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熊十力所說：“夫儒學之為正統也，不自漢定一尊而始然。儒學以孔子為宗師，孔子哲學之根本大典，首推《易傳》。而《易》則遠紹羲皇。《詩》《書》執禮，皆所雅言，《論語》識之。《春秋》因魯史而立義，孟子稱之。《中庸》雲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言孔子集堯、舜以來之大成。此皆實錄。古代聖帝明王立身行己之至德要道，與其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孔子皆融會貫穿之，以造成偉大之學派。孔子自言‘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曰‘溫故知新’。蓋其所承接者既遠且大，其所吸取者既厚且深。故其手定六經，悉因舊籍，而寓以一己之新意。名述而實創。是故儒學淵源，本遠自歷代聖明。”另一方面，儒學為“內聖外王”之學，最為全面地探討了人生、社會、宇宙的道理。正如余英時所言：“儒學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體系，從一個人自生至死的整個過程，到國、家、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學的範圍之內。”
原始儒家的精神，首先是創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對宇宙的一種根源感。儒家文化是一整套關於宇宙人生與歷史文化的超越價值。《周易·繫辭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意思是說天地的根本性質是“生生不息”。照《易傳》的看法，宇宙是一剛健的生命，不停息的變化流行，人也該效仿它而自強不息。“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化育。可以贊天地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禮記·中庸》）這就是說，一旦人能充分地護持住自己的道德理性，人就能全面發揮其本性，並且尊重每個人及每一物的生存，使之“各遂其性”；這樣就能回應天地的生命精神，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與天地鼎足而三，理性地適應並進而輔相天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生活意義，由此而確立。
先秦儒家諸子相信：他們用“本天道以之人道”的方法啟示出來的“仁道”，是和“天道”相互通契的。“仁”的具體含義是“愛人”。凡是人都有仁性，天生就有惻隱之心，有仁德的人會用愛心去對待人。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從忠的方面說，就是推己及人、盡己為人；從恕的方面說，就是自己所不喜歡的，決不要強加給別人。儒家的理想，是要把仁愛的精神，由愛自己的親人推廣到愛周圍的人，愛所有的人，愛宇宙萬物。為了鼓勵弟子們修習“仁道”，儒家發展出一套精緻的“修身”辦法，要求弟子們“修身以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第一章》）“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中庸·第二十章》）儒家主張通過對仁愛之心的推廣，把人的精神提揚到超脫尋常的人與我、物與我之分別的“天人合一”之境。
淵源於上古文化傳統的先秦原始儒學，確實具有非常鮮明的民主精神氣息，而與現實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王權專制主義判然有別。儒家的政治思想傳統是德治的傳統，它尋求由個人的完善，達成社會的完善，由成熟的個人，組成成熟的社會。《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是對這條由“內聖”開“外王”的修己治人之道最為經典的表述。德治理想的關鍵，是統治者或領導者修煉自己，率先垂範，然後教化萬民。德治
路線的貫徹，依賴於古代的聖王傳統。當然，應該看到，自古以來中國儒者只有人格意識而無人權觀念。在奴隸制與封建制時代存在著等級制度的情況下，任何人都處於既定的等級制大網路中，等級服從高於一切。人無自然賦予權利的觀念，實則毫無獨立人格可言。而儒家從人與天地共處、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的作用與功能等角度來討論人，確乎抓住了人的本質，但儒家論人多言“治人”和“治於人”，是從治人角度來討論人生的，這與近代西方人文主義頗殊其趣，而這也就使得上述先秦原始儒學的思想主張不可與近代民主等而論之，充其量只能稱其透射著一定的古代民主精神氣息而已。
儒家精神是一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也就是偉大寓於平凡、理想屬於現實的精神。在現世倫常的義務中，在某種社會角色和社會位置上，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非常崇高地生活，忠於職守，勤勞奮發。只要我們對生活有高度的覺解，我們所做的平常事就有不平常的意義。能否成就某種外在的功業，有賴於各種機緣；但只要我們順著本性內在的稟賦有所發揮創造，我們內心得到了某種精神滿足，這就實現了我們生活的目的。儒家認為，人存在的價值，就在於成就道德人格。只要挺立了道德自我，以良知作主宰，我們就能超越世間各種境遇，超越本能欲望，以超越的精神，乾日常的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