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1938年6月13日,日本侵略軍強占江西彭澤縣馬當要塞,繼而把魔瓜伸向了東流,至德當時成了抗戰後方。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川軍68軍101師駐紮至德。由於良田與馬當、香山前線僅一嶺之隔,幾乎各個村莊都駐有國民黨抗日後備部隊。部隊奉命征剿馬當、香山一帶日軍,但由於敵眾我寡,傷亡極其慘重,有大批傷病員從前線抬下來,急需建立臨時野戰醫院救治。劉錫銘得知情況後,立即騰出自家房屋作臨時醫院,自己帶著族人到深山躲避。後來國民黨軍隊因消極抗日,節節敗退,臨撤退時,有300多名傷病員來不及轉移,以致全部壯烈犧牲。
當劉錫銘從深山回到良田時,只見橫屍遍野,血流成河,有的屍體已經腐爛,蠅叮狗扯,臭氣熏天,慘景目不忍睹。劉錫銘當即對族人說:這些當兵的,遠離家鄉,拋妻舍子,在吾鄉為抗擊日寇而捐軀,我們切不可任其暴屍荒野,一定要想辦法把他們的屍首安葬入土,讓忠魂安息。於是,他以族長的身份號召鄉親們有錢出錢,有物出物,無錢無物出力,全力以赴地為掩埋抗日將士服務。劉錫銘自己不顧年邁,身體力行,帶頭捐款捐物,並命其大兒子劉南山和小兒子(名不詳)兄弟兩人與鄉親們一道搜尋良田附近的國民黨陣亡將士屍首,後又將堯渡、梅城一帶的屍骨殘骸和東山村漆樹腳下被國民黨殺害的老紅軍遺體,一併安葬收埋在劉村對門朝山腳下和下首的劉家嶺上,共有365冢,對有名氏犧牲者,通過逐一登記造冊,用青磚刻成陰文埋在墳前做碑記;對無名氏犧牲者,通過登記編號,埋在有名氏墳冢下方。又組織八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從黃柏抬來6尺高約1500多斤重的巨石,刻成“抗日陣亡將士之墓”的碑文,豎立在墳冢前方,旁建八角涼亭,以供百姓憑弔。在一年多時間裡,劉錫銘父子不僅與鄉親們一起收屍、做棺、挖坑、掩埋,還自家捐出一副柏木棺材安葬一位陣亡的營長,他的兩個兒子還到黃柏、乃灘等深山購買柏木加工棺木300餘副。由於天氣炎熱,屍臭難聞,加之兵荒馬亂,收殮工作困難很大,劉錫銘又僱請戴玉江、劉銀保、劉伯忠三人擔負收殮掩埋工作,一切費用由劉家支付,為此,他家欠下了巨額債務,後來只好變賣部分田產抵償。
劉友朋在接受採訪時對我說:“曾祖父帶領兩個祖父做此善事,並非譁眾取寵,邀功請賞,其實他們的想法很簡單:陣亡將士都是中國人,是我們的骨肉同胞,這些人為了抗日丟了命,我們活著的人就應該盡點力,讓他們的屍骨入土為安。”
意外中獲得嘉獎
世間的事情往往是戲劇性的,儘管劉錫銘不想聲張揚名,然而他所做的善事義舉卻早已在民間傳為美談。就在他們料理完掩埋抗日將士遺體的次年,即1941年,原國民黨川軍146師437團政訓室少校政訓員陳光華得知此事,親贈劉錫銘青長褂一件和銀質獎章一枚,獎章背面刻有:“獎給,錫銘仁翁,掩埋抗日戰爭陣亡將士三百餘具,陳光華贈。”並將此事上報國民政府,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將軍親筆題寫“急公好義”四個大字,贈予劉錫銘,並指令當地政府做成匾額,舉行贈匾儀式,以示褒揚。1942年農曆八月,至德縣縣長唐志和率縣中隊隊員10餘人,從堯渡街出發,沿途鳴放鞭炮至良田劉村,將匾額親自掛到劉錫銘家中。
劉錫銘在獲此殊榮後,並沒有自傲,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儘自己的力量做著修橋鋪路的善事。現在命名的“206國道”(原名大石公路),是安徽西南通往贛北的咽喉要道,地勢險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這條國道上有座良田橋(原名紫蘭橋),1938年至1942年期間,曾兩次被日軍炸毀,給來往行人帶來極大不便,劉錫銘決意修好這座橋,他又一次變賣家產並四處募捐建橋資金,先後兩次修復了良田橋,還帶領建橋工匠,修建了206國道上的羅亭橋、抄溪山橋及堯渡老河上的木板橋、黃柏花子坑石板橋,在更大範圍內惠及鄉民,贏得了東至全縣人民的崇敬。
劉錫銘家族在當地本是殷實富裕之家,由於他一生廣做善事,變賣田產,到建國后土地改革時,只剩下幾畝瘦田薄地,劃了箇中農成份。後來,黨和政府對劉錫銘掩埋抗日陣亡將士一事,經過調查核實,也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這是特殊歷史條件下,一位民間開明人士對抗日所做出的有益貢獻。安徽省第一屆政協會議,曾邀請劉錫銘先生參會,但此時劉老先生年事已高,又身患重病,未能成行,從而失去了一次赴省參政議政的大好機會。據他的後人回憶,老先生在臨終前對這件事頗感遺憾,為此他給兒孫們立下遺囑:“好好保管‘急公好義’匾,為抗日陣亡將士守好陵墓”。劉錫銘去世後,他的兒孫們銘記先祖遺訓,把“急公好義”匾高高掛在大堂之上,每年清明節,全家人都要到墓地,恭恭敬敬地祭掃陣亡將士亡靈,65年來,從未間斷過。
孫輩挺身護匾為先祖正名
不料,在“文革”期間,劉家卻遭遇了不公正待遇。一些不明真相的造反派,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避開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的歷史背景,說劉家不是為抗日先烈樹碑立傳,而是為國民黨樹碑立傳,是國民黨的守墓人和孝子賢孫。那伙人不問青紅皂白,將那塊巨大的“抗日陣亡將士之墓”的碑石撬倒,丟到了劉村水庫之中。接著又硬逼劉家交出保存的抗日陣亡將士花名冊,揚言要砸掉張治中將軍親書的“急公好義”匾。其時,劉氏孫媳韓杏枝是生產隊婦女隊長,首先得知這一訊息,便匆忙回家提前與家人一起將匾摘了下來,藏進了廚房裡的毛柴堆里,又將那枚銀質獎章藏進了衣被裡,才使造反派撲了個空。然而,造反派卻在劉家抄沒了2本陣亡將士花名冊,當場付之一炬,毀掉了這份十分珍貴的史料。那時在造反派的眼裡,劉家祖上掩埋抗日陣亡將士,不是有功,而是犯了個大錯誤,從此劉家老小受到牽連,變得低人一等,倍受歧視。儘管在當時受盡了委屈,可是劉家的兒孫們始終沒有交出“急公好義”匾和那枚銀質獎章,使這兩件歷史文物,終於完好無損地保留了下來。那時的清明時節,白天怕人看見不能上墳地,晚上一家人就偷偷帶著供品上墳祭掃亡靈。
“文革”結束後,劉家第二代人均已過世,而他的孫輩劉鶴鳴、劉四龍、劉科龍三兄弟,毅然走上了為祖父“正名”之路。大孫兒劉鶴鳴,識文斷字,在縣二輕局工作,他為首蒐集整理了劉錫銘生前所做的善事義舉,著手撰寫了《“急公好義”匾額的由來》一文,送到縣政協、縣民政局等有關單位,縣裡指派民政局袁恆茂局長等人親往良田察看核實,在查實情況後,1988年東至縣政協將這篇回憶文章收進了《東至文史資料(第二輯)》之中,從此劉錫銘掩埋抗日陣亡將士的義舉被正名,“急公好義”一時又被傳為美談。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時,劉錫銘的義舉受到褒揚,安徽省和池州地區新聞輿論界都給予了報導。
後代繼續為修建陵墓四處奔波
坐落良田劉村,由劉錫銘老先生親手修建的“抗日陣亡將士之墓”,由於當時掩埋倉促,墳地分為兩處,墳冢分散,在年深日久的今天,墳冢日漸塌陷,隱在荒草萋萋之中,尤其是墓碑被丟進了水庫涵洞處。沒有了墓碑,看上去只是一片荒墳,顯示不出陵墓的莊嚴來。劉錫銘的第四代傳人,也就是他的曾孫子們,去年聯名向縣政協、縣民政局等有關單位寫信和上訪,要求重新修復抗日陣亡將士陵墓。為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去年下半年,劉錫銘現在唯一健在的孫兒劉科龍,曾孫劉月朋、劉德朋、劉有朋等四人各自出資湊錢近千元,購買了涵管、水泥等材料,並請人將水庫中的墓碑撈了起來,重新擺放到陣亡將士的墳冢前。他們還在墓碑上添加了這樣一段話:“我祖為抗戰為民族豐功偉績,先烈們在九泉之下永垂不朽!”
今年清明節時,劉家帶領全族人上墳祭掃,逐一添土整理墳冢,使這片墓地煥然一新。劉友朋先生告訴我:“劉氏家族此舉,一表壯士捨身抗敵,報效國家之精神;二宏祖德,申明大義,經營壯舉;三在於望國家重視,修繕墳地。壯士忠骨,方可保護。”然而,要將陵墓修成規模,僅靠劉氏一家人的力量是不夠的。若是把這片墓地修建成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的場所,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仍需要政府有關部門的參與和支持。這也許就是劉氏家族四代人接力棒似的奔波所要達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