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著名作家]

周文（1907—1952），原名何稻玉，筆名：何谷天、谷天、周文等。四川滎經人。幼年貧苦，16歲便在西康軍閥部隊當文書。1932年參加革命，在安徽安慶任左翼文化總同盟安徽分會組織部長。辦《安慶晚報》副刊，開始發表文章。後到上海加入“左聯”，1933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左聯”黨團成員，並從事創作。曾將蘇聯著名小說《毀滅》、《鐵流》改編成通俗本，得到魯迅的讚許。

人物簡介

周文故居

1933年9月在《文學》發表成名作《雪地》，描寫川康邊地軍閥的傾軋，吏治的醜惡。以後創作日豐，中長篇小說《在白森鎮》、《煙苗季》都是沿著這條路子，並露出諷刺特色。1937年9月返川，在成都開展文藝界統戰工作，與沙汀等成立文協成都分會，主持會刊《筆陣》，兼《四川日報》、《新民報》副刊編輯。這時寫了中篇小說《救亡者》。1940年奉調至延安，籌辦大眾讀物社，出刊《邊區民眾報》、《大眾習作》，做文藝普及工作，1941年後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秘書長等職。1942年任晉綏分局秘書長等職。1946年出任重慶《新華日報》副社長。解放後，調任中央馬列學院秘書長，在三反運動中離世

人物經歷

尋求光明

周文[著名作家]

1907年6月17日，川西古鎮滎經，一個男嬰呱呱墜地，起名何開滎。家道還算殷實人家。四歲，周文上私塾，一讀就是十年。十五歲，考入新學堂雅州聯立中學。十六歲，在母親包辦下完婚。十八歲，到表姐夫賀次璜任旅長的川邊軍供職，做候差，文書，印鑑官，禁菸委員……二十歲，做了康定化林坪分縣的代縣長。後來考取國民二十四軍劉成勛辦的川康邊政訓練所，這期間，他讀了許多對他來說無異於開天眼的書刊：政治學、經濟學、帝國主義、三民主義，郭沫若、張資平、陳獨秀、魯迅……他被啟蒙了，苦悶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與愚昧，不公與野蠻，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

1930年3月，他出川到上海、南京。當年在川康邊政訓練所的老師劉伯量，此時已任南京政府農礦部林政司司長。知道周文的境況，把他介紹給一位即將去浙江蘭溪任公安局長的同鄉，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長。去蘭溪赴職後，周文並無自得之感，看不慣那種官府豪紳或明或暗的枉法勾當，到任幾個月後即慨然辭職而去。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願再依賴劉伯量，自己考取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抄寫員，為即將召開的"國民大會"抄寫國民黨黨員的調查表和測驗表。幹了一個月，他開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親於死地的一種惡病。劉伯量借了一筆錢給他，讓他去西湖療養。而後，劉伯量再次介紹他去江西修水，擔任修水縣水利委員會科員，月薪四十元。不到一個月，周文再次請辭。劉伯量再一次介紹他到安徽省教育廳任事務員，又過上了月薪五十元的小康生活。

左聯生活

周文[著名作家]

在安徽省教育廳，周文與以群成為形影不離的密友，從他那裡，周文讀到了《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國家與革命》，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還有蘇聯版的《黨員初級讀物》，也讀他以筆名華蒂發表的許多作品。

周文在以群的鼓勵下，開始在他主編的《皖江晚報》副刊《雀鳴》上發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啟蒙後，以群告訴他，自己是左聯的。左聯是革命文藝組織，魯迅也在裡面。他們成立了"安徽文藝研究會"，算作左聯的一個部分。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聯組織部長以群和宣傳部長丁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又被選為左聯執委、組織部長，並進入黨組，黨組的另兩位成員是林伯修和周揚。開始了他職業革命家和職業作家的雙重生活。

周文[著名作家]

1933年裡，除了改寫了《毀滅》、《鐵流》、《沒錢的猶太人》這三部長篇名著之外，周文還創作了《恨》、《薛仁貴征東》、《一個英雄》、《母親》等大量小說、詩歌、散文、評論。這一年，他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作--短篇小說《雪地》，發在茅盾主編的《文學》雜誌9月號上。這是一篇以他在西康的軍旅生活為素材的作品，述說了那些軍閥部隊的士兵們不堪忍受軍官欺壓奮起反抗的故事。小說寫完後，周文將它寄給魯迅先生，很快就收到先生肯定這篇小說的覆信，說已將它轉給茅盾。與《雪地》同期，還發表了茅盾用"惕若"的筆名寫的評論文章《雪地的尾巴》。1934年，魯迅、茅盾將《雪地》推薦給美國作家伊羅生，收入他主編的中國短篇小說集《草鞋腳》，同時又把周文、劉丹主編的《文藝》月刊雜誌推薦給伊羅生。由此開始，周文進入了中國30年代文學史。

那些年中，周文除了文學寫作，依然做著一些重要的不能為人所知的事情。比如秘密營救丁玲出獄並安排護送到延安，受魯迅先生委託購買火腿、香菸、圍巾，帶到西安，轉送延安的中共中央，又從西安夾帶密件、經費回上海，在魯迅先生和馮雪峰、胡風之間做交通員，聯絡斯諾去延安採訪，採買延安方面需要的一些急需用品，掩護長征中受傷的政治局委員王稼祥去蘇聯治病--在上海，敵人的眼皮子下面，讓王稼祥在一棟小樓里隱藏了三個月，一邊療傷，一邊等待赴蘇的機會，周文則在掩護陪伴王稼祥的那一段時間裡，完成了長篇小說《煙苗季》，同時還成了一位療傷換藥的外科護士。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周文在第一時間裡從馮雪峰那裡得到訊息，立即參與先生的一應後事，治喪，守靈，下葬，是為魯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之一。當許廣平母子處境危險的時候，又安排他們與鄭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數年，盡力保護她的安全。其後魯迅的每一個忌日，在上海，在成都，在延安，周文都是紀念活動的主要發起者或組織者，寫了許多關於魯迅先生的文章。

周文[著名作家]

1937年抗戰爆發。同年8月13日淞滬會戰開始。周文放下了小說創作，寫了一系列抗日救國的雜文、評論、詩歌。此時，因為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在共產國際授意下，左聯已經解散一年多了，上海的危勢，也不可能再開展更大的文化活動。周文主動要求到四川去做統一戰線的工作。

成都文藝界得知周文回來，為他舉行茶話會、歡迎會。他們希望周文幫助他們，領導他們。周文為文藝工作者協會的朋友寫稿、看稿、編刊物，和他們個別接近，去認識他們。周文還結識了川大的一些老作家、老教授，如朱光潛、羅念生、謝文炳、陳翔鶴等。周文將二十餘位知名作家、教授等上層知識文化界人士，組成成都文藝界聯誼會，推動他們出版文藝刊物，又將七八十位文藝界青年組織為成都文藝工作團，周文參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協會，在藝術委員會負責文藝組，又結識了成都的許多救亡活動分子，很快在成都打開了工作局面。胡風等人在漢口籌備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周文與他常有聯繫，借馮玉祥、老舍來蓉之機，成立了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一時間，這座悠閒的古城熱鬧起來，雨後春筍般湧現出近百個文藝刊物。

直到此時，周文依然是一個自食其力的自由職業者。經劉伯量介紹，他到設計委員會文化委員會任助理員。後又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員，有了每月八十元的薪金。成都市市長楊全宇是劉伯量的同學，對周文很好，使周文有更多機會來做他的工作。後來，在南京曾與周文一起創辦過文藝刊物的劉盛亞從德國回來，終於通過父親籌到款項，與周文一起創辦了《文藝後防》。

延安經歷

1939年，設於抗戰前線二戰區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學聘任周文去做教授。1939年12月10日，周文帶了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從成都出發，開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長途跋涉。

1940年年初，周文第二次出川了--出劍閣，翻秦嶺，下鹹陽，走到西安附近，傳來民大生變、閻錫山和共產黨鬧摩擦的訊息。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隊伍到達延安。

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在延河邊遇見毛澤東。這位日理萬機的領袖似乎對周文並不陌生，當即就約了周文去他那兒談話。毛與周文的談話連續進行了數日，內容涉及：關於周文30年代的工作情況，關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關於白話文、文言文、大眾語的論爭，關於第三種人，關於魯迅先生的逝世及魯迅先生對他的培養等。然後偉大領袖給他安排了工作--辦一個大眾讀物社，以提高邊區軍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本想到延安後安安心心坐下來寫作的周文，幾乎沒有任何猶疑地遵從了毛澤東的安排，迅即到邊區黨委報到，研究社址、經費，物色編輯人員，通過中組部調進胡績偉任《邊區民眾報》主編，張思俊、白彥博任通訊科正副科長，林今朋、莊啟棟任叢書木刻科科長，趙守一任編輯科科長，還調入了胡采、方之中、高茜規、朱明、楊蜚生等各類工作人員。很快，連報社的辦公窯洞也打好了--是丁玲主持設計的。

周文從踏上延安這塊土地的第一天起，便進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運轉時期，開始了他長達十二年的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及意識形態宣傳的組織和領導工作。

周文到延安的第一個職務是大眾讀物社社長，兼任《大眾文藝》主編，同時還任職於中華全國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新文字協會、延安反侵略分會一些社團組織。此後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陝甘寧邊區秘書長，晉綏分局秘書長、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兼晉綏抗戰日報社和晉綏大眾報社社長，中央馬列學院秘書長兼中直常委紀檢會委員……許多時候身兼數職。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繁重的時期。

1946年，周文奉調到重慶任新華日報社副社長兼主筆。那一段時間，共產黨一南一北兩大報紙（另一個是延安的《解放日報》）留下了中共新聞史和思想史上最絢麗的身影。

1946年9月，周文奉召返回晉綏。

建國之後

新中國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將在北京召開。周文接到晉綏分局黨委書記李井泉通知，讓他帶隊前往參加。1949年6月，柯仲平、周文率西北團進京。

周文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大會聯絡處主任、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在大會上作了晉綏文藝工作的報告，又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全國委員，任組織部負責人。

會後，周文回到晉綏，收到中央通知，讓他準備參加接管四川西康。正在他等待出發命令的時刻，接到周恩來一紙電文，調周文到中央政府國務院寫作組工作。他去見周總理，希望去學習一個時期馬列主義理論再工作，周恩來同意了，安排他到馬列學院擔任秘書長，並告訴周文，馬列學院已有個副秘書長，擔任行政事務工作，他可以抽出時間邊工作邊學習。

突然離世

1951年年末，毛澤東發動了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

1952年年初，中直機關黨委副書記劉華峰代表中直機關黨委到學院，直接指定周文負責學院"三反"、"五反"運動，並根據民眾舉報，點名將副秘書長劉元士作為"老虎"重點。劉元士是一個1926年入黨的老革命，在高層有著豐厚的人脈資源。

馬列學院"打虎隊"成立之後，經過一系列內查外調，初步查明，劉元士及另外兩人--沈瑛（該院生產辦事處副主任）、於維琛（該院修建科採買員）三人的經濟問題，金額達二點三三億元（舊幣，一萬元相當於人民幣一元，下同）。

此外，劉還有買木板貪污了一千多萬元，幫楊獻珍同志做皮襖貪污了五萬元等其他零星的貪污問題。報告上交之後，"打虎隊"又查出劉截取銀行利息款、買賣股票等多項問題。這些數據得到多方確認後，范若愚組負責寫成劉元士材料。沈瑛、於維琛兩人的材料也由專門小組寫成。最後，組織決定將這些材料交由周文匯總，並且經過"打虎隊"、學院和中直機關黨委會等多層宣讀，徵求意見。這份以周文個人署名的《打劉元士"大老虎"的經驗》材料，通過中央直屬機關黨委送交中共最高領導。毛澤東很快批示："此經驗很好，轉發全黨參考。"

"三反"運動開展數月之後，中央決定3月底開始甄別工作。

馬列學院因"三反"開展較晚，於是出現了周文報告遞上不久，就進入運動後期。"老虎"的問題放下了，上面利用下面上報部分數據不夠準確，開始追究"打虎人"。

"三反"甄別開始之後，"楊獻珍便向劉少奇、安子文匯報了他個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劉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來重新審查，結果證明劉元士沒有貪污行為，遂取消了扣給劉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

這樣，1952年5月以後，雖然馬列學院開展的仍然叫"三反運動"，但內容已經轉變為對周文的清算。

其後近兩個月，周文陷入無休止的批判、檢討，再批判、再檢討卻無法過關、無法解脫的屈辱與苦難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檢討書，到一個一個學員班去念去徵求意見……

在最後的時刻，他去找副院長陳伯達申訴。陳伯達的冷漠與偏向，給了周文最後一擊。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組部親自主持會議，馬列學院黨委會全體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參加，對周文進行批判。會議從晚上7點開到次日凌晨5點，周文的檢討仍然沒有獲準通過。6月30日午後，也就是經歷了通宵批判之後，周文從城裡回到西郊的馬列學院。

1952年7月1日，周文猝然離世。被定為自殺，黨內除名。

1975年，周文恢復了名譽。毛澤東批示："此件印發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時送李井泉鄭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壓迫，他不會死，此點我看沒有疑義。請中央組織部予以複查，妥善解決。毛澤東。十月三十日。" 1976年年初，周文的遺骨被取出，火化後安放於八寶山。他的骨灰盒上，蓋上了黨旗。

主要作品

《雪地》，《在白森鎮》、《煙苗季》、《救亡者》、《恨》、《薛仁貴征東》、《一個英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