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橋兵變

吳橋兵變

吳橋兵變,是歷史上的一次兵變。崇禎三年一月,孫元化隨孫承宗鎮守山海關,三月加山東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萊二州巡撫。此前,前督師袁崇煥殺平遼總兵官毛文龍,不久劉興治等人又發動兵變,殺陳繼盛。後袁崇煥殺毛文龍,於皮島的毛文龍舊將譁變,孫元化接收了皮島的叛將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應元諸將。孔有德被任命為騎兵參將,耿仲明則被派往登州要塞。

基本信息

事件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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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極率清兵攻大淩河城(今遼寧錦縣),祖大壽受困城內。孫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騎趕赴前線增援,然登州遼東兵與山東兵素不和,孔有德抵達吳橋時,因遇大雨春雪,部隊給養不足,又部隊行抵吳橋時,與山東人屢有摩擦,縣人皆閉門罷市。有一士兵強取山東望族王象春家僕一雞,該丁被“穿箭游營”。於是士兵擊殺該家僕,事後象春之子不肯罷休,要求查明真相,李九成把孫元化給的市馬錢花盡,恐遭非議,於是搶劫譁變。
孔有德受李九成、李應元父子的煽動,在吳橋發動叛變,在山東境內連陷數城,黃龍遭叛兵割去耳鼻,史稱“吳橋兵變”。廣東道御史宋賢上疏抨擊山東巡撫余大成、孫元化:“登萊撫臣孫元化侵餉縱兵,貪穢已極。其所轄士卒,數月間一逞於江東,則劓截主將;再逞於濟南,則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廣西道試御史蕭奕輔指責孫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說張燾“卸罪於波濤,借詞於風汛”。
後孔有德倒戈殺回山東半島,連陷臨邑、陵縣商河、青城諸城,率兵直趨登州。孫元化急令張燾率遼兵守登州城外,遺總兵官張可大發兵抗擊,以兩路成合擊之勢。但張燾部與孔有德舊職,張燾的兵卒隨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張可大部自是大敗。與孔有德是舊交的登州中軍耿仲明、陳光福等人,立即舉火開門,崇禎五年(1632年)一月登州便告失陷,擄獲了舊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馬三千匹、餉銀十萬兩、紅夷大炮二十餘位,西洋炮三百位。總兵張可大斬殺其妾陳氏後,上吊自盡,孫元化自殺未成,不向叛軍妥協,城中葡萄牙人有西勞經、魯未略、拂朗亞蘭達、方斯谷、額弘略、恭撒彔、安尼、阿彌額爾、薩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彔等12人死亡,15人重傷。孔有德念舊,五年二月將元化和宋光蘭、王徵、張燾等人放還。孫元化與余大成、張燾回到京師,為政敵陝西道試御史余應桂、兵科給事中李夢辰所陷害,元化送鎮撫司,獄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餘”。首輔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求救於徐光啟,終無法挽回。崇禎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632年9月7日)孫元化與張燾同被處死。宋光蘭和王徵、余大成充軍。
崇禎五年八月孔有德兵敗於沙河的祖大弼、張韜等關外兵,萊州之圍遂解。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從鎮江堡(臨鴨綠江出海口)降後金,降書曰:“本帥現有甲兵數萬,輕舟百餘,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與明汗同心協力,水陸並進,勢如破竹,天下又誰敢與汗為敵乎?”皇太極出郊十里迎接,日後成為大清南下橫掃千里的大軍。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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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有德受李九成、李應元父子的煽動叛變,在山東境內連陷數城,黃龍遭叛兵割去耳鼻,史稱“吳橋兵變”。廣東道御史宋賢上疏抨擊山東巡撫余大成、孫元化:“登萊撫臣孫元化侵餉縱兵,貪穢已極。其所轄士卒,數月間一逞於江東,則劓截主將;再逞於濟南,則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廣西道試御史蕭奕輔指責孫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說張燾“卸罪於波濤,借詞於風汛”。孔有德遂倒戈殺回山東半島,連陷臨邑、陵縣、商河、青城諸城,率兵直趨登州。其間,山東巡撫余大可託疾數日不能出,等到實在不得已了,才派遣中軍沈廷諭、參將陶廷鑨率數千人往御叛軍於阮城店,但山東兵不堪一擊,“皆敗而走”。大成驚恐萬分,於是一下子變成了“主撫派”,極力避免交戰。
與此同時,與孔有德交好的東江鎮旅順副將陳有時和廣鹿島副將毛承祿(毛文龍從子)也起兵回響,該部一舉發展為七八千人的大軍,一度割據半個東江鎮,企圖與山東叛軍南北呼應,一舉建立一個遼東武人自己的國家。總兵黃龍一時間居然只剩下皮島單基地和幾個游擊在苦苦支撐,“急遣尚可喜、金聲桓等撫定諸島,而躬巡其地,慰商民,誅叛黨,縱火焚其舟”。陳有時、毛承祿不能抵擋,敗走登州與叛軍主力回合,留下部下高成友防守旅順,以阻斷斷關寧、天津兩鎮來的援軍,為叛軍贏取時間。黃龍調動游擊李維鸞偕尚可喜等擊破,立即移軍駐紮其地,援軍才得通暢。此後,黃龍遂率本軍經營該堡,主持北線平叛戰局,直到次年七月敗亡。而留東路於副將沈世魁等毛帥“外戚”。
叛軍逼近登州,孫元化急令總兵官張燾率遼兵守登州城外,遺總兵官張可大發兵(本部援遼浙軍)抗擊,以兩路成合擊之勢。但張燾與孔有德是老戰友,開始交戰後其兵卒隨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張可大部自是大敗。與孔有德是舊交的登州中軍耿仲明、陳光福等人,立即舉火開門,崇禎五年(1632年)正月登州便告失陷,擄獲了舊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馬三千匹、餉銀十萬兩、紅夷大炮二十餘位,西洋炮三百位。總兵張可大斬殺其妾陳氏後,上吊自盡,孫元化自殺未成,不向叛軍妥協,拒絕稱王(時孔有德自稱都元帥,封手下為總兵等職務,似有自開一國的打算)。城中葡萄牙軍事教官有西勞經、魯未略、拂朗亞蘭達、方斯谷、額弘略、恭撒錄、安尼、阿彌額爾、薩琮、安多、兀若望、伯多錄等12人死亡,15人重傷。孔有德念舊,五年二月將元化和宋光蘭、王征、張燾等人放還。孫元化與余大成、張燾回到京師,為政敵陝西道試御史余應桂、兵科給事中李夢辰所舉發,詔送鎮撫司,獄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餘”。首輔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求救於徐光啟,終無法挽回。
崇禎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632年9月7日)孫元化與張燾同被處死。宋光蘭和王征、余大成充軍。叛軍在攻陷登州後,開始部署營伍、偽授官爵,並鑄「都元帥」印,推原官階較高的李九成(參將)為首、孔有德(游擊)為副,耿仲明(游擊)則自稱都督。此因在吳橋初叛之時,是由李九成和李應元(千總)父子劫有德而叛,且返登沿途攻破六城時,皆以九成為前驅,故有德雖為叛軍的直屬帶兵官,但卻以「九成父子材武,且有首事之勛」而讓先。李九成外號「三大王」,尤長於鳥銃,「可擇人命中」,時人有稱:「雖孔有德肇亂於吳橋,而造謀桀鷔,為眾逆之所推戴者,李九成實居孔有德之右,故其挺身率賊,抗我王師,兇惡至極。知李九成初確為叛軍之首腦。
較晚成書的清代文獻則多稱當時乃以孔有德為都元帥、李九成為副元帥,且指孔有德和耿仲明叛變時原均任參將,此或因九成早死,且孔、耿二人在降清之後飛黃騰達,而遭阿諛者蓄意竄改所致。另一方面,在康熙《新城縣誌》中,則因叛軍陷城時曾殺戮甚慘,故編纂者只稱兵變的帶頭者是「李九成等」,而未敢言及孔、耿。
叛軍曾將搜刮的財物撥出萬金來犒賞遼東沿海諸島,誘令同反。此一策略相當成功,如遼東半島沿岸的鹿島、石城島等地的兵民均叛,但鏇遭鎮守在皮島的黃龍敉平。由於黃龍原住登州的家人均在城破時被殺或被俘,孔有德遂遣石盡忠假持黃妻劉氏的金簪為信物,欲說降已攻抵長山島的黃龍,但黃龍不受威脅,力殲叛黨,並直趨旅順。在黃龍的圍剿之下,欲叛離的島眾紛紛渡海至登州,其中即包括毛文龍諸義子之首的廣鹿島副將毛承祿;而陣容最浩大者,則是旅順將領陳有時(先前名毛有侯)所率領的七、八千人,有稱初叛於吳橋的兵士原即多為陳有時的部下,孔有德因此應允在攻破萊州後,所得盡歸其眾。
山東巡撫余大成聞登州已失,卻束手無策,唯閉戶修齋誦經,被人譏之為「白蓮都院」。崇禎五年(1632)正月十三日,叛兵破黃縣。余大成遭革職,尋遭逮治。二十九日,總兵楊御蕃率通州等兵、王洪率天津兵與叛軍在掖縣八十里外的新城鎮接戰,當時叛軍有騎兵五千名、步卒萬餘,明軍只有騎兵不足一千、步卒不足四千,結果王營未戰先潰,叛軍且取其火器以攻楊軍。明軍最後星散四潰,僅御蕃率親軍三百人退抵萊州。
五年二月初一日,徐從治和謝璉兩撫俱抵萊州。初三日,叛軍至,在城四周紮營十多處,開始長期的圍城戰,守城的兵丁總數共約四千名。三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劉宇烈以督理的身分誓師向萊州進發,共調集薊門、密雲等地的援兵和義勇鄉兵,凡馬步兵二萬五千人;四月初二日,崇禎帝還特遣中使送紅夷大炮六門至沙河交付援軍。但因劉等統帥均不諳兵事,人馬雜揉,紀律不明,又不分犄角,且輜重亦遭敵焚毀,終在沙河兵潰,被擄者無算,大炮等大量火器反為叛軍所有,巡撫徐從治亦於十六日中炮死。
四月二十九日,萊州府推官屈宜揚自入叛軍寨中講撫,屈氏此舉或得到劉宇烈的默許,劉氏於五月十六日還為此事具本題撫,但戶部尚書畢自嚴、戶部右侍郎劉重慶、四川道御史王萬象等人均上疏力排撫議,或稱:「孫元化乃以甘言啖賊,借名激變,特倡一撫之說……猶甘心囚首詭計入都,欲始終用撫之一著,以緩須臾之死。或稱:「非逆賊欲撫,乃敗事之孫元化欲撫也;亦不獨孫元化欲撫,乃左右護庇元化者之皆欲撫也。前述的畢、劉、王等官員均為山東籍,其主剿的重要原因應均是痛心鄉里遭叛軍荼毒至慘。
五月初八日,原天津兵備道朱大典奉命巡撫山東,駐青州調度。由於先後參與剿賊的大將已有天津總兵王洪、保定總兵劉國柱、通州總兵楊御蕃、薊門總兵鄧玘、登州總兵吳安邦、昌平總兵陳洪範、東江總兵黃龍以及義勇總兵劉澤清,但均無能奏功,且叛軍嘗私語曰:「殺山東兵如刈菜,無奈我何!各鎮兵鹹非吾敵,惟慮關外兵耳。劉重慶以及王萬象乃於六月初五日同時疏請調派關外的精銳入援。
初九日,諭旨乃調山海關及寧遠等地的夷、漢精銳四千八百餘人入關,由太監高起潛監護軍餉,總兵金國奇為帥,下轄靳國臣、祖大弼、祖寬、張韜、吳襄、吳三桂(1612-1678)等名將。其中由投誠的滿洲等少數民族所組成的夷丁部隊,是首度深入內地,其戰鬥力特強。叛軍或聽聞此一新發展,乃經由屈宜揚表示願受撫,劉宇烈在將此一情形上奏後,奉旨一方面「勵集援師,亟解萊圍」,另一方面,如叛軍確實真心輸誠,應命其提出自贖之道,劉氏遂令孔有德立解萊城之圍以示誠意。
七月初二日,叛軍聲言撫事已成,兩軍不必放炮,為取得官軍的信任,孔有德還將一名試炮的部下割耳游營。初五日,劉宇烈差官齎聖旨至孔營,有德要求面見謝璉始定解圍和開讀聖旨之期。初七日,在萊州城外宣旨之後,朱萬年竟遭誘殺,謝璉亦被執。初十日,東撫朱大典和新任之山東巡按謝三賓奉命速赴行間督諸將進剿。二十二日,叛將陳有時在攻平度時被殺。二十三日,震怒之崇禎帝將孫元化和張燾棄市,宋光蘭以及王征遣戍,熊明遇則解任聽勘,並且派人拿解劉宇烈至京究問。
崇禎五年八月十三日,朱大典等在昌邑誓師,合二萬一千名馬步兵,分三路進軍。十九日,在距萊城五十里外的沙河發生會戰,叛軍大敗東遁,萊州之圍遂解。是役雖捷,但殺敵不多,惟叛軍撤回登州者亦不及十分之三,其餘均乘機四散逃逸,在當時所擄獲的兵籍簿上列有叛軍共九萬餘人,知此亂的規模實非等閒。而遭圍城逾半年的萊州之役成功牽制了叛軍主力,令其無法流竄它處,應是敉平吳橋兵變的轉捩點。
吳橋之變過程中雙方所動用的火炮規模,是中國戰場上前所未見的。如崇禎五年正月,總兵楊御蕃與叛軍在新城鎮進行野戰,叛軍即動用了紅夷大炮五門和大將軍三百餘門;而楊軍亦配置有三十餘門大炮,惟其中二十四門竟然膛炸,可知當時許多明軍仍不十分熟悉新式火炮的操作技巧,此一狀況直到五年二月彭有謨率三百名川兵入援後始有改善。彭氏的火炮知識可能源出曾同樣駐守旅順之張燾,他首先列出各種火炮所套用硝、黃和灰的比例,次將火藥每斤以紙作一包,避免忙中生錯。由於守城時炮口偶需朝下發射,彭氏還要求炮手在放入炮彈之後,以廢紙或舊絮、舊毯塞緊,如此,便無墜脫之虞。當時萊州庫中仍有萬曆年間收貯的硝黃約數萬斤,但因炮彈每天消耗甚大,知府朱萬年遂於三月下旬開始在城內募集以數千斤計之金屬,最多時有工匠五十多人負責鑄彈,但因鐵不足,有時亦鑄銅彈,通常僅足一日之用。另一方面,雖然石彈不能「透木、及遠」,仍令石工繼續削圓石備用。五年二月,叛軍也曾以牛車從登州運紅夷大炮八門至萊州圍城,每門皆重二、三千斤,各用牛四頭;其所用的鐵子(即炮彈)大者如升、小者如拳,重從六至十二斤不等,知各炮的口徑約在十至十二公分間。雖然這些炮相當沉重,但叛軍對搬運似遊刃有餘,他們當時應已熟稔西方傳入的省力滑輪技術,此因在登州擔任監軍的王征,早於天啟七年出版的《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中,即圖文並茂地詳記舉重物之法。
五年八月二十日,李九成聞萊州兵敗後,遂將軟禁於登州的謝璉殺害。三十日,官兵進抵距黃縣二十里的白馬塘,叛軍傾巢來戰,號稱十萬之眾,其中包含馬兵萬騎;是役,叛軍再度慘敗,有一萬三千人被斬,八百人被俘,至於逃散以及墜海而死者,不下數萬。
九月初一日,明軍各路俱至登州開始圍城。登州三面環山,北面向海,為避免遭敵夜襲,明軍乃以數日的時間構築一道長達三十里之圍牆,其高如城,東西兩端俱抵海。由陳洪範、劉澤清率步兵守西牆,吳襄、靳國臣等率騎兵接應;劉良佐、鄧玘等率步兵守南牆,金國奇、祖大弼等率騎兵接應;牟文綬等率步兵守東牆,祖寬、張韜等率騎兵接應。由於叛軍擁有二十幾門紅夷大炮,且李九成素負驍健,常出城搏戰,雙方往往以數千馬步軍配合火炮進行大規模野戰,互有勝負。因城上的火炮威力強大,且防守森嚴(如城中衢路不許遼人以外者任意行走,違者斬之;又,每垛夜間均以五人防守,按更輪替,傳箭警睡;不時還縋人至城外夜巡),明軍數次攻城俱無結果,遂決定採行緊守坐困的策略。
十二月初三日,李九成率叛兵出戰時歿於陣,改由王子登替代,因九成勇謀均甚於孔有德,且叛變過程主要的攻守戰役多由他與陳有時擔任前鋒,素為遼人所推戴,叛軍士氣於是大受打擊。六年正月,高起潛在掛榜山(今蓬萊市城南)新築銃城,並用紅夷大炮轟擊城內,令叛兵膽寒,明廷於是決定自北京再趕運四、五門大炮。由於城中日益乏食,孔有德乃於六年二月十三日乘船自海上遁去,殿後的耿仲明和毛承祿則於十六日潛逃。十八日,官兵攻下水城,叛軍被俘者千餘人,自縊及投海而死者四、五千;至此,始完全收復山東。

影響

此亂平定後,部分皮島舊將又與新任東江總兵黃龍發生矛盾,東江軍內部分裂,許多人先後離開遼東。孫元化接收了在上述多次動亂中陸續離開遼東的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應元諸將。孔有德被任命為參將,耿仲明則被派往登州要塞任游擊。

評論

此戰雖然以明軍勝利告終,似乎是與平定奢安之亂的勝利一起給明軍挽回了一點面子,振奮了一點軍民士氣。但登萊局勢徹底糜爛,山東腹地也遭到蹂躪。明廷喪失兵力數萬人,良將十多員,戰艦、大炮、糧錢無算。從此登萊荒蕪,東江動搖,海上牽制不再被提起,戰略進攻更是無人問津。這恐怕是比洪太等人得到大炮更危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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