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吳谷平，男，生於1945年3月，浙江鄞縣人，中共黨員，高級編輯，曾用筆名“五穀”。196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曾任湖南日報總編室主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新聞報黨委書記、總編輯，東方網董事長，文匯報副總編輯、高級記者、社長、黨委書記。2013年3月起，擔任上海建橋學院新聞傳播學院院長。
經歷了十四大十五大召開，浦東開發，上海改革開放發展，香港回歸，澳門回歸，小平逝世，上海五國峰會，海灣戰爭等國內外重大事件的報導。
曾在湖南的農場接受過“再教育”，在工廠當過新聞幹事；1981年4月調入湖南日報，歷任工商部副主任、主任、編委兼總編室主任。1991年9月底進入解放日報任夜班編輯，1993年11月被任命為副總編輯，分管夜班編輯部、國際新聞部、攝影部。1997年主持了解放日報編輯部的電腦工程，實現了記者編輯從筆與紙到電腦與網路的轉換，並創辦了解放日報網路版。1998年12月底，奉調到新聞報，後兼新聞報黨委書記、總編輯。
2000年初籌建東方網，任東方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2001年4月，任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黨委委員，文匯報黨委書記、副總編輯；2001年9月後，兼任系列報黨委書記，監管《新民周刊》、《上海星期三》、《上海家庭報》、《行報》、《文匯讀書周報》、《文學報》、《新民體育報》、《新讀寫》雜誌和文匯出版社。2002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為上海市第十二屆人大代表。
主要著作
《聽聽那風聲》、《自己的嫁衣――吳谷平新聞作品選》、《吾愛吾友吾愛吾土》等主要觀點
媒體是國家之間、人民之間的精神橋樑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的鄰國比中國擁有的鄰國要多。所以，和鄰國建立和平友好關係，保持外交穩定局面，是中國實現和平發展目標的重要保障。中國歷屆政府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都重申睦鄰政策是我外交政策中的“重要部分”和“重點”。國家政策需要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媒體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橋樑。媒體把人民的要求公開發表，傳達給政府供制訂政策參考，政府通過媒體把政策決定告訴人民，讓人民了解政策內容，並聽取人民的反饋。
中國的睦鄰外交政策不但需要中國人民的了解和支持，還需要讓鄰國的人民了解和支持，才能達到促進兩國關係友好發展的目的。因此，媒體還是兩國人民和兩國政府之間的橋樑。兩國媒體間的交流與合作對於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從而促使各自政府推進睦鄰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東協合作 媒體還需努力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和東協國家的關係迅猛發展。1993年，中國首次作為觀察員出席了東協部長會議，隨後中國成為東協地區論壇的成員。無論在10加1還是10加3等各種場合，中國在地區問題、安全問題，以及經濟合作問題上都表現出積極的態度。
但是，與各國政府間的密切磋商相比，中國和東協地區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了解離現實相差很遠。我一個朋友剛剛從大學讀完研究生，有一家研究單位邀請他去做東南亞問題的研究工作，重點方向是菲律賓現狀。他考慮幾天后拒絕了這份工作。他認為，這個地方局勢混亂，災害不斷，人民生活貧困。他不願意為這個在國際上影響不重要的地區虛度自己的學術生涯。他更擔心在進行實地學術考察時會遭人綁架。憑我的學識，我知道他腦中對於菲律賓的這個印象顯然與當地的事實不符。
因為我的報紙恰恰在馬尼拉派有常駐記者。2002年我還去馬尼拉看了我們的記者，拜訪了當時一些媒體，他經常發回富有特色的當地新聞，以及長篇通訊，全面地介紹了菲律賓社會的各種情況。此外，我和菲律賓駐上海的總領事館、旅遊局等機構有經常性的聯繫，閱讀這些機構發布的新聞資料，會見來自這個國家的有個性、有見識的各界人士。我想，我得到的這些信息比那些已開發國家的通訊社通常發布的突發事件如災難、動亂、謀殺、戰爭等信息更為客觀全面一點。
那個研究生是如何得到這些扭曲的印象的？我認為，在國內的報紙、電視新聞中，儘管對東協地區的報導是客觀的，但是在報導的數量方面相對少了一點，他可能不滿足於從國內媒體得到的信息，比較多地通過網際網路閱讀了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媒體關於東協地區的新聞報導。由於地理位置的隔離，社會制度的不同，文化傳統的差異，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媒體採集的信息被東方一個開發中國家的普通人士接受，在這個過程中，信息的實質可能發生扭曲。同時，這一事實還說明，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東協地區其他國家，多數媒體機構對本地區鄰國情況的報導還不夠充分。
西方國家媒體新聞價值與亞洲價值觀有差異
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媒體聲稱新聞自由是他們的生命線，但是事實上由於市場競爭的原因，新聞機構愈益集中於少數幾個媒體大亨手裡。他們根據顧客的需要出售信息，只要能賺到利潤，什麼都賣。所謂“壞訊息就是新聞”，是他們一條重要的判斷新聞價值的原則。而對於開發中國家經濟、文化、社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般是忽略不報導的。
在通常情況下，一個外國記者出發前，公文包里裝著想好的提綱，到了一個國家，拚命尋找線索，根據能證實他的提綱里所列出內容的新聞素材，然後發出長篇報導。我相信，大多數外國記者都是盡努力向外界傳達他所看到的真實的生活景象。但由於受新聞價值觀和偏見的影響，有些報導與事實相距甚遠，報導中夾雜的議論更是不著邊際。
比如在8月5日的《國際先驅論壇》報頭版上，刊登了路透社發出的一篇評論中日關係的新聞分析。作者羅列了在亞洲杯足球賽中中國球迷種種反日情緒的發泄，從而認為這將在日本引起反華潮流。但是作者在這篇700字的報導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引用一位名叫俞傑的中國政治評論員的話，稱中國球迷之所以在球賽上大肆反日，是因為中國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法律公正，老百姓對很多社會問題不滿，但沒有地方發泄，所以在球場上借日本人出氣。
中國是否有新聞自由與中國球迷為何大肆發泄反日情緒，是兩個毫無關聯的命題。我對中國的輿論環境很熟悉，我在中國的各種媒體裡從沒聽到過這種把兩者聯繫起來的談論。我也沒聽說過俞傑這個政治評論員。我相信路透社沒有造假，但如果這位作者到中國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個街頭去詢問任何10位行人有關中日關係的問題，大概沒有人會把反日情緒與新聞自由這個命題聯繫在一起，他就不會再認同俞傑的評論了。
問題在於，這位路透社的作者先入為主判定中國是沒有新聞自由的，一聽到俞傑的評論，即認為言之有理，也不再採訪其他中方人士，大筆一揮，一篇扭曲信息實質的新聞報導發表了。路透社在國際新聞界有重大影響，這篇報導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很大的損害。
國際會議是記者交流的盛會 新聞共享是可行的合作方式
開發中國家的媒體機構由於經濟實力不夠，很少有向國外派出常駐記者的，無論是地方性媒體還是國家級媒體，都只能依賴西方已開發國家的通訊社等媒體機構。結果導致開發中國家公眾獲取新聞的來源非常狹小，喪失了新聞來源的多樣性。儘管我們指責已開發國家新聞媒體機構的報導有偏見，但是開發中國家的媒體在財力上是無法與世界性媒體機構競爭的。
開發中國家的媒體機構，尤其是中國和東協地區國家的媒體機構如何加強合作，聯合自強，以實現平衡報導？為了參加這次會議，我閱讀了不少有關材料，並進行思考。最近，在聽取我報國際部主任工作匯報時，我得到一點啟發。
他今年6月份前往越南首都河內參加了“第5屆亞歐首腦會議”亞洲媒體情況介紹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來自中國、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高棉、泰國、新加坡等國家的眾多新聞記者。越南外交部新聞司的官員介紹了將於今年10月份在河內召開“亞歐首腦會議”的準備情況。正在建設中的會議中心和新聞中心成為各國新聞記者關注的熱點。
參加這次會議的各國記者很快成了好朋友。在會議的空閒時間裡他們頻繁交流各自所在的新聞機構的工作經驗。我的那位同事在會上介紹了中國上海2001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晤的官方組織情況和新聞發布、媒體報導經驗，引起在場各國記者的熱烈反應。越南外交部新聞司的官員表示他們要向上海學習，把“第五屆亞歐首腦會議”當作一項提升河內國際形象，促進各國媒體加強合作的大事來抓。
由此我想到，隨著亞洲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逐年提高，在亞洲，尤其是中國和東協地區各國內舉行國際性會議的情況越來越多，各國記者在對各種國際會議進行採訪時碰面的機會越來越多。當他們成為好朋友時，他們所代表的媒體機構之間互相了解就越深，進行合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在此我鄭重建議，今天與會的媒體機構，派出資深記者參加今年10月份的“第五屆亞歐首腦會議”，進行一次聯合採訪的嘗試。同時，也可趁此機會探討新聞共享、圖片交換、人員培訓和相互提供採訪方便等方面的合作。不必額外支出大筆經費，就能贏來一個合作夥伴，何樂而不為。
中國和東協地區各國都是近鄰，各國發展水平也相差不多，同時又具有相同的亞洲價值觀，各國媒體機構完全可以在客觀報導本地發生的事件、弘揚亞洲價值觀以及促進互相間的有效合作中發揮積極作用，其積極後果是亞洲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員最大的洲，在國際舞台上的聲音將大大加強。
吳谷平說，新媒體的最大優勢就在於即時，要發出“短、平、快”的最新訊息。我們應該特別關注硬體技術的發展，每一次硬體技術的變革都會帶動我們新聞的變革，報紙、廣播、電視、網路，乃至最近的移動媒體，都是如此。我們的新聞學教育，要著重於培養出能夠同時發出文字、錄音、照片、視頻等多媒體報導的記者，要能夠培養出具備外語、駕駛等多種能力能“上天入地”的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