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時代
飛鳥文化
（538～710年）
古代日本文化 飛鳥文化的歷史分期比較模糊，上承古墳文化而下啟奈良文化，時代特徵很難把握，具有過渡時期的複雜色彩。
寬泛一點，涵蓋佛教公傳（538年）至平城遷都（710年）近200年；緊湊一些，專指推古（593年即位）、舒明、皇極（645年退位）3朝。有些學者在古墳時代的尾聲中略加描述，有些學者在奈良時代的前奏中匆匆帶過。此外，美術史家習慣以大化革新（645年）為界，將之斷為飛鳥時代和白鳳時代。
追溯儒學和佛教東傳的源流，這些外來宗教和思想是飛鳥文化的源泉及靈魂所在；與此同時，外來文明的種子開始生根、發芽，飛鳥文化的精華盡在其中。飛鳥時代與此前的古墳時代相比，攝取大陸文化從物質技術轉向思想制度，有了質的飛躍；與其後的奈良時代相比，生成文化的手段以生硬模仿為主，尚缺乏靈活的創意。
佛教中心的文化
飛鳥文化是圍繞佛教而展開的。隨著佛教的傳入，對佛典的研究也日漸開展，其中聖德太子最典型。他身體力行，是篤信佛教的信徒，對佛典進行了研究、講授和注釋，曾主講和注釋過《勝鬘經》、《法華經》、《維摩經》，總稱《三經義疏》。
聖德太子攝政後，在生駒山脈南端，建造了斑鴆宮。斑鴆地區成為飛鳥時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周圍地區建造了許多寺院，著名的如飛鳥寺（法興寺）、四天王寺、法隆寺（斑鴆寺）、中宮寺、法起寺、法輪寺等。法隆寺金堂中的釋迦三尊像、藥師像，以及該寺夢殿中的觀音像，明顯地吸收了北魏的技法。中宮寺的彌勒菩薩木
雕像則具有南梁風格。飛鳥寺的丈六銅佛像，法隆寺金堂的淨土世界壁畫，中宮寺的天壽國刺帳，法隆寺的三重塔等，表明了飛鳥文化與大陸文化的淵源關係。
飛鳥時代的繪畫大多與佛教、佛寺有關。587年百濟獻佛舍利及造寺工匠，其中包括“畫工白加”。他們直接參與建設飛鳥寺。603年6月“始定黃書畫師、山背畫師”等。609年高句麗僧曇征的到來，是飛鳥繪畫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他不僅首傳造紙術，而且還將調製彩色的先進技術帶入日本，對飛鳥時代的彩繪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在法隆寺金堂的淨土世界壁畫等繪畫作品就是這一技術結出碩果。
飛鳥時代墨書作品
部分保存完好的飛鳥時代的墨書作品，其代表作品有《法華義疏》稿本、造像銘文如《法隆寺藥師佛像造像記》、《法隆寺金堂釋迦三尊光背銘》、《宇治橋斷碑》等等，總體上都保存了六朝遺風，高雅典古、氣運厚重，但已漸露和化氣象。
佛教法會儀式
在佛教傳入的同時，作為法會儀式的樂舞也由從印度經中國和朝鮮半島
傳入日本。聖德太子攝政期間，提出“供養三寶，用諸蕃樂”，即把表演傳自印度和中國朝鮮的樂舞，定為佛教法會的儀式之一。
奈良文化：佛教的興盛
古代日本文化 在遷都奈良之際，有些原來的大寺被遷往新都，如元興寺、興福寺、大安寺、藥師寺等。但這還遠遠無法滿足統治者的需求，他們大肆興辦佛教事業。奈良時代由國家興辦的佛教事業中，最著名的當推東大寺和國分寺的興建。
東大寺及其盧舍那大佛像是由聖武天皇於740年發願，於743年開始興建的。聖武天皇建東大寺和大佛的目的是為了依賴“三寶之威靈”，祈求天下太平，國家富饒繁盛。在興建東大寺和巨大銅佛像的過程中，花費了龐
大的人力和物力，動用了舉國的財力，又號召民眾自願出力支持。751年大佛殿建成，翌年4月，由朝廷主持舉行盛大的大佛開眼供養法會。
所謂國分寺即是設在各國國都的寺院，有比丘住的國分僧寺和比丘尼住的國分尼寺。修建國分寺的步驟，大致分為如下三步：第一步是737年3月，詔令每國造丈六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和左右配置的菩薩兩軀。當時雖然還沒有國分寺的名稱，但因這個釋迦像可以認為是國分寺的主佛，所以此舉當是修建國分寺的先驅。第二步是740年6月，令每國抄寫《法華經》十部，修建七重塔。這是以《法華經》第四《法師》第十為依據的，實際上就是國分尼寺的前驅。第三步是741年2月，詔令各國設定僧尼兩寺，僧寺置僧20人，名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尼寺置尼10人，名為“法華滅罪寺”。前者是根據《金光明最勝王經·四天王護國品》第十二所說，為的是消除國家的災禍，祈求四天王保護；後者主要是為了比丘尼滅罪行善使誦《法華經》而修建的。國分寺在建造中並不順利，由於各地政府在飢謹、疫病流行之後，財力不足，民力疲敝，建寺造塔工作進展緩慢。直到770年，這一造寺工作才基本結束。實際上，有些地方的國分寺並非新建，只是舊寺的利用或改造。
都城奈良的東大寺與地方上的國分寺之間，在組織上並無上下所屬的關係，但因為東大寺在中央，由天皇組織修建，而國分寺在地方，由國司監造和監管，所以不僅在佛教信仰上存在密切關係，而且在形式上也有上下所屬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東大寺也稱“總國分寺”。奈良時代的寺院分為國家的大寺、國分寺及屬於私人寺院的“定額寺”、普通的私寺等。國家的大寺，是據歷代天皇和皇室成員“敕願”建造的，也稱為“御願寺”，如稱為“南都七大寺”的東大寺、興福寺、元興寺、大安寺、藥師寺、西大寺、法隆寺。“定額寺”是為定額所限而得到朝廷承認的大寺，是由官吏或貴族修建的，其管理和維修需由國司和造寺施主共同負責。
寺院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天皇、政府和貴族的施捨，包括土地、封戶、奴婢及財物等。如749年，東大寺興建接近完成時，天皇施給東大寺墾田100町，不久又詔定墾田限額可達4000町，前後施封7500戶，另施給奴婢達400多人。
奈良時代，隨著起源於日本本土的佛教以及和從印度經中國和朝鮮傳入的佛教宗派的不斷傳入，逐漸形成了六宗：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華嚴宗、律宗。佛教史上稱之為“奈良六宗”，相對於平安時代的京城（今京都），又稱“南都六宗”。奈良六宗與平安時代以後出現的諸宗相比，更注重經典學問的研究。僧侶常兼數宗之學。
三論宗以主要研習龍樹《中論》、《十二門論》、提婆《百論》三部佛經而得名。起源於印度，後由鳩摩羅什傳入中國。至隋代的吉藏而集大成。625年，吉藏的弟子高麗僧人慧灌將三論宗傳入日本，後由法隆寺的智藏、大安寺的道慈發展成為日本古代佛教的重要宗派。
成實宗研習印度訶梨跋摩所著《成實論》，依附於三論宗傳入日本，在日本未成為獨立的佛教宗派。
法相宗亦稱唯識宗、有相宗、慈恩宗等，由唐玄奘及其弟子窺基創立。主要繼承古印度瑜伽行派學說，所依經典據稱為六經十一論。653年，道昭入唐從玄奘學此宗，歸國後以元興寺為中心傳法，為法相宗第一傳。658年，智通、智達乘新羅船入唐，也師從玄奘學法相宗，回國後亦在元興寺傳法，為法相宗第二傳。第一、二傳又稱南寺傳。703年，在日本的新羅僧智鳳、智鸞、智雄奉敕入唐，從智周學法相宗，歸國後弘傳此宗，為法相宗第三傳。716年玄昉入唐亦從智周學法相宗，為法相宗第四傳。第三、四傳又稱北寺傳。
俱舍宗主要研習印度世親著《阿毗達摩俱舍論》，道昭、智通、智達、玄昉等人將法相宗傳入日本時同時傳入，它是法相宗的附宗。
華嚴宗以《華嚴經》為主要經典。因唐時創始人法藏受武則天賜號“賢首”，故又稱賢首宗。736年，唐僧道璇將華嚴宗章疏傳到日本。740年新羅僧審祥到日本宣講宗義，傳法於日僧良辨，以東大寺為根本道場，開創了日本的華嚴宗。
律宗以研習及傳持戒律為主，以《四分律》、《梵網經》為宗義。天武天皇時道光歸國首傳，736年唐僧道璇抵日宣講戒律。754年鑑真抵日，於東大寺設壇傳戒，繼而又創設戒壇院。鑒真成為日本律宗的始祖，於759年創建唐招提寺，為該宗的總本山。
綜觀奈良時代的佛教，有如下特點：在國家直接控制之下，被作為鎮護國家的要法。與政治關係比較密切，僧侶染指政治，朝廷對僧侶待遇優厚。寺廟均建於城市中，被稱為“都市佛教”。奈良佛教的制度逐步完備，從僧官設定、僧位授予、僧尼的品行衣食住行等均有詳細規定。
儒學的影響
古代日本文化 奈良時代儒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治政理念。日本早期儒學曾影響當時日本社會各領域，而其最主要的影響則是為日本古代天皇制國家提供了政治理念。
奈良朝雖然積極地推崇和信仰佛教，但從總體上看，其治政的指導思想，是以儒家政治貫徹始終的。儒家政治的核心內容，其一是“政在養民”。把富國安民的基點，放在農村的安穩和農民們擺脫貧困上。奈良時代“農者天下之本”的思想，始終成為統治者治政的首要大事。其二是“簡人任能”。對於各級官吏的選拔、政績良劣都十分注意。其三是“儉約”。儒家認為，帝王崇尚儉約，則民心不亂，國可興盛。奈良時代雖然大造佛像，用盡國庫，但從全面來看，歷代天皇均比較注意儉約。
（二）官吏的選拔和考核。奈良時代官吏的錄用考試模仿唐朝，也是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等六科。生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學校的學生。大學寮是中央學校，國學是地方學校，它們既是培養官僚的教育機構，又是日本儒學的傳播體系，其教學的主要內容都是儒學經典。如大學寮設有明經道（儒學科），教科書有“九經”，即《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孝經》和《論
孝謙天皇（日本“武則天）
語》，這些教科書必須使用規定的注釋本。
奈良朝和唐朝一樣，特別重視對官吏的考核，並根據考核的成績，進行升降、褒貶。官吏的考核，由各級管理的長官進行，考核內容包括德行的考核以及工作的考核。考核德行時依據的是儒家的德義、清慎、廉潔、恪勤。
（三）對人們道德生活的影響。奈良時代儒學不僅為統治者提供了治政理念，儒學道德“孝”道還滲透到了民間，影響了人們的道德生活。
在中國，儒家把“孝”提高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在儒家學者看來，“孝”不僅指在生活上贍養父母，還要無條件地順從父母。在日本，儒家經典傳入之後，並不存在上述意義上的“孝”的道德觀念。日本統治者倡導“孝”道，主要是在進入奈良時代之後。中央和地方統治者通過制定法令和採取行政措施對“孝”道予以宣揚，使其逐漸滲透於統治階級與民眾之間，“孝”道成為公認的道德規範。
文學發展
奈良文學中，最有價值的當屬和歌《萬葉集》和漢詩《懷風藻》。和歌與漢詩相對，和歌指日本的民族歌謠，漢詩指從中國傳入的詩體。
完成於奈良末期的《萬葉集》是日本現存最早的和歌集，共20集，收錄了4~8世紀間的長歌、短歌、鏇頭歌4516首，據說其編者是大伴家持。《萬葉集》中的文字均用漢字標音，即“萬葉假名”，標誌著日本假名文字的草創。集中收錄和歌的作者既有天皇、貴族、僧侶和文人，也有農民、士兵和民間歌人等。內容主要吟詠愛情、勞動、自然景物，也有神話傳說等。
751年編成的《懷風藻》是日本人創作的第一部漢詩集，一卷，編纂者不詳。共收錄了天智朝至聖武朝64位詩人的120首漢文詩。詩風受中國六朝詩及唐初王勃、駱賓王等的影響頗深。全集除7首七言詩外，其餘100多首均為五言詩。作者有皇族、朝臣和僧侶等，如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文武天皇、長屋王、藤原不比等父子、丹廣成、淡海三船、石上宅嗣等人。其內容主要表現宮廷的飲宴、儀禮等公事性活動，為天皇歌功頌德。
在奈良文學中，還有一些值得鑑賞的傳記與小說。傳記如淡海三船的《唐大和上東征傳》、思托的《延曆僧錄》，小說如無名氏的《蒲島子傳》等，在日本文學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唐大和上東征傳》又稱《鑒真過海大師東征傳》、《鑒真和上東征傳》，淡海三船所著，於779（寶龜十）年成書。記述了鑒真應日僧容睿、普照等邀請東渡，幾經挫折到達日本，傳布律宗，於東大寺設戒壇，建唐招提寺等經過。
《延曆僧錄》為鑑真的弟子思托所著，於788（延曆七）年成書，其立傳不限於僧侶，涉及帝王、皇后、官吏、居士等。
《蒲島子傳》成書早於《萬葉集》，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漢文小說。它用和式古漢語寫成，其題材與文體樣式，皆類似於中國唐代的“傳奇”。
建築特色
奈良時代的建築，受隋唐時代的影響極大。主要表現在平城京的建設和佛寺的建造上。
平城京的面積雖然只有長安城的四分之一，但如前所述，其結構與長安城極為相似。
佛寺的布局和建築風格也非常接近唐朝寺院，如正殿都在寺院的中心位置，正殿前有中門，中門前有對稱的一對塔。在鑒真的設計下修建的唐招提寺，尤其受到了唐式建築的影響，明顯體現出唐朝風格。
此外，住宅建築也有向唐學習的趨勢。如724（神龜元）年太政官上奏，為了顯示京城的壯麗，凡五位以上官員的府邸和殷實庶民的住房都要把原來的板屋草舍翻改成瓦舍，並塗以赤白之色。
繪畫與雕刻
古代日本文化 奈良時代的繪畫作品主要有佛畫、反映世俗的風俗畫、山水畫，都受到唐繪畫的極大影響。
佛畫強烈地體現著唐代的畫風。如奈良法隆寺金堂內的壁畫，在四個最大的壁畫上畫著四個天界的景象，在每一天界的中央是主佛法座，周圍則畫有眾菩薩及四天王，上面畫有寶蓋，寶蓋左右各有一個飛天。這樣的題材和構圖與敦煌壁畫如出一轍。
世俗題材的風俗畫和山水畫也很有水平，其中與貴族階層生活相關的屏風畫尤為突出。764（天平寶字八）年捐入東大寺的聖武天皇收藏品中，就有大量屏風畫，這些屏風畫中有風俗畫《舞風屏風》、《子女畫屏風》、《素畫夜遊屏風》、《鳥毛立女屏風》、《大唐勤城樓前觀樂圖屏風》、《古人宮殿屏風》等，山水畫《山水屏風》、《古樣山水畫屏風》、《國圖屏風》等。
奈良時代的最出色的美術作品是佛像的製造，即所謂天平雕刻。當時的雕刻種類甚多，有泥塑、乾漆、銅、銀、金、石、磚、木等。前期以金銅造、脫乾漆造為主，後期以木心乾漆造和泥塑造為最勝。泥塑、乾漆法都是直接吸收了唐代的技藝。
天平雕刻的代表作是東大寺的盧舍那佛，該佛像高1.6丈，背後雕刻有864個小佛，雕刻技藝高超，是現存世界最高的銅鑄佛像。
此外，唐招提寺的佛像群亦是天平雕刻的傑出作品。
樂舞發展
在飛鳥時代時，日本就已從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地傳入了仗樂，仗樂其實是源於中國之踏歌。到了奈良時代，唐樂、渤海樂、林邑樂等大陸樂舞又東傳入日本，乃成為流行的音樂。在天武、持統兩位天皇時設定了專門的樂官，雅樂寮樂官的設定對日本以後的歌舞、音樂發展有很大影響。據《大寶律令》的規定，在治部省設雅樂寮，雅樂寮設有頭、助、允、大允、屬，四個等級的官員，並分派專門的歌人樂師學習各種音樂、舞蹈，以在宴會或宗教儀式上進行表演。
直到平安初期，來自大陸的樂舞被稱為“雅曲、正儛”，而傳統的樂舞則叫做“雜樂”。當時在日本的宮廷內不僅表演傳統的樂舞，還融合表現各種外來的樂舞，歌人樂師們演奏各種樂器，穿著華麗的服裝表演各種樂舞。在天平勝寶三年(753年)，日本宮廷又模仿唐制，為女踏歌、女樂設定內教坊，而當時為了配合特技與魔術表演而演奏的散樂亦相當盛行，並成為之後猿樂的雛型。
奈良時代，外來的樂舞和日本民族的傳統樂舞並存，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大寶年間，朝廷設立雅樂寮，掌管“文武雅曲正舞”。雅樂寮下設和樂、唐樂、三韓樂和伎樂，和樂占絕對優勢。隨著遣唐使的往返，唐代盛行的樂舞大舉東傳，到了天平年間，唐樂躍居首位。
當時傳入日本的唐樂有壹越調、平調、雙調、黃鐘調和般涉調等。曲目有《秦王破陣樂》、《太平樂》、《萬歲樂》、《蘭陵王》、《柳花苑》、《喜春樂》等一百多種。
大批樂器亦在此時傳入日本，主要有琴、瑟、箏、五弦琵琶、尺八、笙、排簫、竽、鼓等。其中一部分至今還保存在正倉院。
唐代的音樂理論隨著《樂書要錄》等著作的東傳和音樂家的交流，也傳入日本。
平安時代
佛教與神道
產生所謂山嶽佛教，即把寺院建立在深山叢林，以出世靜修。平安後期，以《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為主的祝福個人來世的淨土宗風行日本，倡導人是空也、源信、良忍、源空等。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生活痛苦，他們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託於來世。淨土宗正好迎合勞苦大眾的這種心情，所以發展很快。同時淨土宗沒有浮華的儀式和供奉，宣稱通過念佛便可成佛，因而博得大眾的信奉。
日本佛教起源於日本本土，雖然有受從印度經中國傳到日本的佛教影響，但傳到日本後被吸收了。日本佛教國家主義色彩濃厚，最澄、空海以鎮護國家為宗旨，“為國念誦，為國祈禱，為國講《般若》”、“國無謗法之聲，家有贊經之領，七難退散，國界守護”，他們提倡“為國忠，在家孝”。空海回國後的一切活動都是為國家的，他把東寺（在京都）改為教王護國寺，還將高雄寺改為神護國柞真言寺。這種濃厚的鎮護國家思想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
奈良時代以來，佛教興盛，甚至大有比肩日本固有的神道教之勢頭。但到平安後期，吸收中國的高潮已經過去，日本進入“國風時代”。又由於經濟重心從中央轉到地方，氏族勢力抬頭，日本固有文化開始復活。於是神道又復活起來了。
寶龜6年（公元775年）朝廷令諸國國司修理神社進行祭祀。延曆17年（公元798年）又令將當地物產作為幣帛支付地方神社9以前經費要到京都領取），並下令禁止出雲、筑前兩國國造兼神主以神宮的采女為安，禁止祭祀時開設酒宴、表演歌舞，同時還改訂對神事犯罪的處罰條例，對神社進行整頓。
平安前期有官幣社737所，國幣社2395所，各分為大小兩級。從中央神祗官直接領取經費的稱官幣社，從國司領取經費的稱國幣社。當時有名的神社有賀茂神社（京都）、春日神社（奈良）、大原野神社（京都）、石清水的八幡宮（京都）等。貞觀元年（公元859年）為提高神位的聲望，還把階位授與神社，並下令給神社優厚待遇。如延曆13年（公元794年）對賀茂神社授與從一位，大同2年（公元807年）升為正一位；桓武天皇的皇后高野氏賜給藤原氏的祖神——今木神以正一位.承和3年（公元836年）把佛僧安置在神社裡，以佛教經典充實神道的理論。天平勝寶年間在常陸的鹿島神宮建造神宮寺，至9世紀初,越前的氣比神宮，伊勢的大神宮，下野的二荒山神宮，尾張的熱田神宮都建造了神宮寺。由此可見，當時的神道雖已復活，但還不能擺脫佛教的影響。神社的祭祀，最盛大的是石清水的八幡神宮，被稱為“南祭”，其次是賀茂神社，被稱為“北祭”。
假名與文學
古代日本文化 在假名沒有發明以前，日本只有語言，沒有文字。佛經傳入後，日本通過佛經文字引進別國文化。由於日本文化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有一種能夠表達本國言語的文字，假名就是隨著歷史演進而產生的日本自己的文字。
所謂假名就是將佛經文字的變形和創新而創造出來的表音文字。採用偏旁的叫做片假名，偏旁草體化的叫做平假名。當初片假名用於佛經的注音，後來發展成片假名與佛經文字混合的形式。平假名在平安時代很流行，特別宮中女子非常喜歡使用平假名，男子和政府仍使用佛經文字。據說，日本的假名不是某個人發明的，而是日本人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當然有它的借鑑和背景，據說日本的假名表“五十音圖”是以印度的悉縣（梵語韻母）學和別國舶音韻學為背景而產生的。
平安後期。日本出現了完全用假名寫的詩歌。但政府檔案和學術著作採用漢字中間夾著假名的混合書寫法。這種混合書寫法一直使用到19世紀。現在假名已經規範化，片假名一般使用於外來語及公文書，其他一律用平假名。
平安前期，漢文學仍很盛行，和歌衰落，日本文學史上稱為“國風黑暗時代”。但這時日本文學開始逐漸擺脫漢文學的影響。至平安後期，由於古代國家經濟崩潰和莊園制的產生，日本文化完全脫離別國文化的影響。隨著假名的出現，日本文學開始登場了。
醍醐天皇（公元898年—公元929年在位）與平安前期的歷代天皇不同，很少教編漢詩集，下令大力編纂和歌集。延喜5年9公元905年0紀貫之（一公元945年）編了《古今和歌集》20卷，其後《後撰和歌集》也編成.這些31字的短歌是民間文學，受到一般人的輕視。貴族只把它看作餘興，不能列入文學。但到六歌仙時代（公元858年—公元888年）出現了六位歌仙（藤原業平、小野小町、大伴黑主、喜撰法師、文屋康秀、僧正遍昭），和歌開始與漢詩分庭抗禮了。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是和服的保護人。
散文方面出現了在原業乎的《伊勢物語》（短篇故事集，125篇）。其後又出現了《竹取物語》（作者不明，10世紀的神話故事集）、《大和物語》（戀愛故事集，170多篇）、《字津保物語》（作者不明，10世紀的長篇故事）。同時還出現了日記文學,如紀貫之在承平4年(公元934年)從土佐到京都途中寫的《土佐日記》;10世紀藤原道綱之母寫的，以她的結婚為主要內容的《蜻蜓日記》；平安末期女詩人和泉式部寫的《和泉式部日記》；11世紀紫式部夫人寫的《紫式部日記》；11兒世紀菅原孝標之女寫的，幻想阿彌陀佛接她到淨土極樂世界去的《更級日記》等。
11世紀藤原氏的全盛期，文學上出現了服務於宮廷的女作家寫的長篇小說，其代表作是《源氏物語》。此書由紫式部（公元978年—公元1014年）所寫，成於11世紀初,，共45篇，以主人公光源氏的戀愛生活和命運為題材，出色地描寫了宮廷貴族的奢侈生活與人物微妙的心理狀態。
11世紀末出現了兩部以歷史為題材的貴族小說《榮華物語》和《大鏡》，作品通過對以藤原道長為首的攝關家發家史的記述，表露出沒落貴族的懷古情緒。與此同時，描寫武士、名主和勞動人民生活的《今昔物語》問世，它是一部有關中國、印度和日本等等的故事集，文字使用當時的民間語言。詩集方面，出現了小野半守編的《凌雲集》，藤原冬嗣編的《文華秀麗集》，良半安世編的《經國集》。
建築與雕刻
平安前期的建築遺存下來的極少，只有室生寺（奈良）的金堂和五層塔，此寺和平安京各佛教寺院不同，以周圍的自然為背景，按地勢布局。建築物極簡單，但最初流露出日本建築的簡素優美的特色。平安後期日本建築大為發展，具有明顯的日本特色。
寺院方面，寬仁3年（公元1019年）藤原道長建造了法成寺。它是平安時代最大的建築，完全確立了日本式樣。京都的平等院鳳凰堂也是平安時代極重要的建築物，原來是藤原賴通的別墅，公元1052年改為寺院。鳳凰堂是平等院的阿彌陀佛堂，因柱上雕著鳳凰而得名。法成寺和鳳凰堂都是日本人想像中極樂世界的現實化，體現了淨土宗的美學思想。陸奧（東北地區）藤原氏在平原（岩手縣西磐井郡）建造的中尊寺、毛越寺、觀自在院、無量光院都是庭園建築，如有寺前開池，池中有島，島上架橋等景致。
住宅方面，平安時代完成了寢殿式建築。所謂寢殿式就是日本式貴族邱宅建築，一般由水池、寢殿、對屋、渡廓、中門廊、中門、釣殿、雜屋組成。早期寢殿式受別國傳統的手法影響，即布局左右對稱，晚期寢殿式則沒有別國的影響，左右不對稱了。當時無論宮殿、官府和陵墓，一律為寢殿式。
宮殿方面，平安前期有平安宮的朝堂院、豐樂院、內里（皇居），還有別墅——神泉苑、冷泉院、朱雀院等。平安後期有藤原氏的東三條殿、堀河天皇的堀河殿、白河天皇的鳥羽殿，但這些建築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平安前期的雕刻不斷發展，至後期便出現所謂“和樣雕刻”即日本風雕刻。平安前期的代表作是奈良法華寺的十一面觀音像，京都神護寺和大膠觀心寺的如意輪觀音像，還有高野山金剛蜂寺的釋迎及諸尊憲像是典型的白檀雕刻。滋賀縣向源寺的十一面觀音像，外來要素濃厚。平安前期由於神佛調和思想的流行，用佛像的處理手法來雕刻神像，所以將神鵰成佛的樣子。如教王護國寺徹影堂（在京都）的八幡神像、女神像，以及松尾神社（在京都）的兩尊男神像和兩尊女神像。
平安後期開始出現了日本風雕刻，但真正完成日本風雕刻是定朝（一公元1057年），他成功地表現了當時貴族理想中的佛像，如鳳凰堂的本尊阿彌陀如來坐像。定朝式的特點是佛像的眼睛一律向下看，定朝死後，其子長勢（公元1010年—公元1090年）繼承父風，進一步推進了日本風雕刻。其後是圓勢（一公元1134年）及其子長圓、賢圓。由於貴族大量造像，出現了許多佛所（雕刻工場）、各個佛所都有自己的佛師（佛像雕刻家）。佛師的社會地位比以前大大提高。從而促使產生許多有個性的作品。
繪畫與音樂
古代日本文化 平安前期（公元794年—公元894年）日本繪畫不斷發展並吸取外來繪畫的精髓和精華，到平安後期（公元894年—公元1192年）產生了摹寫日本風土和人物的“大和繪”或“倭繪”。大和繪是純粹採用日本畫題的畫，與此相對，以唐朝的人事和風景為題材的畫叫做“唐繪”。當初描寫四季風情的叫做“四季繪”，描寫名勝風景的叫做“名所繪”。後來進一步以和歌為題材，達到了繪畫、書寫、詩歌三位一體。
大和繪產生於延喜、天曆（公元901年—公元956年）年間，到11世紀中葉，大和繪全面成立，還出現了宮廷畫師。飛烏部常則就是村上天皇的宮廷畫師，巨勢廣貴也是活躍於10至11世紀的宮廷畫師。大同（公元806年—公元809年）年間成立了宮廷畫院“繪所”，它由中務省的畫工司和內匠察合併而成。最典型的大和繪是描寫物語（世俗故事）的畫卷，其中最傑出的是《源氏物語繪卷》（現藏東京五島美術館和愛知縣福川美術館）。《源氏物語繪畫》是描寫平安貴族女性的風俗畫，表現了宮廷貴族女性的風貌。
畫卷中《信貴山緣起繪卷》也很著名，描寫領主、大名主、勞動人民生活生產的場面，反映出武士階級興起，人民力量壯大，貴族沒落的特徵。
《伴大納言繪詞》也是非常優秀的大和繪，表現了應天門放火的伴大納言（伴善男）的政治陰謀。京都乎等院鳳凰堂的《阿彌陀迎來圖》是日本風的佛畫，背景是日本的風景，平安後期佛畫的特點是投合日本人之好，菩薩面相特別端美，如教王護國寺（在京都）的十二天神像和藏於京都國立博物館的普賢菩薩像。
日本把起源於日本本土並吸收了從朝鮮、渤海、唐朝、印度等地傳來的外國音樂的融合總稱“雅樂”，其管理機構叫做“雅樂察”。雅樂領受日本上層社會的歡迎，用於寺院的法會和貴族的宴會。當初外來部分雅樂和日本固有音樂和日本雅樂同時並存。至平安前期，日本音樂採取了折衷形式，即在起源於日本儀式上的用日本固有音樂和日本雅樂，起源於外國儀式上的用外來部分雅樂。當時貴族喜歡採集古樂，還成立了“大歌所”，專門傳授日本音樂。過去雅樂察全是外國人，現在日本樂官樂人占大多數了。
嵯峨(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仁明(公元833年—公元849年),一條(公元986年—公元1011年在位)三位天皇皆諳音律，熱衷於日本音樂。一條天皇親自規定了神樂和催馬樂的譜子，嵯峨和仁明天皇在統一房樂、高麗樂的基礎上復興，改編了16種樂舞，還創造了幾種音樂形式：①神樂（用於祭樞）、②東遊（東國民謠）、③風俗歌（即興耿謠）、④朗詠（朗誦名詩，以音樂伴奏）、⑤今樣歌（在宴會上演唱，著重歌詞表情）、⑧和贊（由誦讀漢譯經文的聲明演變而成的一種道歌），醍醐天皇初期產生了用管弦樂演奏的“御游”，這種音樂形式的產生表示日本音樂開始擺脫宗教的束縛和表現貴族華麗的生活，而獨立音樂成為一種娛樂了。御游之後，又產生了獨樂和田樂，最後民間音樂逐漸代替古代音樂，成為日本音樂的主流。
書道與茶道
所謂書道就是起源於日本本土的日本的書法，日本書法有受中國影響並吸收了中國。奈良時代日本還沒有發明假名，所以日本人寫的是行書和草書。平安前期假名開始產生，儘管上流社會寫的包含佛經文字，但多少有日本風格。
空海是“和習書道”即日本書法的創始人有“五筆和尚”之稱，所謂“五筆”就是韓方明《授筆要說》中的五種筆法，因空海學到這五種筆法，故有此稱。空海與桔坦勢、嵯峨天皇合稱“三筆”。空海的書法經嵯峨天皇傳給小野篡，再傳給紀夏井。紀夏井傳給弟子藤原敏行，再由敏行傳給“三跡”。
平安後期流行草假名，於是出現了小野道風（公元890年—公元966年），藤原佐理（公元904年—公元998年），藤原行成（公元972年—公元1027年）等草假名書法家，他們三人合稱“三跡”。小野道風受王羲之的影響較深，有“羲之再世”之稱。藤原佐理則日本風味很濃，被稱為“佐跡”。藤原行成揉合小野道風和王羲之書法之長。形成一種優雅溫和的書風。“三跡”徹底沒受別國風格的影響，從別國風轉變到既可蒼古雄勁又可豐潤優美的日本風。它和這個時代的其他藝術一樣，表示著日本文化的獨立。
茶道是日本特有的沏茶，喝茶的規矩，一般認為源至日本本土但有吸收了中國隋代，用以修養心神，學習禮儀。它是日本獨特的一種文化，被譽為“東洋精神真髓”。日本很早就由茶，公元6世紀前後日本就有茶了，但當初只作為藥用，限於部分貴族和僧侶之間飲用。關平安初，嵯峨天皇弘仁6年（公元815年）4月游近江崇福寺，該寺大都僧永忠煎茶奉獻。同年6月在銀內、近江、丹波、播磨試種。平安後期飲茶的風氣很流行，後來此風一度衰落。由榮西（公元1141年—公元1215年）從中國帶回的茶種試種於筑前（福岡縣）的背振山，後移植於畿內山城的拇尾山。榮西還寫了《吃茶養生記》2卷（公元1211年）。平安時代是茶道的產生期，到鎌倉時代才逐漸流行於一般武士之間，成為進行社交禮儀的一種學問。
服飾與器具
平安時代的女性服飾，基本上有三種：禮裝、正式服裝、褻服。顧名思義，禮裝當然是公式儀式時所穿的盛裝，正式服裝則為後宮女官平素穿的服裝，褻服是家居服。正式服裝俗稱十二單衣，在宮廷或貴族宅子服侍的女官、女侍，因必須接待來客，平日都穿十二單衣。十二單衣上加裙帶、領巾，頭上再戴寶冠、髮釵，便是禮裝。褻服是家居服的一種，後宮眾后妃及皇女，平素只穿褻服，而女官只在夜晚回自己廂房睡覺，或生病請假回娘家時，才有機會換穿褻服。無論十二單衣或褻服，下半身最裡層均是褲裙，而非長裙。
顏色有紅、青、蘇方、蔥綠、櫻、紫、藍、葡萄染、白等等。其中，紅、青、黃、深紫等七色是“禁色”，除非皇上允許，女官不能穿“禁色”服。但若逢皇子誕生或皇上行幸時，女官可以破例。旅遊時，穿的是“壺裝束”，腰上系帶子，以免下擺拖地；袖子捲起來，頭上戴“市女笠”。“市女笠”是饅頭形笠子，本為市場叫賣女人所戴的草笠，不知何時開始，竟在貴族間流行起來。另有一種山野用笠子，四周圍上透明紗。當時的服裝既寬鬆又重重疊疊，女性無法顯現身材線條，只得盡力在袖口、下擺、顏色下功夫。另外以刺繡、螺鈿等裝飾，呈現自己的風格及才氣。女性美集中在牛車垂簾外或寢殿垂簾外的袖口、下擺重疊顏色。另一種是“襲色”，大概因養蠶及紡織技術問題，古代絲綢比現代絲綢薄，透明度約百分之十，外層配內層的顏色，正是“襲色”。種類二百多，名稱均取自四季花草，例如“躑躅”是表紅梅、里青，“女郎花”是表黃、里青，“柳”是表白、里青。還有一種是上濃下淡的顏色，上面染成濃色，往下逐漸染成淡色，最後成為白色。除了服裝可以呈現女性美，家具及日用器具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寢殿出入口最外面一層是竹製垂簾，絲綢鑲邊。緊貼垂簾的是絲綢布簾，外側通常有花鳥圖樣，里側白色。幔帳及屏風可移動，用來隔廂房。而對女性來說，扇子最重要，不僅可避免直接露出五官，躲躲藏藏也可增加女性魅力。
主要照明是燈台、燈籠、脂蠋、篝火。燈台是竹竿頂有個小盤子，盤子上有三腳鐵環，鐵環上擱油器，倒油，置燈芯，點燃。燈籠有四角、六角、八角形三種，材料是石、竹、木、鐵等等，四周用紗布或紙圍住，吊在半空。脂蠋是圓形松木，長一尺五寸，直徑三分，尖端用炭火燻黑，再塗上菜油，烘乾，手持部分捲紙，室內專用。室外則用火把。篝火是鐵籠內放鬆木，點燃，庭院專用。交通工具是牛車。種類很多，但各種牛車均有貴賤之別，無法隨意挑選。乘坐牛車時，後方上車，前方下車。單獨一人乘坐時，靠左側、面向右側；兩人以上乘坐時，前方右側及後方左側是上座。因背對左右兩側相對而坐，若男女同乘一輛牛車，男子應坐右側，女子則坐左側。此外，平安時代與現代一樣，無論朝廷或民間，都有固定“更衣日”，朝廷是四月一日及十月一日。這天，不僅裝束，所有家具與室內裝飾都要更換。
鎌倉時代
古代日本文化 鎌倉時代的文學，是從古代到中世的轉形期文學。這個過渡時期的文學，一方面承襲了平安時代以來的古代貴族遺風，無論是創作態度還是作品內容，都非常傳統和保守，但已趨沒落。以後鳥羽院的宮廷歌壇為中心的《新古今和歌集》，是日本的三大和歌集之一，共收錄和歌20卷1980餘首，其中除了前代和歌，還收錄了大量鎌倉當代的名家之作，表現了古典和歌洗鍊、幽美的境界。鎌倉幕府的第三代將軍源實朝所作的《金槐和歌集》，以感傷的筆觸書寫了作者在北條氏壓迫下的鬱悶和寂寞。此外，藤原定家的《敕撰集》、宗良親王的《新葉集》等也是當時的優秀作品。
隨著武士階級的成長壯大，出現了很多以武家社會為中心的文學作品，並逐漸成為鎌倉文學的主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軍記物語的興起。軍記物語是以武士為主題的小說，起源於平安時代的《將門記》、《陸奧話記》等漢文題材文學作品，其中《平家物語》是最傑出的一部作品。它通過平氏一門的盛衰，表現了諸行無常、盛者必衰的佛理。這部作品在日本文學史上有很大影響，其開篇的“祗園精舍的鐘聲，鳴諸行無常之響；婆娑雙樹的花色，呈盛者必衰之理”四句，更成為膾炙人口的佳句。《保元物語》、《平治物語》也是軍記物語的代表作。《今昔物語》、《宇治拾遺物語》是兩部通過口頭傳誦記錄下來的“說話集”。“說話集”初現於平安末期，成型於鎌倉時代。鎌倉時代還出現了不少佛教文學，有佛教說話集和隨筆集，如鴨長明的《方丈記》、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等。它們大多用佛教觀念對貴族生活進行尖銳的批判，給傳統守舊的文壇帶來一股清新的感覺。這些作品帶有強烈的宿命觀，也含有一些消極的思想，表現出中世隱者文學的特點。
建築鎌倉建築以佛教建築為主。由於前代的兵火戰亂，佛教寺院損毀嚴重，因此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整。隨著禪宗的發展。鎌倉時代是別國建築樣式的第二次傳來期，在日本建築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鎌倉時代的建築主要有三種形式，即“大佛樣”（又稱“天竺樣”），主要是效仿日本南方寺院的建築風格；二是“禪宗樣”，其典型建築是鎌倉的圓覺寺舍利殿，精美細緻，與豪放大氣的“大佛樣”有著顯著的不同；三是“和樣”，即傳統的日本樣式，也曾一度復興。
雕刻鎌倉時代的雕刻藝術主要是佛像的雕刻。初期採用“玉眼”的雕刻手法，代表作是1151年建造的奈良長岳寺阿彌陀三尊像，佛像的眼睛用水晶嵌入。這種技法成為鎌倉雕刻的基本特點之一。
鎌倉初期最著名的佛像雕刻師是康慶，現存的作品有興福寺南圓堂的不空絹索觀音、四天王、法像六祖等，體現了鎌倉雕刻生動寫實的特色。1203年建造的東大寺南大門的金剛力士像，是康慶之子運慶和快慶共同建造的。他們的作品以寫實為基調，結合了前代的唯美主義和鎌倉的武士風格，體現出強烈的日本民族精神。
康慶之後，迎來了鎌倉雕刻藝術的顛峰期。這一時期的雕刻，深受宋朝美術的影響，加入了很多宋朝工藝。其中高德院金銅阿彌陀如來坐像（即鎌倉大佛）是當時規模最大、工藝最精的雕像，可見鎌倉時代雕刻水平之高。
繪畫鎌倉繪畫主要以佛教繪畫與水墨畫為主。
隨著淨土宗的廣泛傳播，以淨土教為內容的佛畫也日漸流行。佛畫大多是阿彌陀來迎圖，與淨土宗教義一致，在題材、人物、布景等方面都與平安時代的佛畫有很大的不同。鎌倉後期的佛畫已不再僅僅是繪畫，而成為了一種有社會背景、故事情節、流行於民間的“繪卷物”，大都具有很明顯的淨土思想，如《地獄草紙》、《餓鬼草紙》等。
禪林流行的“頂像畫”也在日本。頂像畫即禪宗祖師的肖像，頂像畫以寫實為主，以顯示像主的真實精神風貌為目的，整體畫面雖不如前代佛畫美觀，但著色和線條均可與之比肩。
除了佛教繪畫外，還有表現民間社會的世俗繪畫，以水墨畫居多。相對於平安時代所擁有的具有唐朝風格的一些日本畫“唐繪”，鎌倉時代的日本畫則都被稱為“大和繪”。
曲藝“今樣”是盛行於院政時期的一種新式歌謠，鎌倉的貴族和武士們都很喜歡吟唱，在鎌倉時代極為流行，被稱為“郢曲”、“郢律舞曲”。前代的《梁塵秘抄》是收集“今樣”最多的一本集子，惜大部分失傳。現存最多的是記錄在《古今目錄抄》紙背文書上的“今樣”，共64首。
鎌倉時代的流行的“和贊”，是一種朗詠藝術，多被鎌倉時代的新興佛教用來傳播教義。“和贊”其實就是以和歌形式創作的順口溜，明白淺薄，通俗易懂，在民間流傳很廣。
鎌倉時代廣泛存在著被稱為“琵琶法師”的藝人，〈〈平家物語》、《保元物語》、《平治物語》等軍記物語，大都是由他們記錄流傳的。他們大多是以琵琶伴奏為主的盲人作家，演奏的曲子稱為“平曲”，一般用於神社祭祀時。《平家物語》是最早的“平曲”，後來經過發展創新，在鎌倉中期流行一時。
平安時代有一種以滑稽模仿為主的演劇“賤民猿樂”，到了鎌倉時代，又加入歌謠、舞蹈、合唱等形式，形成了一種完整的藝術——“猿樂”。鎌倉時代的猿樂是形成後世“能樂”即室町時代“大和猿樂”的鼻祖。
室町時代
五山文學
自從平安時代以公卿為中心的儒學式微以後，代之而起的就是以五山禪僧為中心的禪林儒學。因佛教經典都是以漢文書寫，所以漢學乃成為僧侶的必修課程。然而這一時期的漢學，乃是以探討性理之學的宋學為主。禪僧兼學宋學，除了傳播禪宗的需要外，還出自禪宗內部生活的日常需要。禪林的日用文書多用漢字“駢文”體。這種駢儷體的四六文，經常要引經據典，除引用禪宗語錄外，還引用大量儒典、諸子百家乃至中國文學作品。要應付五山的日常生活，禪僧不僅要學會寫四六駢文，還要熟記許多經典。因此，五山漢文學空前興隆。當時五山禪林頗與中國相似，尤崇尚華風生活，其所撰的詩文也有與元明文人並駕齊驅者。
安土、桃山文化
世俗文化
御伽草子這類作品以老若婦孺為對象，多為通俗易懂的短文，內容大抵是擬人化的神話、傳說、童謠、怪談之類，宣揚無論出身貴賤，只要有才華就能出人頭地，反映了庶民的呼聲與祈望。
豐臣秀吉（安土桃山時代的統治者）
連歌最初屬於和歌之餘技，因其題材表現新鮮、自由，後來獨立成為一種大眾喜愛的民眾文藝，為江戶時代俳句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大約在12世紀前後，日本形成猿樂，到了室町時期經觀阿彌、世阿彌父子的改良創新，演化為能樂。能樂是一種博採眾長的複合藝術，至今依然保留一些別國文化的要素，其將近三分之一的曲目取自別國題材。與能樂相比，狂言的庶民性就更為明顯，題材大都取自日常生活，內容滑稽可笑，追求一種詼諧、通俗、娛樂的效果，往往與能樂同台演出。
貴族文化
日本茶起源於日本本土，但有吸收中國茶，而中國茶的東傳可以追溯到遣唐使時代，然而飲茶習俗真正在日本流行，得益於榮西撰寫的《吃茶養生記》（1211年）。16世紀千利休倡導“佗茶”，日本獨特的茶道才成型。日本茶道崇尚“和敬清寂”的境界，茶室基本屬於書院樣式。
建築的典型是城郭，它的特點是集辦公與居住於一體，除防禦工事外，其外圍有數道護城壕與石垣高築，雄偉壯麗，它是城主權利的象徵，其代表為天主閣。二是住宅的建築，則流行“書院造”，聚樂第、大德寺唐門可為其代表。
南蠻文化
室町時代後期，整個世界正處在大航海時期，因此，日本與西方的相遇是必然的。最早抵達日本的西方人是葡萄牙人，他們帶來西方的器物、宗教、科技知識，給東方傳統的室町文化，塗上一層西方文明的奇異色彩。
“鐵炮”（鳥銃）的傳來
早在1543年，自廣東航向寧波的佛郎機（葡萄牙）人，在寧波附近遇到颶風，被漂流到九州南部大隅半島南方約二十公里的種子島岸，遂將“鐵炮”東傳日本。鐵炮傳至日本以後僅兩三年時間，便開始在根來、堺、國有等地製造，從而改變日本的戰術。
天主教的傳播
葡萄牙人開拓的對日貿易，也為西方文化的傳播帶來了契機。1549年8月15日，耶穌會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搭乘商船在鹿兒島登入，這預示著一場外來文明的暴風雨即將來臨。繼沙勿略後，天主教傳教士絡繹而至，他們以貿易為誘餌，勸說大名接受洗禮，從而獲得在大名領域內傳教的權利。日本的天主教信徒，不單是大名和武士，包括商人、農民、漁民等廣大階層。天主教傳播速度之快、影響之廣，令人驚訝，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戰國大名利用天主教加強經濟和政治實力；傳教方式日本化；廣泛興辦社會慈善事業；順應民心；耶穌會的主觀努力。除此以外，文藝復興後歐洲創造的科學技術、人文思想等先進文明，在16世紀以後形成一股難以阻擋的潮流。
凡在這一時期從西方傳入的文化，不論是有形還是無形，是物質還是精神，都被稱為“南蠻文化”。主要包括宗教思想、倫理道德、科學技術以及文化教育等等。
在宗教思想上，天主教信奉唯一的上帝，反對偶像崇拜和祖先信仰，主張神權高於君權。因此，這種思想在日本的傳播，意味著將會動搖日本人的宗教信仰。
在倫理道德上，天主教主張男女平等、個人自由、一夫一妻，重視貞操反對淫亂。因此日本國內的許多現象均遭到天主教的指責和攻擊。
天主教出於傳教的目的，將天文學、地理學、歷算、測量學等科學知識傳入日本，使日本人大大開闊了眼界。
另外，天主教傳教士還在日本各地積極興辦教會學校，給日本全民的文教事業作出了很多貢獻。他們還把西方藝術引入日本，為日本的民族藝術發展帶來了無限生機。
江戶時代
古學派的創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學與陽明學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復真正的儒學，必先追蹤孔孟經典，鑽研先秦儒學。山鹿素行於1665年撰寫了《聖教要錄》，批判朱子學和陽明學對儒學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
另一名古學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齋，他也站在反對朱子學的立場上，高喊復古口號，編撰《論語古義》7卷，主張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來樹立道德。伊藤創建的這一學派被稱為“古義學派”。
荻生徂徠也是古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學方面提倡“古文辭”，主張在本國文的基礎上，吸收和摹擬先秦隋唐詩文，反對宋代文風。同時，他將這一文學原則貫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論與道德觀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對朱子學。面對陷入重重困境的幕府統治，他提出幕府統治者應負起恢復古代良風美俗的責任，自上而下地改革“禮樂刑政”，為此必須研究古典文辭，學習“先王”制定的典章制度。
古學派代表人物的觀點雖略有不同，但他們都主張返回古典，並企圖從古典中尋找到對當時的現實生活有用的智慧，即回歸到“經世之學”與實用之學上來。
18世紀以後，在儒家學問的重重包圍中，出現了一支主張回歸日本古典，從本國文化中尋覓“大和精神”的“國學”潮流。它經過契沖、荷田春滿、賀茂真淵的努力，到本居宣長集大成，確立了國學派的地位。
町人思想與町人文學
町人思想的發展與成熟是以工商業者的經濟成長為背景的。就整個江戶時代而言，人們生活在等級制度的社會中，在四個等級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元祿（1688－1704）時代，商人在經濟上的實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在田沼意次的年代，商品經濟超越了舊有的農村自然經濟，工商業者階級的實力終於超過武士階級，這與他們當時的地位顯然是不相稱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代表町人意志，努力為町人爭取社會地位的思想家、文學家出現，產生出別具一格的町人思想。
町人思想的首要任務是否定封建社會的尊卑觀念，否定等級身份制度。他們首先從全人類的角度，提出人皆為天地子孫，本沒有貴賤上下之分，主張“武士不為貴，商人亦不賤”。其次，對於商人的社會作用的肯定是町人思想的又一特徵。心學的創始人石田梅岩就認為商人的行業有助於天下，它不為私利私慾，具有公益的性質，因而不應對商人的行業產生偏見，商人的利益也是正當的。學者西川如見在《町人囊》中指出，商人雖位居四民之末，但它具有滋潤萬物的作用，對貴族社會也是有用的。儒學者荻生徂徠也說：“商者互通有無，助於世人”。町人思想的另一表現是努力追求與武士階級的平等。提出商人對國家的貢獻猶如武士對君主的效忠，商人的營利猶如武士的受祿。這一思想還表現在文藝作品中對武士階層的輕視。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學家井原西鶴在他的作品中就多處表示對武士階層的輕視與諷刺。
江戶時期町人思想的成長為提高商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要求平等的思想傾向雖然招致幕府的打擊與壓制，但在其蒸蒸日上的經濟實力的支撐下，町人思想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尤其是在文學藝術方面，創造出了別具一格的町人文化。
俳諧來源於前代連歌之發句，在江戶時代經松永貞德的努力使之脫離連歌，成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詩歌形式。俳諧的風格幽默滑稽，帶有諷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後來西山宗因將俳諧從和歌、連歌等古典傳統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取材、語言都追求自由的風格，表現城市新興階層町人的真實生活情感。元祿時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對俳諧進行改造，使之成為由17個音節組成的短句，並改革俳句的內容與風格，將俳諧從純粹的通俗消遣文學中升華，成為一種雅俗共賞的詩歌藝術形式。
芭蕉的俳句，經過正岡子規的努力推廣，形式被加以固定，成為世界上最短小的詩歌形式，在今天，俳句仍然被廣大人民所喜愛。它成為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
江戶時期在前代“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的基礎上出現了描寫當世人俗風情的新形式小說“浮世草子”。“浮世”，指現實社會。浮世草子主要以町人生活與情感為描寫對象。17世紀中後期出身於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鶴是江戶時期浮世草子作家的傑出代表。
井原西鶴一直以町人的身份與立場關注著人世間的冷暖饑渴，創造出其著名的“好色”文學。《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是其中的代表。他利用俳諧的手法，通過對町人社會男女戀愛故事的描寫，肯定人的欲望與愛情，同時刻畫出等級社會中商人的心理與生活遭遇，被譽為日本社會現實主義的頂峰作家。
井原西鶴的代表作品還有《世間胸算用》、《日本永代藏》、《西鶴諸國話》等。在井原西鶴之後，一大批浮世草子的作家活躍於文壇。著名的作家與作品還有西澤一風的《風流御前義經記》、江島奇磧的《傾世色三味線》、《傾城禁短氣》；上田秋成的《諸道聽耳世間猿》等等。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井原西鶴世情小說的影響。
草雙子是以圖為主的小說體裁，類似於中國的連環畫。它用連續性的繪畫來描述一定的故事情節，配以假名解說。江戶時代，這種通俗易懂的小說形式得到文化教育程度較低的平民百姓的歡迎。
西籍的傳入與蘭學的發展
至德川吉宗時期徹底地結束了對“形而上”學問的窮追，改為提倡以形和物為基礎的客觀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把注意力轉向經世濟民上來。實學成為幕府和諸藩殖產興業、加強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為特色的實學都孕育著實用的、實證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質，因此“蘭學”受到人們的重視。通過蘭學，日本人的視野也漸趨朝向西方，大規模地吸收先進的西方文化，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
人形淨瑠璃，人形即木偶，是一種木偶說唱藝術，淨瑠璃原是一種彈唱藝術，起先的樂器是快板與琵琶，室町時代後期從起源於日本但有吸收別國元素的三味線成為淨瑠璃的主要樂器。江戶時代元祿年間，一邊演奏淨瑠璃一邊操縱木偶的表演被廣大民眾所接受。當時人形淨瑠璃發展的中心是大坂與京都。民間藝人竹本義太夫創作出別具一格的人形淨瑠璃曲調，人稱“義太夫小調”。加上當時著名的戲曲作家近松門左衛門為竹本義太夫的劇團寫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如假想鄭成功率領日本武士抗清得勝故事的《國姓爺合戰》，描寫男女含冤殉情的《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網島》等，這些都大大引起庶民的興趣，著名人形淨瑠璃劇的劇情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 進入18世紀，歌舞伎的興盛給人形淨瑠璃帶來了挑戰，腳本的缺乏與對歌舞伎的盲目模仿使人形淨瑠璃走向衰敗。18世紀末，大坂的植村文樂軒接手經營人形淨瑠璃，將其改編為“文樂淨瑠璃”。從此，人形淨瑠璃以“文樂”之名一直流傳到今天。 歌舞伎現在被稱為日本的“國劇”，但它最初只是一項民間的娛樂活動，而且發展過程較為曲折，在江戶時代曾屢遭禁止。 歌舞伎的始創者是17世紀初一位名叫“阿國”的女子。她在當時流行一時的“風流舞”的基礎上創造出節奏明快、具有市井風俗特色的舞蹈劇。女性在舞台上出現本是一件稀罕的事，更何況還要女扮男裝，甚至還要穿著西洋服飾登場；劇情內容活潑通俗，甚至有涉及風月場所的劇情，這一切都大大刺激了庶民的口味，歌舞伎一經推出，便受到庶民社會男女老少的狂熱歡迎，迅速在民間傳播開來。這一態勢引起幕府的擔心，1629年，幕府下令女子不得參加歌舞伎的演出。然而男扮女裝的歌舞伎似乎更受歡迎，幕府不得不於1651年全面禁演歌舞伎。然而禁演引起的抗議迫使幕府最終向民意投降，二年後歌舞伎解禁。經過壓制的歌舞伎逐漸改變了其過於媚俗的特點，慢慢走向洗鍊、正規，並出現了例如市川團十郎、坂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員。18世紀中葉，歌舞伎大膽改革，借用人形淨瑠璃的劇本上演，再次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續至今。 在德川時代，美術創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浮世繪”。17世紀後期，隨著町人思想與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務於宮廷貴族的狩野、土佐派繪畫作品逐漸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風格華麗、取材生動的“浮世繪”。浮世，是指既非過去又非未來的今生今世。“浮世繪”就是描寫歌舞伎、相撲、花柳巷等今世浮華景象的繪畫。刺繡工人出身的畫師菱川師宣是浮世繪的始祖。菱川師宣先是為假名草子、艷情小說繪製插圖，後來這些插圖因受到熱烈的歡迎，而從文學讀本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欣賞繪畫。菱川將這些畫製成木版，套色印刷在民間廣泛出售，浮世繪因此在民間快速傳播流行。18世紀，鈴木春信發明“錦繪”，使浮世繪的色彩如織錦般華美豐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畫、東洲齋寫樂的歌舞伎演員畫都是當時人們喜愛的浮世繪畫。江戶時代末期，浮世繪的描繪對象由原來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轉而變為風景畫，葛飾北齋的《富岳三十六景》、安藤廣重的《東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