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寶書

在奏摺中可以看出，卞寶書為“國家多事，庫帑不充，不得不仰體聖懷，曲事姑容。 ”由此可知，卞寶書沒有因分割國土劃界一事，答應俄國的無理要求，為此俄國人不肯上岸相見。 卞寶書在與外夷鬥智鬥勇過程中，以“卞寶書與俄夷談判法”和寸土必爭的愛國信念，堅定的捍衛了國家尊嚴和領土完整。

卞寶書（1815年7月7日子時生——1872年3月30日酉時卒），卞寶書為東晉尚書令卞壼（忠貞公）後裔，江都忠貞堂第十九世，卞氏江都忠貞榴瑞堂第二世。卞寶書為浙江布政使、署理浙江巡撫卞士雲的長子，為閩浙總督卞寶第的胞兄。
卞寶書自幼接受傳統“忠孝傳家”的家風啟蒙教育，耳濡目染外夷侵華辱國的歷史，最最傷心民族恥。
卞寶書以優貢生入仕，歷經候補知府、署理易州直隸州、遵化直隸州等州知州，直隸滄州知州。期間卞寶書兼任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專事處理夷務委員，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的對外接洽談判。後尋權順天府治中（相當於北京市政府秘書長），兩署通永道【領順天府（府治大興，今北京市北部）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三河（今河北省三河縣）、寶坻（今天津市寶坻區）、薊州（今天津市薊縣）、遵化（今河北省遵化市）、豐潤（今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玉田（今河北省玉田縣）八州縣、永平府（府治盧龍、今河北省盧龍縣）】。以道員罷歸。
卞寶書一生的為人和事功，主要體現在為官和洋務這兩個重要方面。
卞寶書在為官方面，清史資料寫道：“卞寶書任直隸滄州知州，滄州回、民雜處，俗好剽劫。寶書下車後，捕獲著名積匪，盜風以戢。鹹豐八年，鄰邑歲旱，飛蝗入滄境，不傷禾稼，民尤感之。”卞寶書任通永道之時，發奸摘伏，吏不敢欺。可見，卞寶書秉公無私，明察秋毫，廉潔勤政，伸張正義，揪出隱藏的罪犯，懲治悍匪，打擊惡吏，使官員們不敢欺瞞。
卞寶書在洋務處理方面，查得與卞寶書相關清廷奏議史料在國史中的記載。卞寶書一生最主要功績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具體參與天津洋務談判，在弱國無外交的被動局面下，恪守國家尊嚴之底線，開創了我國與俄國在戰爭期間所籤條約，沒有割地的先例，卞寶書堅決拒絕了俄國人分界我國領土的企圖，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體現“忠貞世家”子孫對愛國信仰的忠誠信念，以“卞寶書與俄夷談判法”，彰顯卞寶書在國家使命境界目標指導下處事原則的方式、方法。
卞寶書以滄州知州身份，作為處理夷務談判的專員，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在天津戰區與英、法、俄、美的夷務處理事宜。分別與侵華聯軍具體談判，尤其是參與具體《中、俄天津條約》談判細則的全過程。在晚清政府腐敗無能，弱國無外交的不利形勢下，他心懷忠貞之勇，角謀鬥智，在與外夷的談判中，巧妙利用各個侵略者之間的矛盾，擴大美國與法國自相互斗的裂口；主導談判進行了三個月時間，又回到談判原點所討論內容；開創了中華民族在虎狼之師、堅船利炮、大軍壓境、兵臨城下之時，卞寶書嚴守國家尊嚴的談判底線，寸土必爭，與俄夷議定的《中、俄天津條約》，開創了清廷對俄戰事談判“既沒有割地有沒有賠款”的先例，為國家爭取到最大的利益和最好的談判結果，為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同時在《中俄天津條約》中，開放了國家七個對外通商口岸，擴大了貿易流通，加快我國工業化進程，為擴大對外經營的“洋務運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為什麼《璦琿條約》（1858年5月28日）與中俄天津條約》（1858年6月13日）僅僅間隔了十五天？為什麼同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俄天津條約》前的1858年5月28日簽署的《璦琿條約》，使我國損失了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中俄天津條約》後的1860年11月14日《中俄北京條約》，使我國又損失了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正是由於卞寶書在與俄國人談判中，義正辭嚴的拒絕了俄國人在天津“以夷制夷”的形式，瓜分我國領土的企圖，才使俄國人轉而在黑龍江以武力脅迫將軍奕山簽約《璦琿條約》。
由當時清廷奏摺脈絡鏈往來內容、時間、歷史事件告訴我們：中俄天津談判在1858年5月10日前，因卞寶書等愛國官員，堅決拒絕了俄國人以幫助我國談判名義“分界”我國領土一事，使俄國人知在天津談判企圖瓜分我國國土陰謀已宣告失敗的情況後，將黑龍江作為“分界”突破口的重大戰略轉移，俄夷以“助華防英”為藉口，也是為了“保衛俄國領土”，“為了雙方的利益，俄國沿黑龍江、烏蘇里江劃界”的名義，實施武力脅迫清朝黑龍江將軍奕山，於1958年5月28日，簽訂喪權辱國的《璦琿條約》，該條約是俄國強加給清廷的不平等條約，令我國失去了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約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固有領土。將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公管；黑龍江、烏蘇里江只準中、俄兩國船隻航行。1860年訂立中俄《北京條約》時，清政府始予認可。使我國以清朝法律形式喪失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由與卞寶書相關的清廷奏議鏈切入可知：1858年5月6日（鹹豐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發）的卞寶書稟報鹹豐帝奏摺（《第二次鴉片戰爭》第635頁）中，“祗以奉差栗碌，稟覆稽遲。卑職抵沽後，復於十五、十八等日上船與該夷相見，又於十六、二十等日隨同制欽憲邀約俄、米二夷上岸會議，該夷所求，均以分界，通商、傳教為詞，”由此可知俄國以分界，即瓜分我國領土，與我國通商、傳教為目的，而卞寶書以“惟其中枝節甚多，頗煩唇舌，業經據情入奏。”得以化解俄國占領我國土地的企圖。並對俄國和美國的要求提出：“迭奉軍機寄諭，總以娓婉商辦為主。第各夷犬羊性成，心懷叵測，此時剛柔互用，甚覺為難。卑職察看各夷情形，自是聯為一氣，而語言動作之間，若離若合，實藉以圖要挾之求，接席與言，誠所不屑；然當此國家多事，庫帑不充，不得不仰體聖懷，曲事姑容。”卞寶書考慮的是“各夷犬羊性成，心懷叵測，此時剛柔互用，甚覺為難。”為此，“國家多事，庫帑不充，不得不仰體聖懷，曲事姑容。”為此，卞寶書採取一手軟一手硬的模式，“至於籌防事件，卑職等隨同大星憲使密為布置，海口以內，南北兩岸，均經脈撥兵勇，安防炮位，兵籌備火攻器具，以期有備無患。現在英、佛二夷均於二十三日上岸投文，佛夷尚屬恭順，英夷桀驁不訓，虛聲恫赫（嚇），其詭詐情形令人髮指。”並指出“該夷定要奏請我皇上明降諭旨，著該國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等語。此事勢難準行，所幸俄、米（美）、佛（法）三國所求之事，均有端倪，似不致於決裂，惟有熟籌和議，俾該夷早日回帆，斯為幸事耳。與俄”夷定要奏請我皇上明降諭旨，著該國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等語。此事勢難準行，所幸俄、米、佛三國所求之事，均有端倪，似不致於決裂，惟有熟籌和議，俾該夷早日回帆，斯為幸事耳“。在奏摺中可以看出，卞寶書為“國家多事，庫帑不充，不得不仰體聖懷，曲事姑容。”在奏摺中可以看出，卞寶書與列強談判之時，撥兵勇、安炮位，有備無患，又暫且忍辱負重，堅持原則，觸及底線，”勢難準行“，卞寶書在此忠貞擔當、躍然奏章，最佳化策略、各個擊破，軟硬兼施、不卑不亢，控制節點、鬥智鬥勇！
鹹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1858年5月7日）直隸總督譚廷襄奏《卞寶書等往詢俄酋說合英佛情形咪酋請代呈國書由》中：”即於二十二日派卞寶書、陳克明等前往探詢喔酋。據云，連日向英佛相商，大費唇舌。現在佛夷之事已有眉目，與該委員互相辯論，另開款單，恭呈御覽。惟喔酋欲將伊國所請先為定議。“說明俄國要求先將其議和的分界條件，稟奏鹹豐帝，才能議和。而卞寶第已與法國談判代表，經互相辯論達成意見一致。
1858年5月8日直隸總督譚廷襄奏《卞寶書往見俄酋情形》，”譚廷襄片奏：卞寶書等往見俄酋，探詢實在著落，並與英佛評論如何據俄酋雲，英佛皆已約會，不必再言動兵“。
1858年5月9日譚廷襄等奏《卞寶書往見俄夷曉以大義》中寫道：“復遣委員卞寶書往見俄夷，該委員即稱，我國大臣以誠相與，不拘成例，求此特恩，所以待爾等甚厚，乃爾虛詞搪塞，名為說合，實無效驗，未免辜負好心，此後不便再上爾船，空言修好。該酋萬分惶愧，答雲已與英、佛（法）約定不必動兵。該委員答以英佛原來照會本已罷兵，欲議所求各事，我國因其無禮，正欲與戰，因爾兩國說合，暫緩動手，何得以此居功？”這裡卞寶書對俄國人痛斥其卑劣，指明我國與英國、法國所簽協定及戰事，與俄國無關，俄國所提分割我國領地的無理要求，我國堅決不能接受。在這裡我們看到卞寶書以鐵的事實駁斥了俄國人的無理分界要求。卞寶書使整個談判過程中，步步為營，掌握主動，在知己知彼的衝突中，先與英、法兩國主要談判代表溝通，達成一致意見後，然後再上船拒絕俄夷分界我國領土的企圖，以軟硬兩套談判策略，巧妙防守，適時反擊，以信息和時間為節點，分解各列強聯盟，逼迫俄國人就範，放棄了原有在天津“分界”我國領土的期待。卞寶書以大智大勇的韜略，捍衛了國家領土的不可分割性。
1858年5月10日《卞寶書又稟報》（《第二次鴉片戰爭》638頁）“只因夷情反覆無常，朝更夕改，末由據實稟陳，殊深悚仄。自二十三日以後，卑職逐日上船，再三開導，幸於二十七日米夷登岸，與制欽憲接見，言語之間尚屬盡情，該夷所求之事，或準或駁，已可定議。惟俄夷因分界一層未能如願，現又不肯上岸相見，甚費調停。至於英、佛二夷之事，米夷允為從中勸諭，似可不致決裂，知蒙慈注，先以稟陳。”由此可知，卞寶書沒有因分割國土劃界一事，答應俄國的無理要求，為此俄國人不肯上岸相見。使卞寶書很費口舌周折。正是由於卞寶書使整個談判過程，步步為營，在知己知彼的衝突中，以軟硬兩套策略，巧妙防守與反擊，採用“卞寶書與俄夷談判法”，通過曉以大義，擊破外夷野心，最終《中俄天津條約》達成協商“勘界”的結果。釜底抽薪，分而殲之，逼迫俄國人就範，使其徹底放棄原有條件，取得《中、俄天津條約》沒有被俄“分界”我國領土，捍衛了國家領土主權和尊嚴的談判結果。
《中俄天津條約》簽約前，卞寶書對《璦琿條約》簽訂情況尚不知曉。卞寶書在《中俄天津條約》的最後時間給鹹豐帝奏摺，是1858年6月4日的《卞寶書再稟報》（《第二次鴉片戰爭》649頁），還在問：“本月初八日以前，業將俄、米（美）二夷所求仿照沿海通商，並查勘黑龍江地界等事，分別準駁，議有端倪。”顯然由於當時信息不暢，再加溝通遲緩，效率低下，朝廷無能，卞寶書詢問是否“查勘黑龍江地界等事，分別準駁，議有端倪？”使僅相差半個月的同年5月28日的《璦琿條約》，造成我國損失了60萬平方公里國土的情況，6月4日的7天時間，清廷還沒有及時反饋《璦琿條約》情況給天津方面的夷務處理談判代表，造成卞寶書等在談判中很被動。
《璦琿條約》簽約後，俄國人必須在天津的英、法兩國與清廷簽約前，搶先與清廷簽訂1858年6月13日《中俄天津條約》，否則，以《卞寶書往見俄夷曉以大義》的態度，卞寶書所主導《中俄天津條約》的最後談判就不存在了。因為在俄國人手裡，已經沒有了能夠打出來的牌！
1858年6月13日《中俄天津條約》在天津海光寺簽約，由“分界”改為“勘界”的條款。
卞寶書在與外夷鬥智鬥勇過程中，以“卞寶書與俄夷談判法”和寸土必爭的愛國信念，堅定的捍衛了國家尊嚴和領土完整。
由當時奏摺鏈可見，當時卞寶書擔當夷務處理專員之時，在天津與外夷條約協商過程中，卞寶書以“驚心動魄、環環相扣、瞬息萬變、掌控主動”，這十二個字形容整個談判的的全過程。《中俄天津條約》簽約所得到的結果，要勝於百萬人浴血戰鬥的成效！
卞寶書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在天津堅決抵制了俄國人的“分界”瓜分我國領土的無恥要求，在具體確定《中、俄天津條約》談判中，將“分界”的割讓土地，改為“勘界”的商議，以協商的形式確定土地所有者的認定。卞寶書以大智大勇的行為，維護了國家主權、尊嚴、領土完整和祖國的根本利益。
清鹹豐帝讚譽卞寶書的夷務處理：“沖涉風濤、不避艱險、相機應對、均屬合宜”，並予以特別嘉獎。
卞寶書同僚在給鹹豐帝的奏摺中談到卞寶書：“膽識實為過人。”
清同治帝師的體仁閣大學士翁心存，通過幾次與卞寶書見面交往，在1855年12月7日的日記中讚譽卞寶書：“子城（卞寶書），甚有才。”
由以上奏議和書函往來、日記中可以清晰看到，卞寶書最大化維護了中華民族最根本的利益，體現了卞寶書為中華民族所擔當脊樑而恪守的責任行為。
卞寶書是當之無愧的我國早期“外交先驅、護疆忠臣”。
正是由於卞寶書參與洋務的夷務處理的愛國事例，使卞氏“忠貞世家”許多後人從事了對外的夷務工作。卞寶書為引導國人以及卞氏後人參與夷務工作，履行國家所賦予的職位使命，以為國家大無畏的勇毅而甘赴國難，以自律、榮譽、承擔社會責任的精神，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國體尊嚴，做出了卞氏“忠貞世家”彪炳千古的典型示範。
在弱國無外交的大形勢下，在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的大環境下，卞寶書以對國家忠誠的一人之力，難以改變風雨飄搖，滿目瘡痍的大廈將傾局面，卞寶書以忠貞愛國的小謀以智，不足以阻擋江河日下，暮色染秋的必然結局，不能遏制住其他官員喪權辱國的歷史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