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經典三十

台灣文學經典三十是1999年在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委託《聯合報》副刊評選“台灣文學經典名著”中入選決審的30本書。 批評者認為這次評選是當時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以“在台灣的中國文學”作為台灣文學經典，但批評者被李昂批評“太多的政治、太少的文學”、被陳芳明批評“排他”。 1999年3月25日，台灣筆會第六屆會長鄭清文在《新新聞周刊》說：“《聯合報》的這份台灣文學經典名單充分表現了‘中華中毒’的病！

台灣文學經典三十是1999年在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委託《聯合報》副刊評選“台灣文學經典名著”中入選決審的30本書。批評者認為這次評選是當時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以“在台灣的中國文學”作為台灣文學經典，但批評者被李昂批評“太多的政治、太少的文學”、被陳芳明批評“排他”。
1999年3月19日，文建會主辦、《聯合報》副刊承辦的“第一屆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在國家圖書館舉行，公布這些作品；該日上午，文建會主任委員林澄枝說，她並不介意外界的批評，每個人對經典都有自己的註解，文建會會虛心接受[1]。該日下午，台灣筆會第七屆會長李喬、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王世勛、作家巫永福、作家鍾肇政等人召開記者會，發表〈搶救台灣文學〉聲明，認為文建會公器私用、草率推舉“台灣文學經典”且交給“頗受爭議的報社副刊”執行，且認為評審明顯以“反本土意識”為取捨標準，“本土評論家”被排除在外，選出的作品“多篇和台灣土地人民絕緣”[1]。另外，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發表聲明批評這次評選：“這項活動已挑起文學界重大爭議，擴大社會裂痕，也傷害了長年為台灣文學努力的作家的感情。”
1999年3月25日，台灣筆會第六屆會長鄭清文在《新新聞周刊》說：“《聯合報》的這份台灣文學經典名單充分表現了‘中華中毒’的病！……我認為，要發起一個‘中國文學中毒’的消毒運動！”[2]
1999年4月3至4日，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成員楊長鎮在《台灣日報》批評這次評選：“國家最高文化行政機器與著名‘拒（反）本土’的文化工業合作，利用來自人民的公共資源，向社會提出了一套以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為主體、配襯以少數本土文學的作品系列，作為‘台灣文學經典’。藉由國家與資本的權力，而不是社會的、歷史的、生活的演化，這樣的經典的生產過程，從起心動念的那一刻，就已無疑是高度政治性而突兀地、頑強地、粗暴地企圖延續戒嚴時代的中國殖民主義論述！……當有人企圖重建在台灣的中國文學作為‘台灣文學’、而且是‘台灣文學經典’（也就是台灣文學的主體部分）的時候，當然必須誠實面對關於認同和文學場域歸屬的質疑！”[3]
1999年4月25日，台灣教師聯盟官方刊物《台灣教師》刊登宜蘭高中教師賴瑞鼎的文章批評這次評選：“此次‘台灣文學經典’的評選，由台灣最‘統’的報紙和對待‘台灣文學’充滿偏見的官方單位合力演出，不禁令人聯想：是不是又要收編史觀、搶奪正統‘歷史解釋權’的陰謀？……台灣的‘中國作家’霸占台灣文學的市場，轉化台灣意識成為中國意識（楊青矗語），毋寧是我輩教育工作者最憂心忡忡的一件事。……一個不承認自己是‘台灣人’的作家，他的作品被評選為‘台灣文學經典’，是真正的謬誤。”[4]1999年6月15日，《笠詩刊》推出〈搶救台灣文學特輯〉，邀請7位學者專家及文藝界人士撰稿批評這次評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