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榆陽城到底位居何方？舊的史志有著不同的記載。清乾隆《臨清直隸州志》云：“漢榆陽古城在故清淵北。”《水經注》云：“淇水東北逕榆陽城北。”據此，民國《臨清縣誌》載：“榆陽既在清淵北，今當在呂寨（今臨西縣最北端的一個村莊，在清淵古城東北）一帶，惜故址已不可辨識。”
在這裡，有必要首先對清淵和淇水作一說明。清淵，歷來是臨清縣的別稱。它始設於漢高帝初年，屬魏郡（漢高帝十二年置，治所在鄴縣，今河北臨漳西南）轄。經後人考證，清淵縣治所在今河北省館陶縣清陽城。清淵的轄地主要是今天的臨西縣域和今河北館陶、山東冠縣的北部部分區域。淇水，古為黃河支流，自河南北部北流，過清淵、榆陽，在榆陽北一帶東北流入今衛河。曹魏以後為衛河支流。此水即後人所說的“朱家河”。它自今館陶來，至今臨西縣賀伍莊一帶入縣境，過馬爾寨、西馬鳴堂村北，東北流，注入今衛運河。
根據清乾隆《臨清直隸州志》“漢榆陽故城在清淵北”的記述分析，當有兩種解釋：一是民國《臨清縣誌》記載，址在清淵縣域的北端，即今天的呂寨北一帶。二是址在故清淵縣治所以北的某地。
筆者楊遵義在前曾寫過《漢榆陽城考》的文章，並載入拙作《清淵尋古錄》一書中。文章依據民國《臨清縣誌》的觀點，把榆陽城定位在今臨西縣呂寨村北一帶。文章雖千方百計自圓其說，但卻自覺論據甚不充分。特別是經過後來多年的考古調查更知此說不能成立。因為在今呂寨村北乃至周邊一帶，既未發現漢代城址，又未見到大量的漢代墓葬埋藏。雖有幾座零星的漢墓被發現，但據今天考證，也為東漢的墓葬。所以，把這一帶定為西漢榆陽故城址，實在是武斷、牽強。再者，漢代乃至以後，中原地區皆百里設縣，40里設治（不是確數），這是歷代的設治規律。如果說古榆陽在呂寨北一帶，從地理位置上說，也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從漢清淵城的今館陶縣清陽城到今呂寨一帶相距百里，根本就不符合當時的建治習慣。所以，民國《臨清縣誌》所載的榆陽治在呂寨北一帶，不過是沒有任何考古依據的猜測和假說，此論點是錯誤的，其論據也是站不住腳的。
既然清乾隆《臨清直隸州志》把漢榆陽城定格在漢代清淵之北，卻又不在呂寨一帶，那么，漢榆陽究竟在什麼地方呢？近經數年對今臨西全縣全方位的考古調查，此城面貌初現端倪。
2007年．臨西縣西馬鳴堂村窯場在村東南臨館渠內取土的過程中，暴露了大面積的文化層。經初步調查，此遺址東西寬約2000米左右，南北長因沒有進行大面積的考古發掘，難有確數。不過，根據對緊鄰其南的幾處戰、漢遺址分析，此遺址南北長應在2000米以上。此遺址上部有唐代墓葬，唐墓之下為文化層，文化層在今地表下8米以上，其厚度為2米左右。2米左右的文化層內，明顯地包含著上部的漢代文化和下層春秋末期和戰國文化兩部分。如此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如此大的面積，當系古代城址無疑。但此遺址是否就是漢榆陽城遺址呢？答案是肯定的。其論據有六：一、清乾隆《臨清直隸州志》明確記載：榆陽在清淵城北，此遺址恰好距於清淵（治今館陶縣清陽城）之北，方位明確。二、除榆陽城外，歷代史志在漢清淵縣域沒有其他的城市記載。三、秦、漢以後，百里為縣，40里（不是確數）設治，此遺址距漢清淵城正是40里左右。符合當時的建制標準。四、根據專家判定，漢代的縣城規模一般在1300米——1600米左右，而此遺址東西寬在2000米左右，是一處典型的縣級以上的城市規模，惜未進行大面積的考古發掘，以確定城牆遺存。五、此地居於古淇水之陽，符合古人城依水而建，民依水而居的習慣模式。也符合《水經注》“淇水東北逕榆陽城北”的記述。六、此遺址豐富的出土物及大量的瓦片、陶鬲、陶豆等遺存說明了其延續年代。而其周邊諸多戰、漢遺址及墓葬的現身也認證了此遺址的城市屬性。
綜上所述，今西馬鳴堂遺址當為漢榆陽古城無疑。
二、古榆陽城的歷史及消亡
民國《臨清縣誌》載：“清淵舊志古蹟有榆陽城，或當時為清淵分地歟。”此說告訴我們，清淵舊志上即已有古榆陽城的記述，這裡儘管沒有說明是什麼時候的舊志，但至少可以說明此城古已有之，此一大概念是肯定的。至於它的歷史能夠追溯到什麼時候，考古調查回答了這一問題。
在榆陽古遺址的考古調查中發現，此遺址深達2米的文化層中含有大量的歷史文化信息。2米左右不一的文化層又大致分為兩層。上面的文化層為漢代文化層，其中含有遍地的繩紋和菱形紋、方塊紋等紋飾的板瓦，繩紋筒瓦，繩紋和幾何紋陶罐、陶缸等器皿的殘片。還見有漢五銖錢、帶有“趙平、趙翁孺”名號的雙面印文的穿帶印、典型的西漢青銅帶鉤等，又見有許多雜亂的人骨。漢文化層下面是戰國和春秋文化層混雜，出土有繩紋陶瓦、陶鬲和陶釜、陶豆等建築及日用生活器皿的殘片。文化內涵豐富。豐富的文化層和出土物告訴我們，榆陽古城應始於春秋晚期，興於戰國，盛於西漢，至西漢末年或東漢初年亡於戰亂，其存在歷史約千年左右。
在2009年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過程中，曾對此遺址的局部進行了調查，但因時間緊，任務重，所以其調查不夠深入，只見到上面暴露的戰漢文化層。沒有也不可能進行深入的發掘，又沒有考察此遺址的全貌，更沒有明確它的屬性，故此只認定了此遺址為“戰、漢遺址”。
在距古榆陽城之東南約1000米左右的今范莊村，也發現了略晚於西馬鳴堂遺址的遺存，文化層厚度為80厘米左右，此遺址首次發現戰國雙面粗麻布紋平瓦（或曰磚），還見有粗細繩紋陶罐、陶豆等遺存。從器物遺存之豐富來看，此遺址應為戰、漢時期的一處重要聚落或陶作坊遺存。
距榆陽城南2000米的今萬莊萬和宮處，也是戰、漢時期的歷史遺存。萬和宮遺址發現了大面積的繩紋板瓦、筒瓦，當系西漢早期建築遺存。又見有散落遍地的漢代五銖錢、戰國刀幣、漢代青銅軍司馬印、鐵制兵器、鐵甲等戰場印痕。還見有散落遍地的屍骨等，以及尖底瓶等陶器和原始青瓷器皿。綜合分析，今萬和宮遺址應為戰、漢時期的一處戰略要地和漢代的一處古戰場。同樣可為佐證的還有萬莊村西北500米處的修老官寨遺址，見有商周至漢代文化層。漢文化層中也出土有大量的鐵甲。與萬莊相鄰，居於今萬莊村南的修棗科村發現有西周甲骨。與修棗科緊鄰的秦白地，數年前也發現秦、漢時期的拍印粗繩紋陶壺等遺物。這些豐富的漢及漢以前的文化遺存說明，榆陽古城及其以南（北從今西馬鳴堂，南到秦白地一帶），是漢及漢以前文化的富藏區。同時還說明，此域應為古榆陽屬地。
值得說明的是，古榆陽城及以上數處古遺址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一是這些古遺址的下限都是兩漢之交。二是古榆陽城和今范莊、萬莊、修寨等漢文化層都見有大量的雜亂的屍骨，其中萬莊、修寨兩處古遺址都伴有鐵甲等兵器出土。三是榆陽古城發現的漢代青銅帶鉤和萬莊發現的“軍司馬印”都在人骨之側，說明均系該人隨身之物。軍司馬印側的人骨系一無頭屍骨，屍骨上還著有鐵甲、箭簇、和佩劍等兵器。以上三點足以說明，榆陽古城及其周邊的古遺址都毀於兩漢之交的一場慘烈戰爭。那么，這又是怎樣的一場戰爭呢？
據史志記載，西漢末年和東漢初年，古清淵域戰事不斷，但較大的戰爭當有兩次。
一是西漢成帝時鐵官徒蘇令的起義。西漢末年，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社會險象環生。漢成帝即位不久，在今山東、河南等地就相繼爆發了多次農民起義。其中山陽（今山東金鄉）鐵官徒（為防止逃跑而帶著鐵鏈子打鐵的奴隸）起義的蘇令軍聲勢最為浩大。他們活動於北方十幾個郡、國之中，誅殺長吏，縱放囚犯。奪取庫中兵器，糧食、衣物，還殺了東郡（戰國秦王政五年置，治今河南濮陽西南，今聊城八縣屬之）太守，汝南（今屬河南）都尉等。黃河以北十幾個郡、國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中，其中有可能包括古榆陽城（時為侯國）。因為在當時，榆陽是一個中原地區規模較大而比較富庶的侯國，所以，必然在他們的攻占目標之內。
二是東漢初年，劉秀與邯鄲王王郎及劉秀與銅馬軍的角逐，此地也是重要戰場。據民國《臨清縣誌》“大事記”載：（漢）“更始二年（24年），銅馬賊數萬入清、博，光武擊之。”此條記載雖未詳述，但此時此地的拉鋸戰時間之長，戰爭之殘烈，亦是少有的。至今，在今臨西域還有著劉秀在此作戰的許多傳說，其中就有“劉秀走南陽，狗咬觀星莊，雞叫馬鳴堂，天明下堡寺”的典故。上述三個村莊是一條自東而西的直線，說明了劉秀在此曾經戰鬥過的足跡，也說明了他在這一帶活動給後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榆陽古城是否毀於這兩次戰爭的某一次或者是其它戰爭，難以定論，有待於今後的進一步考證。不過，榆陽古城毀滅於兩漢之交的戰爭，卻是為諸多出土文物所證實的。
民國《臨清縣誌》載：(漢)“昭帝封太常江德為榆陽侯。”江德者，乃西漢昭帝時期中央機構“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首也，西漢稱太常，東漢時期稱太常卿。時太常江德因功被漢昭帝封為榆陽(國)侯。榆陽國屬縣級侯國，但他的食祿則由太常的比兩千石升為兩千石，銀印青綬，比當時縣令的食祿（六百石至一千石）多出一倍以上，實際上和一個郡守享受同樣的待遇。所以說，西漢時的榆陽屬於一個縣級的侯國，而其政治地位卻遠比縣令要高的多。
按西漢時的建制，在一個縣級侯國中，君侯與縣令同設。君侯為銀印青綬，縣令則為銅印黑綬。如上述，在古榆陽城的考古調查中，曾發現一個木製印盒的印痕（木製印盒早已腐朽，只見其形），並由四枚精緻的青銅釘子釘住，盒內藏有鐵器製件和一方青銅穿帶印，印面長闊各1.5㎝，高0.5㎝，雙面印文，一面為“趙平”，一面為“趙翁孺”。印文為小篆書體，字型遒勁，印文深竣，經鑑定，應為西漢早期遺物。由此可見，所謂趙平者，應為榆陽城的一代縣令或其他官員，絕非一般平民。
從以上人物的敘述中可知，有漢以來，榆陽城應始終是一個以侯國的身份出現的城市。從春秋戰國時期，榆陽即頗具城市規模的現實來看，春秋末期，榆陽之地至少是諸侯國大夫的采邑。據史載，春秋末年，諸侯國內有大夫采邑（宗族的封地），當時的一個采邑實際上就是一個小國。其中，大的采邑，一般擁有兵車一百乘，稱為“百乘之家”。而古榆陽就應是一個“百乘之家”。這樣一個“百乘之家”的采邑，其規模和人口即可稱為是一個大邑了。後來，經秦的殘酷剝削與八年的楚、漢戰爭，再加上大饑荒、人相食，戰國時的大邑尚存不過兩千戶，人口可警的減少了。直到漢景帝時，榆陽等中原地區的人口才大體恢復到戰國時的水平。此時榆陽侯國的轄地應為今臨西縣的臨西鎮、下堡寺鎮、白地辦事處等數個鎮、辦事處的部分村莊。
綜上所述，榆陽之地，春秋末乃至戰國時當為采邑（邑），漢稱侯國，直到兩漢之交最後消亡於戰爭。從此，千年的榆陽古城慢慢地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西漢高帝時期，我域設立清淵縣，其治所在榆陽城南略偏西相距40多里的今館陶縣清陽城。此時除榆陽轄地外，今臨西縣其他大部地域歸清淵縣轄。這種國、縣分治的局面一直持續到西漢末年或東漢早年榆陽侯國的最後滅亡。至此，今臨西地域始歸一統。
後來，南北朝時期的後趙和北魏，兩次設立臨清縣（以臨清河之意，故名），治設榆陽城東十里的今臨西縣倉上村東的臥牛坑和南北“月窪”一帶。那么，為什麼新設的臨清縣沒有在榆陽舊城設治呢？因為當時榆陽之後的淇水已塞，而黃河北流在今倉上一帶形成了屯氏別河，隋代，煬帝又大致依漢屯氏別河的走向開了永濟渠，古人根據“依水建城”的理念，所以三百年後設立的臨清才治移今倉上。從此，臨清縣治所在今臨西域持續存在了797年。到金天會五年（1127年），因水患和永濟渠東移等原因，治遷今衛運河東原堂邑縣地的曹仁鎮。從此把臨清這一千年古縣名丟在了今衛運河東，而原臨清卻在1964年區劃時以居於金代以後臨清以西之意，改名曰“臨西”，縱觀古清淵域縣名及治所的變更，不得不說是一個戲劇性的收場。而古榆陽城，則始終是漢清淵（臨清）歷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
作者簡介：
楊遵義，男，1946年生，原任臨西縣農村工作部部長。2002年離崗後即從事全縣的文物調查工作，並出版了《清淵尋古錄》等著作。
萬文禮，男，1983年生，河北中醫學院畢業，熱心文物和考古，現為中國收藏協會青銅器專門委員會會員、河北省收藏協會會員。
張 霞，女，1984年生，大專文化，現任臨西縣文保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