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葉夢得《避暑漫抄》曾記載道：宋太祖於建隆三年（962）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平時用銷金黃幔遮蔽，門鑰封閉甚嚴。太祖命令有關部門，唯太廟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時方可啟封，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屆時只有一名不識字的小黃門跟隨，其餘皆遠立庭中，不敢仰視。天子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然後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變，金人將祭祀禮器席捲而去，太廟之門洞開，人們方得看到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闊四尺余，上刻誓詞三行：一為“柴氏（周世宗）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太祖誓碑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這是在人治獨裁制度下所能達到的最好的、最開明的、也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