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優雅大使——參議員利德蕙
咬定青山不放鬆——電腦世界的革命者周松年
在芭蕾之上——芭蕾仙女吳振紅
生命的態度——醫學家劉明耀
了不起的探險者——新型企業的開拓者布魯斯·潘
情系兩岸——《加中時報》發行人蔡亮亮
銀行家之路——金領黃厚本
為理想奮飛——國會議員陳卓愉
中華之子——加拿大ATI公司創建者及董事長何國源
耿耿不老松——愛國僑領伍卓生
後記
加拿大簡介
主要內容
利德蕙
優雅大使——參議員利德蕙
利德蕙（ViviennePoy）於1998年被克里靖總理任命為參議員，是加拿大第一位亞裔參議員。她個人於1959年到加拿大，曾於蒙特婁麥吉爾大學取得文學士學位，1981年再由多倫多西尼卡學院獲時裝設計文憑，1997年獲多倫多大學文學碩士學位。以下是其漫長的移民經歷（以第一人稱述）。
留學英國
如果按照父母早先的計畫，我根本不會來到加拿大，成為一名加拿大服裝設計師，一名加拿大參議員以及多倫多大學校長。
15歲那年，父母決定讓我和姐姐一樣去英國留學。那個時代，香港多數家長都希望孩子能接受地道的英國式教育。父母希望我先到英國大學學習，然後回香港工作，但後來我的生活出現了一個有趣的轉折。
在我到英國寄宿學校學習的第二年（當時16歲）寫了封家書通知父母，說我要在學期末回香港念書，完成最後一年高中課程。我沒有請求他們的允許，只是將決定告訴他們。
之所以這么做，主要在於英國寄宿學校嚴格專制的制度與我的個性完全不符。我有很好的自律能力，嚮往一個能自由發揮創造力的學習環境，不喜歡受束縛。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訴我什麼時候該洗澡了，什麼時候應寫份家書。在英國的學校，一周七天，每天循規蹈矩，一成不變的作息時間，一切都在侵蝕我的自尊與想像力。
生活在寄宿學校，你可能認為同學們會打成一片，像一個大家庭，但我總也不能融入其中。我想擁有自己的空間，做自己喜歡的事，需要獨立思考的時間，可是在8個女生共用一個寢室的環境裡，任何人都沒有隱私可言。體育在寄宿學校算重點課程，但我不喜歡，玩曲棍球的時間裡我寧願讀點書或畫幅畫。我的數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因此和班裡的一位泰國女生一起接受特別輔導，比其他同學更早通過科目考試。學校認為最好進入大學念數學專業，但我不喜歡。我在班裡一直是第一名，可從沒感覺高興。
因此，我不想呆在英國。
移民加拿大
回到香港，我進入高中繼續學習，並積極準備參加升學考試。因為還想出國深造，就報考了多倫多大學與麥吉爾（McGill）大學，當兩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都到達後，父親替我選了麥吉爾大學（那時麥吉爾大學比多倫多大學出名）。然後我就持學生簽證來到了加拿大，那時仍抱著學成回國的打算。
1962年，我大學畢業，沒有順母親的心意和香港富豪結婚，而是選擇一位加拿大醫生。由於結婚時我持有英國護照，按照當時的政策，任何持英國護照與加拿大公民結婚的人都自動成為加拿大公民。
成為加拿大公民對我而言意義非凡，因為此前我從未感到自己是個有家的人。跟我年齡差不多，在香港長大的華人也許能理解我的話。由於鴉片戰爭不光彩的一頁，我們不允許在學校學習中國現代史，年復一年生活在英國殖民者的統治下，感覺既不是英國人也不是中國人。儘管那時的香港居民都持有英國護照，但仍被視為二等公民。20世紀70年代，英殖民通知結束，英國護照就被換成香港居民身份證，這樣持有者就無權定居英國。
加拿大帶給我一種強烈的歸屬感，我為所有的加拿大人自豪。
由服裝設計——參議員
我做了12年全職家庭主婦，撫養三個兒子，在最小的孩子上學後，便決定重返校園讀書。我給了自己三項選擇：繼續在麥吉爾大學攻讀歷史學碩士學位；學習喜歡的兒童心理學；服裝設計。也許你認為這三個專業沒有任何關聯，但是我愛好廣泛。後來想到服裝設計能充分激發我的藝術潛能，便選擇了它。
我在Seneca學院讀了三年全日制服裝設計，從那裡我學到了在大學裡學不到的技能——通過繪畫充分表現自我。服裝設計並不像多數人想的那樣充滿藝術魅力，這是一份相當艱苦的工作，需要長期的技能訓練。當我以優秀的成績畢業後，便開始籌備自己的生意。
周松年
咬定青山不放鬆——電腦世界的革命者周松年
周松年，普萊特姆公司主席
周松年博士，普萊特姆公司執行長、主席、聯合創始人，1995年獲Ontario信息技術研究中心為普萊特姆LSF頒發的“產品開發革新獎”，2002年獲“企業家和新技術企業”年度獎，2001年被推選為加拿大工程研究院特別會員。
吳振紅
在芭蕾之上——芭蕾仙女吳振紅
榮獲先鋒藝術獎的吳振紅，出生於北京，在溫哥華接受舞蹈訓練。1988年加入加拿大國家芭蕾舞團，1994年擔任首席舞蹈員。曾演出多個大型舞蹈，包括天鵝湖、羅密歐與茱麗葉，以及仙履奇緣。
劉明耀
生命的態度——醫學家劉明耀
明耀教授，男，1962年生於湖南，1982年獲湖南師範大學學士學位，1985年獲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美國馬里蘭大學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細胞生物學博士學位，1993年到1998年先後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神經科學系和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ech)生物學部做博士後研究。1999年在美國德克薩斯農工大學生物科學和技術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sciences and Technology, Texas A&M University) 任助理教授。2003年晉升為終身副教授，2007年晉升為終身教授。劉明耀教授任職於該研究所幹細胞與癌生物學中心，並擔任德克薩斯農工大學細胞與分子醫學系博士導師，同時擔任德克薩斯農工大學遺傳學部，德克薩斯大學休斯敦健康科學中心和M.D. Anderson癌症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Houston Health Science Center and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Graduate 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s)博士導師。2007年受聘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籌建生命醫學研究所並任所長。
布魯斯·潘
了不起的探險者——新型企業的開拓者布魯斯·潘
明耀教授，男，1962年生於湖南，1982年獲湖南師範大學學士學位，1985年獲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美國馬里蘭大學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細胞生物學博士學位，1993年到1998年先後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神經科學系和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ech)生物學部做博士後研究。1999年在美國德克薩斯農工大學生物科學和技術研究所 (Institute of Biosciences and Technology, Texas A&M University) 任助理教授。2003年晉升為終身副教授，2007年晉升為終身教授。劉明耀教授任職於該研究所幹細胞與癌生物學中心，並擔任德克薩斯農工大學細胞與分子醫學系博士導師，同時擔任德克薩斯農工大學遺傳學部，德克薩斯大學休斯敦健康科學中心和M.D. Anderson癌症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Houston Health Science Center and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Graduate 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s)博士導師。2007年受聘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籌建生命醫學研究所並任所長。
蔡亮亮
NO6. 情系兩岸——《加中時報》發行人蔡亮亮
應市僑辦邀請，加籍華人、加拿大《加中時報》發行人林蔡亮亮女士一行，於2月16日至19日來漢參觀考察。
2月18日，市委副書記殷增濤會見了林蔡亮亮女士一行。會見中林蔡亮亮女士談到其父是湖北雲夢人，自離開後再也沒有回來看看。她說：我能回到家鄉並為家鄉做些事情，這是父親的遺願。今天與家鄉的人坐在一起感到非常親切，這是鄉緣、鄉情、鄉愁指引的結果。我一定要為武漢做些事情，通過《加中時報》把武漢介紹到加拿大乃至北美，讓世界更多地了解武漢。會見中殷增濤副書記高度評價了林蔡亮亮女士的愛國愛鄉之情，同時希望林蔡亮亮女士成為武漢在多倫多的親善大使，通過《加中時報》和林蔡亮亮女士本人在加拿大商業界以及華人社會中的影響力進一步宣傳武漢，擴大武漢在海外的影響。會見後林蔡亮亮女士分別與長江日報社社長熊偉、武漢晚報社社長潘堂林就雙方互相提供新聞稿件、建立長期人員交流互訪等內容簽訂新聞合作意向書。參加會見的還有市政府諮詢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李子誠、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述傳、市僑辦主任李磐、副主任趙莉、市外宣辦主任楊世橋。
在漢期間，林蔡亮亮女士分別參觀考察了長江日報社和武漢晚報社，與報社的主要領導進行了交流與座談。她表示非常樂意與家鄉報界進行交流與合作，使《加中時報》成為中加兩國民間友好交往的橋樑和使者。長江日報社、武漢晚報社主要負責人向林蔡亮亮女士介紹了各報的特點、發展史以及發行現狀。同時表示樂意與加中時報社合作，進行信息交流和人員互訪，加強兩地在新聞方面的交流與合作，讓武漢人民更多地了解北美的華僑華人情況及加拿大的社會情況。
黃厚本
銀行家之路——金領黃厚本
黃厚本博士，1983年本科畢業於鄭州大學數學系，之後，不滿足現狀的他考入北京師範學院，並於1987年順利畢業，獲得數學碩士。
1989年，黃厚本出國到加拿大，先是在安省滑鐵盧大學攻讀數學博士學位，之後再到薩斯卡通大學作數學博士後研究。1995年，黃博士從朋友那裡知道了金融數學的信息，並決心學習這個對他來說完全陌生的知識。於是，已經獲得博士學位的他又進入到滑鐵盧大學學習了金融工程的碩士學位，於1996年，成為學校第一批金融工程的碩士研究生。
因為數理知識出眾，黃厚本先生尤擅長對金融數理模型的研究和構建，因此，他一畢業就成為銀行機構的熱門人選，他最初選擇了TD道明銀行，擔任量化分析員。主要工作是為銀行控制並設計金融衍生產品的定價模型，因為工作突出，而且有一次糾正了一個模型，就為銀行避免了數千萬的損失。因此，工作認真而且卓有成效的他很快就被破格提成為副總裁和部門總裁的職務。在成功道明之後，黃厚本博士被現在的銀行所請，並出任其副總裁職務。
黃厚本先生還是加中金融協會的創立者之一，並出任了協會首任會長。該協會的意義在於，團結大陸在西方，特別是加拿大的金融類留學生，一起為推動中加金融合作與經濟往來，作出自己的貢獻。
陳卓愉
為理想奮飛——國會議員陳卓愉
加拿大華裔聯邦國會議員陳卓愉剛剛從中國貴州畢節地區開展賑災之旅回到溫哥華，就與中新社記者談起北京奧運。
“貴州今冬深受冰雪災害，但當我三月底趕往災區時，災後重建恢復如此之快讓人欣慰。”陳卓愉感嘆道，“中國政令暢通，社會動員力很強，政府和人民抗災救災作得相當成功。”
中國雪災災情一直牽動著這位資深國會議員的心。三月初，他發起名為“超越冰封的愛”的募捐活動，計畫籌集十萬加元善款，用以支援遭受冰雪災害的畢節災民。
“活動發起後，加拿大國會二十位議員群起回響，包括眾議院議長米利肯在內的議員出席了在國會山舉行的招待會。” 陳卓愉說：“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各界人士，都用愛心在促進中加兩國的交流。”
陳卓愉在加拿大前自由黨政府里曾任亞太事務和多元文化部長等要職，多次陪同加總理訪華。他說，保守黨執政後，雖然中加關係沒有以前那么密切，但加拿大社會、國會仍然希望進一步發展與中國的友好關係、
陳卓愉慢慢切入奧運話題，略有沉思後說：“我掌握的最新民調顯示，百分之八十五的加拿大人支持中國主辦奧運會，不贊同抵制北京奧運會。”他認為，西方少數政客和部分媒體近期有關中國的偏聽偏信和片面報導，是其固有意識形態在作怪，並不能代表西方社會的主流。其實，這種右傾保守思想有其歷史淵源，其主要表現即是害怕中國強大，採取各種手段圍堵中國，搞對抗不搞對話。
“作為華人，我能感受到中國人民對西方不公輿論的氣憤之情。”陳卓愉說，“但海內外所有華人不要因此而氣餒，要向前看！”
陳卓愉認為，北京奧運會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會，它能夠讓全世界看到一個日新月異的中國，它能夠讓世人了解中國是世界和平的主要貢獻者。他說，中國人不要被聖火傳遞過程中的小插曲激怒，中國政府要集中整個民族的力量來辦好北京奧運會，讓北京奧運真正辦成中國人和平、理性、包容的文明盛會。
陳卓愉說，此次的貴州賑災行讓他看到中國人百折不撓的精神，讓他感受國際社會渴望友愛的潮流。他說，北京奧運聖火正在全球傳遞，奧運盛會馬上要召開，種種與奧運精神和世界潮流對抗的“表演”，只會促使海內外華人更加團結、更加奮發。
“我想通過你們媒體，與全球華人共勉：站得高，向前看，北京奧運會一定會圓滿成功！”陳卓愉說到盡情處，顯示出了一位政治人物的自信，也讓記者更加明白了他把中國之行與北京奧運感想聯繫在一起的用意。 (中新社記者 呂振亞)
何國源
中華之子——加拿大ATI公司創建者及董事長何國源
何國源出生於廣東新會，1963年移居香港，1974年畢業於台灣的成功大學電子工程系，1983年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1985年與合伙人籌措到加幣三十萬元，並向新加坡海外聯合銀行加國分行借貸到三十萬元開始籌組公司，其後再將起動資金增加到一百五十萬元。
他就是利用這筆金錢於多倫多市區一處停車場舊址創辦了ATI公司，生產電腦圖像晶片。從此何國源白手起家步入青雲路，並先後獲得1998年度安大略省科技企業家、企業風雲人物、加拿大全國企業家大獎，更獲商業周刊選為全球二十五位最傑出行政主管之一。
ATI辦事處遍布歐洲、美國、亞洲等十八個國家，而晶片生產基地則主要在台灣。
何國源白手起家的傳奇故事，亦是一部難得的移民奮鬥成功史，因為八十年代是港台移民大舉湧入加拿大的時期，華人移民發現在加拿大創業成功幾乎是天方夜譚，於是就出現大量回流做“太空人”的潮流。何國源對此表示：“其實，你只要多喘一口氣，就能捱過難關。”他就是靠著這種不願服輸的信念，闖出了一片燦爛的天空。
何國源有一個貧窮受人冷落的童年，因此自幼就決心發憤圖強，從台灣學成回香港從事電腦業的工作，更訓練了他在科技業界生存與脫穎而出的本領，但是移民加拿大後，卻陷於就業的困境，於是他興起創業的念頭，憑著一口不太流利的英文，但高瞻遠矚的獨到眼光，從生產晶片著手，果然只花半年的時間，便在加國站穩腳步，創業第二年便躋身加拿大五十大高科技公司之一，與IBM齊名，第三年營業額激增至五千六百萬加幣。加拿大環球郵報以顯著篇幅介紹這位來自香港的成功企業家，並把何國源的信條“領先、增長與穩健”譽為ATI公司成功的秘訣。
何國源靠區區三十萬加幣闖出名堂，他自認為成功的因素不在資金，而在員工的高度認同感，何國源的本事就是讓員工有知遇之恩的感受，使到西方社會體驗到中國人的管理哲學。信心、毅力、衝勁，是何國源的成功座右銘，他懂得企業持續經營的概念，獲利後要再投入大筆資金在研發與創新上，使企業不斷創新。何國源更有和員工分享成功果實的廣大胸襟，使員工能上下一心，促使ATI蒸蒸日上。
伍卓生
耿耿不老松——愛國僑領伍卓生
在加拿大多倫多華人社區，無人不識德高望重的老僑領伍卓生先生，他長期活躍於加拿大華人社團與加拿大主流社會之間，聲望顯赫。
伍先生現在身兼多倫多華人團體聯合總會主席、全加華人聯會共同主席、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副主任等職務。在採訪前，伍先生與我約定：我們閒聊一下舊時候(以前)的事情，至於在社區服務的那些事就不用多說了，服務社區是份內的事情，不值得寫的。
伍先生所說的“舊時候”的事情，要從上個再上個世紀講起……
爺爺的故事
伍先生祖籍廣東台山海宴。據他介紹，他爺爺原來在海宴靠殺豬為生，這個行業在當時鄉間來說，收入算不錯，但工作很辛苦。“每天半夜三更就到各家各戶為需要者屠宰，所有工作必須在天亮前弄好，因為農戶一早要拿豬肉到市場去賣。”
伍先生說他爺爺很有冒險精神。“那時殺一晚豬有兩毫雙紋錢的收入，但他卻極不滿足，覺得一個年青人，如果滿足於這種不富不貧的生活，終究沒有出息。“
19世紀末，廣東台山有不少人漂洋過海到北美這邊闖世界，俗稱“放洋”，伍先生決意“放洋”的爺爺其時也加入到這個行列里。
伍先生說：“爺爺1895年離開廣東台山時已經結婚，育有二子一女。開始我還以為爺爺來到加拿大後也如其它華裔一樣修鐵路，後來詳細了解後獲知，那時鐵路基本已經修好。由於爺爺在鄉間有殺豬的經驗，所以當他落腳在溫沙(Windsor)後，很快在一間酒店的廚房找到了工作。”
伍家在加拿大的第一代就是這樣開始的。伍先生講起家族故事時，儘管人事久遠，但敬佩之情溢於言表。“那年代的華僑，只把北美當作是謀生的地方，從來沒想過會在這裡生存下去。不像現在的移民，一來到就買房子安家立業。老一代的華僑，包括我的父親，他們開始時都想著落葉歸根。所以以前的老華僑，沒有人買房子，大多是靠租房子生活，等賺了錢，就回家鄉買土地建房子。”
談到房子，伍先生說現在家鄉的房子是爺爺和父親當年回鄉聯手建立的，兩層的房子，每層大概有6間房，樓頂有廣東人所說的“天棚”(露天陽台)，夏日可以在上面小歇納涼。“家鄉的房子格式明顯受到西化的影響，像屋邊建有一吊樓，上面有槍眼可作‘瞭望口’，居高臨下，房屋四周的動靜可盡收眼前。還有印象最深的是屋旁建有一水井，通過人力作用可將水泵到樓頂儲存，家裡要用水打開水籠頭，水就自樓頂流下來，很方便。”
伍先生說他爺爺不但是個有志向的人，而且充滿著智慧型。“1904年，我父親來到加拿大後，爺爺親自安排他學習英語，等他過了語言關，也找到了工作後，爺爺就隻身回香港做生意。他在靠海邊的地方租下一棟四層樓的唐樓，改裝成旅店，大概有60多間房子，利用他熟悉華僑的關係，從事接待從南洋歸鄉探親的華僑。那些在東南亞生活的華僑，因為來往中國方便，所以經常成批成批地出入，而爺爺的旅店收費極便宜，大概是一元幾毫一晚，相當划算，所以頗受歡迎。”
伍先生說他爺爺晚年與許多老華僑一樣告老還鄉，享受家鄉的田園生活，這種結局是老一代移民最樂意選擇的道路。
父親的故事
伍先生的父親伍儉於生於1890年，在伍儉於5歲時，他父親已經離開家鄉“放洋”去了。1902年，年僅12歲的伍儉於因渴望見到父親，藏身於一艘輪船的水箱裡漂洋過海，結果在日本的橫濱被海關發現，之後被遣返香港。這樣又等了兩年，伍先生的爺爺在加拿大替他繳交了500加元的人頭稅，於是伍儉於得已合法進入加拿大。
關於伍儉於當年來加時的航程，伍先生說當時他父親是乘“日本國王號”船，大概要走5個多星期的航程才抵達舊金山市，由舊金山市再乘7天7夜火車才到溫莎市。
剛剛抵達加拿大的伍儉於，與現在許多新移民一樣，在語言上同樣存在著溝通的困難。他一方面在父親的督促下勤奮學習英語，另方面則在酒店裡找了份行李員的工作，經過一年的學習，他的英語順利過關，且在酒店很快就做到了領班，生活完全可以自立。
1911年，伍儉於21歲，他父親眼看他無論在語言在工作都已走進坦途，生活上也完全可以獨立，遂決定回歸故里。而伍儉於在陪同父親回鄉時，順便舉行了隆重的婚禮，贏得不少同鄉的羨慕。婚後，由於加國已停止交人頭稅即可入籍的政策，加上當時台山鄉村的習俗，年青的伍儉於只有拜別父老鄉親與新婚的妻子，獨自踏上返加的旅途。
伍先生說台山人“放洋”，大都是這樣。女人大都是留在家裡照顧家庭，生兒育女和看管田地，而男人則出去闖，大概五六年回來一次，原因是當時的旅費相當貴，來回一次要數百元，在餐館的廚師，一年也就收入1000元左右。所以，伍先生說他的大哥年紀比姐姐大6年，而姐姐又比他大6年，這是典型的華僑家庭。
講起父親在加拿大的奮鬥歷程，伍先生很感慨地說：“父親繼承了阿爺的勤勞和聰明。他來加拿大僅一年就過了語言班，後來不滿足在酒店裡打工，就跑到多倫多來與兄弟一起開餐館，後期他愈做愈大，共開了3間餐館，都請同家族的人打理。”
伍先生的父親是在1998年2月25日仙逝的，享年108歲。據了解，伍儉於老人一向很嚮往祖國。早在辛亥革命時期，他就積極參加社會活動，還曾在多倫多面見孫中山先生，協助籌款討袁。就算到了90年代，他還多次捐款給台山家鄉的英甲國小，支持鄉村普及教育。伍先生說：“父親是個很開明的人，他不會要求兒女整天圍在身邊，晚年他很享受在養老院的生活，他的心態很輕鬆，所以很長壽，當時應該是在加拿大最長壽的華僑吧。”
談到父親的去世，伍先生介紹道：“他真的是很安然地離去。那天下午他吃過午飯後，一位侄女陪他聊了一下，3點多鐘時他說他要休息，到5點鐘發現他在睡夢中離去。”走完了他108年的人生路。
大哥趙斌的故事
伍先生的大哥叫伍卓智。採訪中我曾問伍先生，既然你父母及姐姐都在加拿大，為何單獨留你大哥一人在大陸呢？伍先生聽我這么說，笑眯眯地回答：“我大哥很小就離開家庭，解放後在北京體育學院當院長……”
聽伍先生這么說，我忽然想起曾認識一位出生廣東叫趙斌的老人，他畢業於嶺南附中，後改名換姓投身延安參加革命，在一野賀龍手下轉戰南北，解放後也在北京體育學院任院長，20世紀80年代初他曾回原嶺南大學舊址訪問。我問伍先生，難道你哥哥就是趙斌？
伍先生聽我這么說，忍不住哈哈大笑地說：“呵呵，世界真小，也真是有緣。趙斌就是我大哥。因為我母親姓趙，趙斌是他參加革命後改的姓名。大哥在嶺大中學畢業後到了南京金陵大學讀書，南京發生大屠殺後，一位教授帶領一班學生到西北，後來在一野政治部工作，1938年輾轉到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讀書。解放後，因為賀龍分管體育，所以他被安排在北京體育學院工作。”
伍先生說大哥很小就離家到外地去，他離開南京金陵大學後有15年沒有和家裡聯繫。當時父親以為他已經不在世上了。直到1949年底，心有不甘的伍先生從加拿大回國找他，在家鄉收到了他發自太原的信。伍先生馬上提出要去太原見他，趙斌接信後說北方太冷，於是相約在鄉間相見。此次見面後，到1950年底伍先生再回加國，一別又是20多年。
到了70年代初，加拿大不顧美國的反對，率先與中國建交，加中關係步入正常化。1973年，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訪華，剛復出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陪他參觀北京體育學院，伍先生在電視上發現代表院方參加接待的就是大哥趙斌，從此多倫多與北京之間有了另種的情感聯繫。
伍先生說70年代初，當時中國的政治氣候不如現在這么寬鬆，他們與大哥的聯繫都很謹慎。“記得70年代中，大哥帶領中國青年男、女排球隊去巴西比賽，途徑多倫多，當時社區召開歡迎會，我在會上還不敢告訴別人這是我大哥。會後我想接他回家看看家人，大哥聽說要離開酒店就婉拒了，他說如果親戚朋友方便，就到我住的酒店來見見吧。”
對於中國其時的氣候，相信如今已屆中年的人，一定能理解伍先生所說的故事。伍先生說改革開放後，大哥先後在父親100歲與103歲壽辰時兩次來加。“那次，我告訴他父親想捐點錢資助國內鄉村教育，請他指點幾個地方，大哥當時寫下了他參加革命時曾在那裡工作過的村莊。”
1998年，伍儉於仙逝後多倫多各界捐贈了1萬多加元帛金奠儀，全部被匯到北京中國銀行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希望工程”捐款的專門賬號上，用於資助3所在山西興縣的國小，這3所學校其中有兩所就是由趙斌指定的：原賀龍元帥司令部所在地的蔡家崖國小；原抗日軍政大學第七分校所在地的李家灣國小。
伍先生說大哥趙斌如今仍生活在北京，已經80多歲了，身體很好，精神也很好，伍先生每年都會選擇時機回國與大哥敘敘舊。
伍先生自己的故事
講完伍先生家族的故事後，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伍先生本人的故事。
1948年，伍先生年滿21歲，經父親申請，他與母親一起從廣州經香港踏上了移民加拿大的路程。他們是加拿大自1923年後，經歷過二次大戰，第一批獲準移民加國的申請者。
談到移民前的生活，伍先生說他的國中時代在香港度過，之後回廣州市第一中學讀高中，伍先生的太太就是在廣州讀高中時認識的。“現在我還記得廣州市一中的位置是在荔枝灣。高中畢業後，我進入廣州大學讀外文系，讀到大學二年級時，父親說按照加拿大規定，假若我過了21歲，他就不能申請我過去了，當時我姐姐也在國內，大哥失去音信也十多年了，父親當然希望我能到他身邊去幫他的忙。”
伍先生說當時移民也要見官，他是在香港見的官，獲得簽證批准後，還要買船票。“我乘坐的輪船是用來運士兵的，要290多元加幣一張，是統倉，滿滿的一倉人，床是那種布吊床，吃飯有點像部隊分飯那樣，每個人拿個盤去取。這樣大概走3個星期到達舊金山市(比他父親那時候要快些)，然後坐3天火車到溫哥華，從溫哥華再坐3天的火車才到多倫多。”
與父親伍儉於所不同的，伍先生移民加國，因為父親在生意上已打開一片天地，所以他在到達加國後，沒有居住、生活與工作的壓力。“一到達多倫多，我就申請到多大讀書，那時候不像現在這樣劃分學科，進去先讀全科。”
伍先生在“多大”讀了一年多的書後，於1949年秋暮，離開加國回國。據伍先生介紹，當時回國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與中學相識的戀人結婚；還有就是趁祖國解放，看能不能打聽到大哥伍卓智(趙斌)的音信。結果，兩個目的他都達到了。
婚後的伍先生，於1950年12月重回加拿大，此時他們有了愛情的結晶，長子伍思聰剛滿月。
回到加國後的伍先生，由於家族餐館生意蓬勃發展，父親希望他能加入其中參與，於是他放下行裝就到父親的餐館工作。這個餐館距多倫多200英里，在一個主要以產礦為主的、名為Sudbury的小鎮上。談起那段經歷，伍先生說：“那時候蠻鍛鍊人的，什麼都做，從伺應到廚房雜工炒鍋都做。”
1957年，伍家所經營的餐館管理體系更加完善，此時伍先生想自己出來闖一下，此舉得到父親的同意，回到多倫多的他此時已是3個孩子的父親，第四個孩子還沒出生。經歷過相當一段時間的工作後，他忽然覺得自己應該進入大學去重新學習。“那時感覺做餐館的空間很窄，還有打餐飲工的收入也不好，伺應周薪是20元，廚師稍高點，每周也不過是25到30元。”
伍先生回到多倫多後重回懷雅遜大學讀書，他選擇的專業是出版管理。1959年伍先生大學畢業後，面臨選擇工作。“那些年工作很好找，我們班剛開始有20人選讀，能讀到畢業的只有7人，卻有35間公司來挑人，我們7人很合作，每人平分5間公司見，這樣誰都不用爭。”最終，伍先生選擇了多大出版社。用伍先生的話說，在選擇公司時，主要考慮工作的穩定性。
伍先生從1959年開始一直乾到1987年，整整在多大出版社工作了28年。開始周薪是70元，一步一步地走過來。期間他在多大出版社內做過很多種職務，像在印刷廠當過廠長，後來擔任多大出版社負責發行和印刷的總經理，主持出版了大批書籍，還分管與行業工會的談判。
問起伍先生，在多大出版社工作了這么長時間，有哪些故事給他留下深刻記憶？伍先生想了一下說。“剛進去那時，我是唯一的一個華裔，我的經理對所有員工說，伍先生將會與我們一起工作，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有任何歧視的行為，否則我會嚴厲追究。這件事情給我印象很深，後來這名經理退休，我接替了他的工作，我也同樣以這個原則與同事相處，互相尊重。”
講起與工會談判，伍先生說那是很費腦筋的事。“出版社有4個工會，印刷工會、排字工會、裝訂工會和總務工會，每個工會就工資，個人保障，工時，工作強度，福利等都有不同的意見，我們的工作是與整個行業工會談，有些要求，按常規道理來看是很不合理的。比如以前是用鉛字排版，出現電子排版後，當然就省了些人，但排字工會就有意見，為了保證工人有工做，他們提出當一些客戶的電子版到達時(比如廣告版)，除了用新方法排版，公司應該安排工人照樣用鉛字按版排一次，照樣校對，完了後把排好的版拆掉，他們說這樣可以保證工人不失業。這個做法明顯不合理，就需要我們和行業談，要找出個保證不減少人，又確實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
伍先生說1973年，多大出版社第一個採用電腦排字系統進行作業，這在多倫多是第一間，所以面臨的壓力很大。聽伍先生這么說，我忽然醒悟：“難怪你退休後在處理社區一些事情上，總能得到各方面的讚賞和支持，這種人緣和能力，應該是多年工作經驗的積累吧？”
伍先生聽我這么說，輕輕地笑了一下，他告訴我：“問心無愧，珍惜友情，比能力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