河文學》等發表，中篇小說《飛入天中的梯田》收入《中國非主流文學精選》（花城出版社）、《幸福來到隴沙屯》被《中篇小說選刊》選載，短篇小說《褲子跑成裙》收入《新實力華語作家作品十年選》（時代文藝出版社），中篇小說《頭版縱深》、《拋棄》分獲第三、四屆《廣西文學》“金嗓子”廣西青年文學獎。
以上簡歷，至少可以看出：周耒的出身和作家周耒都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至少暫時如此）。眾所周知，廣西山多地少，經濟長期落後、文化不昌（有史以來如此，儘管現在有了一些起色）；周耒籍貫所在地——廣西龍州以前只盛產過“雞鬼”（一種與巫術有關的女性疾病病患者）、“紅番鬼”（法國殖民統治者）和“土匪頭”（舊桂系軍閥頭目陸榮廷之類）的故事；可以為地方揚譽的本地名山大川或文化名儒幾乎闕如；在內地人眼裡，龍州作為邊境小縣，山多閉塞、巫蠱盛行，真的算不得文明開化；好在有鄧小平領導的工農武裝暴動在這裡建立了“紅八軍”使得龍州在歷史的煙雲里終於可以綻放一閃耀眼光芒；不過龍州至今仍然是一個全國聞名的“老少邊山窮”全兼的縣區這也還是基本沒有改變的事實。更何況周耒還不是縣城裡的人！周耒生於斯長於斯的是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連周耒在自己的簡歷里也沒辦法（或羞於）道出的龍州縣逐卜鄉某某村隴沙屯。據周耒自己說，他出身山窩草芥，僥倖考上省城農校藝專，畢業後分配回到龍州進入縣綠化隊當技術工人，後“停薪留職”到廣西日報社應聘記者、編輯，輾轉反側又回到龍州擠進縣人事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不管怎么說，周耒終於成功褪去農裝轉身變成的一名正式的國家幹部（公務員員），後又有幸調入了崇左市工作，兼任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等職務。但即便是這個崇左市，也不見得就有何可以讓周耒揚眉吐氣的。崇左是廣西壯族人最大的聚居地，2003年出於國家改革戰略規劃（扶貧和國防需要）特別成立起的一個地級市；其比鄰越南，屬地基本被十萬大山山脈橫亘、發源於越南的左江從這裡蜿蜒穿過；這裡差不多是全季節的綠葉青山碧水藍天白雲，只是受山水所隔，建國甚至沿襲到改革開放之前，這裡世代穿藍靛染就的青一色上藍下黑土布的純樸壯人們大都只能散落地幽居在他們各自簡陋的桿欄建築里了。要是還在傳統時代——比如遠古的“土司時代”，這裡山高皇帝遠，亞熱帶充足的陽光四季催飄木鳳梨的芬芳，倒不失為是一個個“避秦”的“桃花源”去處；在那樣的時代，這裡的人該不會有諸如人格呀尊嚴呀等等精神身份上的窘迫感吧。但時過境遷，隨著中國社會轉型期即城市化語境時代的到來，這裡的人願意不願意也都得跟所有的國人一道起早貪黑追逐現代化。高速公路穿山過嶺筆直地修進來了，“商品經濟”、 “新農村建設”、“小康生活”、“城市（鎮）化”等現代風氣鼓盪著這裡的四野八荒。這裡的人原本心靈萬年恬靜近於枯寂，但現在也是古風不再；人們的欲望普遍被時代風氣浸染、膨脹；剎那間，物質和精神的貧窮便實實在在地成為壓迫在這裡所有人身上的“魔咒”；在不適、尷尬、錯愕甚至於疼痛之間艱難前行（甚至是“逃離”）的“底層人形象”終於也真正地成為了這個時代這個地方的人最為真實而普遍的寫照——周耒小說提供的幾乎就是這樣的“生活畫面”。尤其像周耒這樣聰明敏感的壯家“窮”孩子，其精神人格因時代變遷要造成灼傷、尷尬和壓抑，恐怕在所難免。再者，已經僥倖變成了“城裡人”的周耒，儘管其早年即立志於文學創作，並且至今痴迷把玩不已，但大抵也還停留在業餘的層次上罷了。周耒能花費在小說創作上的時間恐怕不多，而他所收穫的成績也不過小荷才露尖尖角。在這個文學已經被邊緣化的時代，周耒作為一名地方性的少數民族小說家，顯然有點生不逢時，因為“精神寂寞猶如孤魂野鬼般彷徨”這已經成為當下時代所有真正的作家的宿命，邊緣如周耒這樣的作家又豈能有更好的造化？周耒創作的文本儘管多少可以擺脫只能壓箱底的命運，但要想達到萬人爭閱廣為人知的境界恐怕只能痴人說夢了。不過，在有幸翻閱了周耒的大部分作品之後，筆者卻突然發現：本人不搞文學批評則罷，如搞，周耒這樣的一位作家作品，萬萬不可忽略的。
原因有二。首先，不想隱瞞地說，這是評者與作家的惺惺相惜。筆者與周耒同為壯人，長期謀生在周耒所在的崇左地界內，而且還虛長周耒9歲，作為作家周耒進行小說創作的重要資源之一——即周耒個人生活閱歷、體驗，筆者不能說全部至少是大部分閱歷、體驗過，正是這所謂的“同病相憐”（“同鄉同代同境遇”）的原因使筆者不得不感興趣於周耒，感興趣於他的創作。當然，批評直接來源於閱讀（這是批評者基本的道德良知）；毋庸置疑，是周耒的作品所反映所思考的時代底層（或邊緣）人生命境遇直接觸動了筆者的批評意念。“創作於閱讀之間的最佳狀態，那就是屬於這塊熱土的記憶被喚醒，與真相的被領悟，或者是意領神會之間那一抹會心之笑、頜首之肯，文學本根屬性的神韻的傳達，也許就在這種互通與互感中完成，在不可知的閱讀中落地開花。”【1】既然是在真閱讀中所達到的“感同身受”、“神意相通”，如鯁在喉、不評不快，這對於筆者來說也是自然的了。其次，是筆者對於作家“非主流小說創作新人”發現的“企圖”。筆者從周耒的作品裡確實能很僥倖地發現了當下國人作家一種“非主流小說創作”的存在。作為一名地方性的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當下創作，與那種具備（或應該具備）著穩定、規範、成熟、權貴等高雅品性的“主流文學”（或稱“主鏇律文學”——筆者有時候往往迷惑這樣的文學作品在當代中國是否真正存在）相比，周耒目前所有的創作難免存在躁動和稚嫩，其不成熟性顯而易見；周耒的作品要馬上輕鬆進入時代批評家們的法眼，恐怕也是強人所難的（筆者在現有的文學研究刊物里，周耒作品批評基本還處於空白狀態）。但筆者仍然堅信，周耒創作因其獨到的敏感性而引發的時代思索，因其開放性、探索性而顯示出來的藝術差異性，種種初現端倪的創作魅力，毋庸置疑，周耒作品已經初步具備了獨特而普遍的研究價值。
二、用個體智慧開掘本土底層“社會熱點（事件）”中的“情感焦點”
　有關文學創作的目的，作家、批評家們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筆者寧願相信，所有作家創作，無非是為了實現其所謂的“藝術悲憫情懷”——即實現主客體（客觀環境與創作主體、作家與讀者）間相互的審美交流和人性理解，這其中支撐起整個交流活動過程的主體因素無疑是作家的個體性心靈力量——換一種說法，是作家對自己所處的具體時代人類生命生存狀態的獨特領悟力和創造力；這種力量絕對是個體性的，它永遠桀驁獨立，卓爾不群。在一定程度上說，其與生俱來，是作家的個人“天賦”，有純天然的靈性成分或者童心在；但同時它也是文化（風俗）長期傳承積澱和時代風氣（社會環境）浸染陶冶的結果，所謂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和“時勢造英雄”也。曾長期客居龍州的楊統邦先生在他的《鬼出龍州》一書里有這樣一段介紹：“‘鬼出龍州’流傳甚廣，特別是在‘兩廣’民間，幾乎盡人皆知。過去說‘鬼’，多指那種不登仙境、本性邪惡、應予辟邪驅除的惡魔。而現在的‘鬼’，卻已演化為‘機靈’的代詞。在龍州地面上，誰如果在社會上‘撈得起’，便會有人褒其‘精過雞鬼’！”【2】用楊先生的話套在周耒身上的確有著比較貼切的地方，因為周耒做人確實還算“撈得起”，他終於成功地褪去農裝“鬼出龍州”就是一個明證；創作上，周耒小說多少也顯現出了“精過雞鬼”的“機靈”勁。縱觀周耒的大部分小說，有一個特點必須首先提到，那就是周耒小說對許多當下的“社會熱點”具備了高度的“藝術敏感性”（或者稱“文學悟性”）——周耒非常善於開掘當下“社會熱點”中本土性底層性的“事件”（題材），通過感情化的藝術方式，把一個個生活中時常可以見聞的“社會熱點（新聞事件）”營造成一個個時代精神的“感情焦點”，結構出一篇篇不乏扣人心弦的社會心理小說。
無疑，周耒小說創作具有著非常鮮明的底層性特徵；對本土本鄉底層民生的悲憫情懷，在周耒的小說里充盈、瀰漫著。也許是所從事的工作（尤其是當初從事地方性新聞工作）培養起來的創作素養使然，周耒小說素材幾乎是與時代底層生態相關，與昨日剛剛發生的而今天仍然在報導的“社會焦點新聞”甚至是“媒體罪案”有關。周耒小說的由頭往往從“下崗女工”（《擦鞋女人》）、“進城勞務及農民工子女就讀”（《亡者歸來》）、“假煙製作”（《幸福來到隴沙屯》）、“拐賣婦女”（《雪越來越溫暖》）、“坑農害農”（《會哭泣的夏婆》）、“色情與商業賄賂”（《溫泉賓館》）以及“工廠環保問題導致未成年打工者死亡事件”（《村莊內部》）等這些敏感的字眼開始。周耒小說當然是虛構的，但他經常有意地安排自己筆下人物就出沒於周耒自己及本土本鄉人耳熟能詳的一些真實的地名中，它們或者就是周耒的家鄉——隴沙屯（村），或鄰村板池屯（也叫“美女村”，在本地很有名氣），或者是龍州縣的康平街、白沙街、新街（也有龍州縣周邊寧明縣或大新縣某村屯等以至他們所屬的崇左市），更遠一點的是省城（南寧市）的建政路、園湖路以及城鄉結合部的長崗嶺區域某菜市場或腳踏車修理店；當然也有更遠的，比如《雪越來越溫暖》中的女主角楊鳳蓮從家鄉的隴沙村出來到廣東打工，後被自己的初戀情人——“城裡人”劉和剛帶到了漫天飛雪冰冷遙遠的北方劉村賣給憨厚老實的農民——根子做老婆，後來她帶根子和女兒一家三口返回來到隴沙村省親；出於對親人的愧疚和對命運的反抗，楊鳳蓮選擇一人留在家鄉而任由蠻橫的弟弟把自己的丈夫和女兒趕走；楊鳳蓮在家鄉接下來的命運是“換親”和“遭獨眼丈夫蹂躪”，這樣的遭遇讓楊鳳蓮終於感覺北方的劉村“雪越來越溫暖”……虛構的人物故事和真實地名有意的安排使得周耒的創作在本地讀者看來確實有了一層虛虛實實的小說況味。
除去小說虛實相生的氤氳氛圍，周耒筆下的底層生命形象倒是一目了然的：他們卑微、瑣碎；受世風感染，他們多少存在浮躁、不安分，但他們基本沒有奢望，他們僅有的一些想法（比如“打工得錢”、“販賣致富”、“娶上媳婦住上樓房”等）卻都幾乎沒有能力實現；他們即使偶有微惡（也有後來發展成了大惡的），但也原本善良、本分；他們全部嚮往幸福生活，更具體地，他們都想過上像“城裡人的生活”（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兩方面），但就因為他們原本是鄉下人、是農民，所以他們的想法往往難以遂願；甚至由於生活的弔詭、命運的捉弄，只要這些人把自己想法付出行動，便往往要招致別人（有“城市人”，但更多是與他們一樣身份的“農村人”）冷遇、嘲笑以至於欺詐、打壓；事與願違，身心交瘁，最後可能還要陷入萬劫不復的災難境地。僅僅以短篇小說《亡者歸來》【3】為例做一些簡單分析。整篇小說周耒寫得線索分明，一波三折，一氣呵成，極具故事性，但又絕對不是簡單的“情節小說”。周耒緊抓底層“社會熱點（事件）”營造小說的“情感焦點”，感染讀者。他巧妙利用人物心理情緒推動整個事件變化發展，把一個開始時偶有微惡，但也原本善良、嚮往城市幸福生活的農民工——安叔一步一步推上因作惡而良心自譴無法挽救最後走向不歸路（小說故事大概有三個層次：其一，安叔常年在外打工曾偶有嫖妓忽略了妻子而被其當做把柄提出離婚；其二，安叔不惜代價送兒子安豆上重點高中就是希望以後兒子以及他自己因兒子的原因能過上城裡人的生活；其三，為籌夠兒子擇校學費把工友馬虎推下在建的樓頂）；在貌似客觀的敘述中融入作者獨到的感情批判——對底層人生存境況同情、憐憫、無奈甚至於絕望，種種情感，五味雜陳，不禁讓人唏噓感嘆。
德國漢學家顧彬有言：“講故事在20世紀後半葉的人類小說發展史上，早就過時了，故事的時代完全過去了”，顧彬的理由是“現實生活、社會都在通過電視、報紙、廣播和網路給我們講述各種離奇的故事，你要給我們講故事，你能講過這些新聞媒體嗎”，所以顧彬說“一定要從心理的方向寫人，才是一個現代小說的作為。” 【4】5以顧彬的標準來衡量，至少在表面上，周耒的小說是不合格的。因為周耒小說情節性太強了，其故事讀來簡直讓人津津有味。還有，周耒小說選材多少有些搶奪媒體新聞效果的嫌疑。如果真是這樣，周耒顯然是螳臂當車以卵擊石了。不過，筆者倒願意認為，顧彬作為一名西方學者，其理性思維判斷難免存在偏頗的。故事（情節）是小說魅力的傳統資源，尤其針對本國情況而言，捨棄故事的小說創作其實是自絕於人民大眾的偏執的精英化作為，到底是水土不服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曾經盛行一時的“去情節化” 的“先鋒文學”（也稱“現代派小說”）創作給中國文學帶來的災難（因艱澀而無人閱讀）至今仍然無法彌補。再說，文學作為藝術，其從來都不是按照所謂的“一定”來寫的；具有創意的作家，往往是你說這樣寫不行，他卻偏偏這樣寫了；看似置之於死地，但他的小說卻奇蹟般地被傳播被認可了。周耒小說創作也許是有意或無意地在“劍走邊鋒”？筆者可以肯定地說，也不盡然。其實，周耒的小說也還在“規範”之內的，這個“規範”就是藝術創作在現實文化習慣（傳統傳承）的基礎上進行的精神自由與探索。周耒其實早就意識到自己小說創作中“材料”與“藝術”之間矛盾關係並試圖加以克服。其實，顧彬也沒有完全偏頗，關於小說他還有進一步的說法：“小說家講述的，應該是一個人面對這個充滿了離奇和古怪的故事的時代的心理感受，而且必須要用一種創造性的語言來講述。”【4】5這樣的說法也許堪稱是全球化時代、城市化語境下小說創作的經驗之談吧，是具備真知灼見品質的。周耒的小說創作其實也進行了這樣一系列的努力——以自己的心智個性，用虛實相生的敘述性語言，把情節化為情緒，把事件化為心理，從故事開始融入情感，以情感推動情節前行，不拋棄中國小說大眾讀者喜歡的故事、情節元素，但又努力克服情節小說的單調，把自己的創作寫成真正的社會心理小說，等等。簡之，周耒的小說其實也有了作家個性心靈力量的滲透，有了作家個性精神靈魂的擔當，惟其如此，周耒小說終於初步具備了可以讓讀者（評家）回味、咀嚼的藝術品質。
三、底層關注中的“現代性”思考及“復調式”表達的文學意蘊
　由於貼近時代跳動的脈搏，貼近本土底層生活的原生態，周耒小說也顯示出了獨具個性的“現代性”思考意蘊。周耒的“現代性”思考，顯然是以“城市化問題”為中心的，這種思考與時代發展同步。城市化，對於中國而言，顯然已經成為了當下轉型期社會唯一的社會浪潮，其洶湧澎湃，裹卷一切，誰人或哪一個地方都無法避開；城市化其實是存在著兩極的，一極是“都市”，一極是“鄉村”，沒有廣袤的農村眾多的農民轉化為都市人，那么城市化也就無從談起，但這種情況在當下中國已經是不需再談的客觀事實。城市化正在或者必將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體現；現代化當然是好事，但現代化也可能是壞事，因為現代化可以產生“現代性問題”——比如，當今已經泛濫開的“城市病”（物慾膨脹、精神失落以及環境災難等）就是現代化生產導致的副產品，其令人沮喪的程度絕不亞於過去任何一個傳統時代的暴政或者專制。春江水暖鴨先知，作家敏感的心靈從來是社會變遷人性變化的晴雨表，當下中國“城市文學”蔚然勃興已是公認的事實。周耒濡染時代的風雨變化，憑著自己的個性天賦，以小說的形式抒寫城市化時代農村一極底層生命人性嶄新遭遇，表達自己對於這個時代底層人性命運的思考，這自在情理之中。那么，接下來的疑問是：作家周耒的底層關注能否為讀者提供新鮮獨特的“現代性”思考呢。這才是這個時代文學批評值得分析的問題。應該說，周耒在這方面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的，並且其收穫也還算不甚差強人意，這獲得的成績與周耒的“復調小說”有關。
“復調小說”是巴赫金提出來的文藝理論，巴赫金是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基礎上提出的，巴赫金的理論翻譯傳入中國之後其精闢獨到曾讓國人學者折服。在筆者看來，“復調小說”其精神實質無非兩個詞——“民主”與“對話”——即文學活動體現出來的現代意識，主張作家與自己筆下的人物、小說文本中角色與角色之間，甚至於作者與作者、作者與讀者之間共時性的平等存在關係，認為這些文學因素它們彼此獨立、共同對話，形成“多聲部”的復調結構，當然這樣的結構最終要落實到小說文本中去由其中人物的“對話”（與“狂歡”）來完成【5】。周耒小說當然沒有達到理論大師所揭示的偉大作品那樣爐火純青。周耒目前還只是有能力發表中短篇小說，受篇幅、境界等限制，其多數篇章依舊採用了線性的情節結構，講究“歐亨利小說結尾式”（“出其不意，但又盡在情理中”）的巧妙布局，這些做法在彰顯作家精明之餘也難免要暴露出其單薄與稚嫩；周耒小說藝術反映生活要達到古人所謂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境界恐怕還得等待時日。但周耒小說通過人物形象而透露出來的敘述倫理（傾向性）——藝術性的情感評價還是達到了較高水準的。文學的敘事倫理說到底是文學作為人學的基本要求，文學必須體現人性的關懷，必須體現生命的價值與尊嚴。作家創作，不管是怎樣的文學創作，只要還稱得上是文學的，作家就必須得通過自己的文學形象表達這樣的文學基本敘事倫理。應該說，文學的敘事倫理很大程度上是已經“規定”的，但怎樣去表達卻是或必須是“不定”的，這“不定”的深刻度鮮明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了文學的魅力度。與當下許許多多“城市文學”相比，周耒小說的敘述倫理確有著自己獨特的差異性，集中體現在其復調式的小說“情感傾向”表達所營造的審美意蘊方面；更具體地，集中體現在周耒小說關於城市化進程中兩極文化體系——“都市文化”和“鄉土文化”的人性對話及其藝術表達。
對城市化過程中的現存的文化價值的取捨，周耒在自己的小說里無疑是進行了自己的思考的；作為作家，周耒並沒有簡單地給自己的思考填上明確的答案，而是通過具體的本土性的底層形象顯示出來；通過刻畫他們的現實遭遇顯示它們身上所秉承的鄉土文化與他們所嚮往的都市文化之間的矛盾關係。這樣，周耒的小說與現實就形成了一種明顯的對話關係。確實，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城市化，無疑就是現代的城市社會取代傳統的鄉土社會，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作家周耒沒有那樣簡單來看問題，他敏感地把握到：城市化，其實不僅僅是城裡人的事情；城市化，也不僅僅是“化農民”，不僅僅是“都市文化取代農村文化”。至少從情感角度來看，情況不應該僅僅是這樣單極而簡單的。《溫泉賓館》中，周耒通過城裡老闆——縣裡邀請來的投資人——馮自達在山村密林處“溫泉賓館”享受高規格“接待”（“處女陪寢”）的故事敘述了自己的有關“城市化”的發現和思考。“城市”憑藉著“資本”的魔力在不斷地把自己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就連遙遠的荒村野泉也無法倖免；城裡人馮自達僅僅是手中有錢，便可隨意“回歸自然，享受人生”，便可有人主動物色鄉下處女供其嫖宿。“鄉土價值”在“城市生活”主流文化面前要么紛紛潰退要么轉而卑躬屈膝去迎合主流文化的淫威。純潔善良的山裡妹子小菱的災難就是拜“城裡人的生活之誘惑”所賜；如果說開始時的“賣處”是出於給母親拿錢救命尚情有可原（其朦朧中也有著攀附城裡人的愛情虛幻使然），但她很快自覺地跑到溫泉賓館當妓女去了，目的無非為了金錢和享受（擁有了它們，也就擁有了“城裡人”的生活）。小菱山民父親——劉科雖粗魯但也原本老實本分，但在搶到女兒“賣處”所得金錢（3千元）之後，他迫不及待、幾近變態地享受起“城裡人的生活”，一夜連續瘋狂嫖宿四名妓女，最後差點連自己的女兒——小菱也不放過。周耒確實是明智的，他清楚地看到鄉土文化的必然衰落，城市文明的必然勝利，看到城裡人生活的美好；因此，他沒有阻擋他筆下那些卑微的鄉下人去追求城裡人的生活。但他也看到了城市生活的無情、冷漠、虛假、罪惡。他通過自己筆下的小說人物讓兩種文化在文學的語境裡各自張揚自己的個性，並且因此形成碰撞、交流，從而敘說了作家個人的關於“城市化”、關於“現代性”的文化反思。再比如在《幸福來到隴沙屯》，作家通過兒童化的敘述方式刻畫了“假煙製造者”——不安分農民許樹才的形象，這一形象身上形成的對話——城鄉對話、現代法治與傳統溫情對話、事實評價與情感判斷之間對話等等，它們交叉獨立各自發音，形成“城市化生活藝術反映”的“多聲部”結構；作家沒有給這些對話中的任何一方預設是非準入的條件，說明作家已經對主流話語——包括“城市反哺農村”諸如此類時髦話語在內的價值取向進行了自己獨立思考。是的，至少從文化角度而言，城市化，絕對不是都市取代鄉村的問題，而應是彼此相融相生的新課題。通過周耒提供的復調小說，清醒的讀者也許可以領悟到這樣的道理：文化的歷史不可能也不應該是斷層式的跨越性發展。新生長出的城市貪慾和醜陋必須克服；而長期在這片土地上形成並積澱下來的自然淳樸、心理恬靜、人與人之間的溫情、真誠相待等等寶貴傳統，必然要成為下一個文化形態（都市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的“城鄉交融”才是文化上明智的選擇；否則，“城市，讓人生活更美好！”就只能是周耒所描繪的“海市蜃樓”（見《海市蜃樓》）了。
簡之，正是出於對自己生活的真誠，作家周耒沒有把自己的城市化題材小說寫成了當下正時髦的“都市文學”。圍繞“城市化”這一當下時代生活中心語意，周耒固執於“鄉村”一極的語言，以自己的“底層小說”與時下流行的“都市文學”形成對話，周耒小說創作客觀上已經具備了“復調小說”的精神價值。
四、延伸：關於“非主流小說”的一點思考
　立足當下——城市化時代的“現代性”語境，努力向本土本鄉的生活深處開掘，讓文學的人性精神灼照轉型期本土本鄉底層民生的艱辛、苦難（甚至是劫難）及其所帶來的疼痛，這成了周耒小說自覺的選擇。閱讀周耒的作品，在得到故事性、情節性的一些快感後，會很快咀嚼到生命苦難的“黃蓮”，其苦味剎那間能滿滿當當瀰漫全整個喉管、胸腔甚至腦際。把一個個生活中時常可以見聞的“社會熱點（事件）”結構成一篇篇不乏扣人心弦的社會心理小說，為城市化進程中鄉村一極的人性變化留此存照。作家通過眾多的中短篇塑造了趙寶亮、趙小亮、胡城、馬蓮、楊鳳蓮、安叔、許樹才、劉科、小菱等一系列個性鮮活的底層人物形象，不僅揭示了當下語境下鄉土文化的尷尬表情，同時對現代人性缺陷也進行了默默的個體性反思。而這“默默”也就體現了周耒小說的另外一種價值的存在——“非主流小說創作”的時代意義。
收入周耒小說《飛入天中的梯田》的《後王小波時代（上）：中國非主流小說精選》一書“序言”中對“非主流作家”有如此說：“非主流作家是一群文學荒原上的孤魂野鬼，他們散兵游勇，像王小波生前一樣獨自奮鬥。如果文學是一條奔騰的江河，他們就是間或斷水的涓涓支流；如果文學是一支行進中的隊伍，他們就是走向未知世界的先鋒；他們是冒險的、實驗的、自由的、獨立的、無援的。”【6】這樣說，周耒小說的“非主流性”是顯然的了。作為一名文化邊緣地帶的未成熟的邊境少數民族青年作家，周耒目前的創作基本處於主流文化的“他者”境地，其“另類性存在”顯而易見。至少是當下，周耒還是比較習慣於自己的狀態的，他沒有做任何徒勞的抗爭（比如花大價錢去“包裝”自己），相反他承認主流的存在，但默默堅守自己的非主流的身份和思考。周耒的創作至少達到這樣幾點：堅守自己的領地——向本土底層生活深處挖掘；堅持自己的立場——持民主性開放性的邊緣文化立場；拒絕譁眾取寵——沒有人云亦云，比如，周耒絕不刻意地給自己筆下的人物穿上“壯族服飾”然後再唱唱幾句撩人的“廣西情歌”等之類的把戲以顯示自己小說所謂的“民族特色”而邀寵膚淺的主流讀者與評家，從而獲得主流文化的“窺視效果”，周耒絕對沒有這樣的一些舉動。周耒要做的是，雖處在“文化他者”的境地上，卻不放棄自己作為一名作家的主體性思考，真誠地面對所處環境的底層人生，以文學的人性精神灼照本土底層生命的時代遭遇，通過自由的文學探索揭示本土文化的靈魂處境。周耒注定是非主流的，周耒這個名字也可以更換成“寂寞”二字。
也許，正是眾多周耒式的寂寞，未來輝煌如金字塔的中國文學的基座，終於在不知不覺中壘就.（作者系廣西民族師範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參考文獻：
【1】梁鳳蓮：《關於血脈——談都市文學的地域屬性》，見：楊宏海主編《全球語境下的當代都市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2】楊統邦：《鬼出龍州》，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版。
【3】周 耒：《亡者歸來》，《廣西文學》，2007年第一期。
【4】邱華棟:《文壇高峰對話》，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
【5】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共7冊)(精) 錢中文譯，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6】杜鴻，樸素，嘯傲子 ：《後王小波時代（上）：中國非主流小說精選》，廣東：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