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周家福1957年被劃為“右派”，1959年因“破壞糧食政策”被判刑2年，1961年因“抗拒改造”加刑2年，1968年因“投機倒把”被判刑7年，1979年“右派”平反，2009年，法院認定他此前三項罪不成立，他提出索賠492萬餘元，未獲受理。
經歷
被漩渦吞沒 周家福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倔強。薄薄的上唇緊抿，衣著老舊然而整潔。離得很遠便可看出，走過來的是他———他的一條腿被打成了殘疾。
被漩渦吞沒
倔強，單純。這害了周家福一生的性格，於1956年埋下第一次伏筆。那一年，他19歲。剛上班，也剛剛交到女朋友，被分到宜黃縣白竹鄉一所國小當老師。幸福的生活之路似乎正在他面前成扇面展開。一天下班的路上，看見旁邊有座小山頭，幾個年輕人邊走邊開玩笑：誰能第一個爬上去，誰就是山大王。周家福蹭蹭幾下爬上去，大喊“我最大！” 這三個字，成了禍根。
1957年上頭分配的右派名額沒湊齊，幾個年輕同事騙他說，你拿一張照片來，貼黨員登記表用。剛寫完入黨申請書的周家福，自然樂滋滋地跑回去找了一張。一個小時後，一張根據他照片畫的諷刺漫畫和“打倒右派分子周家福”的標語貼在了大院裡。“我最大”這句話，是他最大的罪狀。
1958年1月，戴上右派帽子的周家福被下放到另一所國小，“監督教學”。對於接下來數十年的賤民經歷而言，這只是剛剛開始。 江西是革命老區、魚米之鄉，這樣的雙重身份，自然要為“大躍進”買單。1958-1959年，江西外調了9.5億斤大米支援京津滬等面臨糧食恐慌的城市，第二年更調出14億多斤，同時還補上庫存1.18億斤，是當時全國僅有的兩個增加庫存的省份之一。另一面，根據時任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回憶，當時在江西已出現大批浮腫病人，個別縣還出現了餓死人的問題。他親自到王安石的故鄉———臨川縣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飯’，基本上是紅薯葉子。這樣一個時代大漩渦下，個性倔強的周家福被迅速吞沒，再正常不過。
1959年5月7日，他中午下課晚了一會兒，到公共食堂去已沒飯了。有人說：你去上課算了。他脫口而出：上課，上課，飯都沒得吃還上毛(什麼)課！ 第二天，周家福便被綁走。一個月後，懷著大女兒的國小教師鄧招金聽到了宜黃縣法院對丈夫的判決：有期徒刑兩年。 罪名是：“借我糧食供應較為緊張之機，散布煽動青年，企圖鬧事，嚴重地破壞了糧食政策。”判決書一同列舉的劣跡還有兩條：“經常放下書不教，而私跑外捉魚”：“將準備栽二晚稻田水放乾，引起民眾不滿”。 判刑沒壓平周家福的頭角。自覺冤屈，他在“大煉鋼鐵”的勞改隊里不時持抗拒態度。
1961年，宜黃縣法院作出第二次判決，加刑兩年。理由是“為嚴厲打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現行破壞，保障鋼鐵生產的順利進行”。
1963年，好不容易刑滿出獄的周家福被剝奪教師身份，以帶罪之身回原籍宜黃縣黃陂公社先鋒大隊。
“壞分子”遭遇 退伍軍人蔡志明，在1971年當上先鋒大隊民兵營長，主管文教衛生。他很快發現：在先鋒大隊40多個“四類分子”中，有一個人待遇最慘。那便是周家福。
“壞分子”遭遇
四類分子，是“地富反右”的代稱，在那個奉行階級鬥爭的年代，指地主、富農、反動派、右派。周家福屬於最後一種。他還被判過刑罰———這叫“壞分子”。
上世紀70年代的宜黃鄉村，人人都以工分計酬，靠工分折合成貨幣後買糧食。穀子9分錢1斤，每斤可以出7兩米。一個男勞力每天的最高核算是10工分，約合人民幣1元；女性最高5分。蔡志明作為村委會委員，每天算10分，而周家福再拚命，每天也只能算4分到6分。被剝奪了教書權利的鄧招金，幹活最多算3分。為養活兒女，他們只能借債買3元一斤的高價糧。
相對經濟上的歧視，更殘酷的遭遇是肉體暴力。
蔡志明手下的民兵戴力昌，親眼看到了3000餘名村人對“四類分子”尤其周家福這個“雙料壞分子”的所作所為。近50年後，他對南都記者描述時，極有力度地鏇轉著雙臂，做出拿槍托猛搗的動作，“當時就這么打(他)，幾天開一次批鬥會，開會就打”。
先鋒大隊如今名為黃陂村。作為鎮政府所在地，先富起來的村人建起了一棟棟四層高的住宅，但村落原貌仍顯而易見。鄉間的那些陳年記憶，依舊懸浮在喧鬧的街角。南都記者在鎮衛生院門口遇到62歲的周國強，他說，作為遠房表弟，他印象頗深的一次是，應鄧招金所求，去把被打得昏死的周家福背回來。
1968年，造反派組織“大聯籌”的“總指揮”在街上碰到周家福，叫他拿20元錢、30斤豬肉“表示一下”。周家福又害了自己。他脫口而出：“我自己用勞動力掙來的錢，為什麼要送給你們吃？”對方愕然：你這個老右派，刑滿釋放分子，瞧著，等你的下場吧！
8月10日，他便被捆走。那個“總指揮”當場便宣布了判決：“鄧招金離開，把子女賣給別人自己去找條生路。這次準備判他七八年，死在牢里。”鄧招金被拖走時只來得及喊一聲：周家福，你忍著活下去，我一定等你回來……
果然，4天后宜黃縣法院作出判決：“依法判處右派分子、投機倒把犯周家福有期徒刑七年。”
1972年，蔡志明同情鄧招金獨自撫養子女，把她調去另一個村子當教師，每年工資170元。鄧被評為優秀教師，他又做主，給她漲了一倍工資。
這下事鬧大了。沒到一年，蔡志明被撤職，成了一個倉庫保管員。公社書記批評他“敵我不分”，壞分子老婆怎么能教書呢？自然，鄧招金再次失去當老師的資格。
今年68歲的陳吉興，1969-1977年在村里當會計，最後一年他“階級鬥爭立場不穩”，幫助備受歧視的周家大女兒周雪莉把戶口遷了出去。同情心令他被“貶”為農民。
鄧招金回憶說：因周家丟官挨處分的人遠不止蔡志明、陳吉興。這個身材矮小的老婦人恰像高爾基的《母親》所描寫的一樣，“似乎總是側著走路，生怕撞上點什麼”，臉上刻著愁苦的皺紋。她那一生被侮辱和損害的丈夫，則總帶著畏懼的眼光看人，表情呆板。
50年後昭雪 所有人在回憶時都提到周家福倔強的個性，或許，還有點清高。生為一個文盲農民的兒子，他居然讀到了國中畢業———在當時的江西農村，屬於絕對的知識階層。
50年後昭雪
知識階層———這是當年反右運動針對的最主要對象。周家福在1958年公布的，全國成千上萬右派分子中占有多大的分量？沒人說得清。他當然不能與江西同鄉、全國最著名的大右派之一羅隆基比肩。甚至這個身份都在事後被查明，是個殘酷的玩笑。
他的右派是被錯劃的。發現這一幕是在20年後。1978年，中共中央發出55號檔案，指示，1978年9月17日，黨中央批轉同意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在工人、農民、軍隊、警察、中等學校學生、營業員和民辦教師中不劃右派”。第二年，宜黃縣文教局在周家福要求下打了報告，提出對他的錯劃“應予改正，恢復其政治名譽”，縣委批了。縣法院也給了他一份刑事判決書。因為他“罪行較輕，退賠較好”，決定撤銷1959年和1968年的判決，免於刑事處分。
周家福被分到中港國小工作，1982年又經過上訪，由民辦轉成正式教師身份。只是，他已經是一個肢體三等殘廢、傷病纏身的老人。
鄰里的孩子們叫他“周癲子”。那是一次當死刑陪綁，嚇得魂飛魄散的累積作用———跟死刑犯一同跪在河灘被槍對準，親眼看到咫尺之遙的人在一聲巨響下鮮血飛濺成為屍體。這種經歷，周家福今天講出來十分平靜。
1986年他就辦了退休，和調到宜黃縣當教師的鄧招金一起搬到縣裡。今天他們住的這棟房子是公房，幾年來政府沒有向他們要過房租。由於實在太破，鄰居們紛紛搬走。
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2007年。如果不是那一年調工資，周家福和鄧招金髮現自己要比同齡的同事差上數百元錢，他們很可能默默無語地就此度過一生。這很無奈———1959年到1978年，整整20年的時間，他們被剝奪了做教師的身份。“工齡差20年不說，你是罪犯，三次判刑的罪犯，這個身份讓我們怎么給你漲工資呢？”老兩口就此踏上了上訪之路。
70歲的鄒河清後來成為了他們的代理律師。宜黃如今仍是中國213個沒有律師事務所的縣之一，曾經當過檢察官、法官的鄒，是縣裡唯一的律師。周家福被宜黃縣法院判處七年徒刑的時候，鄒河清是民事庭的庭長。為周代理這起案子，他沒收錢。
2008年3月找到鄒河清之前，周家福老兩口提請對當年“破壞糧食政策、抗拒改造、投機倒把”判決再審的申請已被拒絕四次，兩次來自宜黃縣法院，一次來自撫州市法院，一次來自江西省高法。“老人家，你們的申訴書格式不對，不要總寫那些被迫害的經歷，去找個律師幫忙吧。”省高法的一位好心法官告訴他們。
在鄒河清運作下，撫州市中級法院於2009年6月29日下文，指定宜黃縣法院對該案進行再次複查。半年後的12月23日，宜黃縣法院作出判決，“經查，該三項罪原審在定性、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方面的確存在一定錯誤偏差”，撤銷1979年對周家福“免於刑事處分”的判決，宣判他無罪。
50年前的冤屈，至此得以翻案。周家福下一步所做的，便是索賠。 失去自由的賠償、健康權賠償、傷殘賠償、精神賠償、兒女受牽連的賠償……周家福提出如上多項索賠，一共492萬餘元。他和律師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在宜黃這個至今沒有鐵路和高速公路的貧困縣，鄒河清認為這樣高額的賠償是不現實的。
12次無果奔波 在鄒河清看來，這起跨越50年的冤案之所以得以昭雪，最大因素在於法官個人的良知。他點出一個名字：宜黃縣法院從外縣調來的女院長楊新。她力主給這起案子平反，“法院有人還埋怨她呢”。
12次無果奔波
宜黃縣法院內部對於這起錯案的處理是否存在矛盾，無法證實。但一個與此相關的細節是：楊新希望記者“多做做周老的工作”，並指定該院主管此事的一名徐姓副院長接受採訪。然而，這名副院長兩度拒絕了採訪，當地政府也保持了沉默。
2010年3月24日，撫州市中法對周家福的索賠下達不予受理通知書。理由是依據《國家賠償法》，1994年12月31日之前發生和結束的行為不屬於國家賠償範疇。周家福的刑期到1975年便已結束了。今天再索賠，於法無據。
周抗訴到省高法。省高法給予兩個回覆：一是可向撫州市中法申請行政複議，二是<國家賠償法>確實有此規定。鄒河清認為，這種情況暴露出國家賠償制度的法制漏洞。《國家賠償法》1995年1月1日才開始實行，規定不溯既往。但它並未詳細規定，在這一天之前行為結束，而程式未結束的情況該不該賠。從1979年獲得那份判決書至2009年，周家福都頂著“免於刑事處分”的罪犯帽子，早已跨越了1995年的界線。老兩口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從工資、住房和子女等方面皆受到影響。這難道不應該索賠？
於是，申冤、上訪和托親戚建部落格發帖子，成為周家福老兩口堅持至今的行動。鄧招金找遍了蔡志明和陳吉興這些能證明他們遭遇的人，請求他們開出了一份份證明。
數年前，蔡志明身患癌症，後來奇蹟般痊癒；陳吉興今年68歲，依然精神矍鑠。
當年的小民兵戴力昌今天已成為黃陂村委會主任。他作證：當年周家老兩口確實是作為“四類分子”安置到村里來的，但“我沒打過他，我心沒那么狠”。
2007年2趟、2008年4趟、2009年4趟、2010年2趟，老兩口一共去了12次北京。長途奔波花費的3萬餘元，反而成了他們進一步堅定上訪決心的動力，也可能令政府有朝一日撫平此事的成本變得更高。
在數十年前的反右和“文革”運動中，蒙受冤屈甚至喪生的人數至今無法統計。一些活到今天的受難者企圖用司法渠道討還公道，他們中的極少數也像周家福一樣成功了。其中，南京的胡春生成為周家人心中的標桿———周家福的小兒子周群說，胡春生坐了5年牢，也翻案宣判無罪了，成功索賠到了260多萬。1970年，胡春生，這個南京林業大學的學生因被指控“兩年前撕壞過四張毛主席像，製造反革命事件”而被判刑5年，又貶至山東一個偏僻縣城當工人。“文革”後，胡春生開始為自己申冤。終於，2005年在法務部法律援助中心的幫助下，南京區法院宣判他無罪。但殘忍的真相是：恢復清白5年後的今天，胡春生仍然蝸居在山東那個小縣城裡，沒有得到一分錢的賠償。260多萬元，只不過是他索賠的數字。當地政府許諾的安置、人道照顧尚未落實，他工作的工廠已經破產了。
今天，這個頭髮花白、口音南北混雜的老人仍然堅持不懈地在網上發帖訴說，試圖吸引更廣泛的關注。
家人
妻子：鄧招金
由於周家福的不幸經歷中，他的幾個子女的感情都曾受到深深的傷害。
周家長女、長子都沒讀幾年書便被強迫參加勞動。“文革”後期，村里發現過幾條大不敬的標語，長子馬上被抓起來審訊。一位好心的檢察院幹部提出核對筆跡，才幫他排除嫌疑。
周秀英受到的影響之一是戀愛。有人曾想給她介紹一個縣武裝部的年輕幹部，稍一打聽，知道她有個身為“四類分子”的哥哥，作罷。不過，僅僅幾十年的工夫，連周家福自己的下一代兒孫血親，對祖父輩受難的歷史也飛快地遺忘了，似乎它從未發生過。
大兒子已經10年沒回過宜黃了，長女在北京，二兒子因肝癌去世，給周家福留下了一個孫子，如今在上國中。
唯一留在宜黃生活的小兒子周群出生於1973年。他對那段歷史唯一的記憶，只是父親經常被人打昏，放在門板上抬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