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經歷
1972年在家鄉長安縣讀完國小、國中、高中課程，學業優秀，高二時曾獲西安市文化課統考數理化三個滿分的好成績。受家庭環境影響，課餘喜歡閱讀各類書籍，至高中畢業即讀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古典文學名著。1972年底參加工作，業餘自修文學並陸續發表習作。1977年底考入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時放棄其他就業機會，一意選擇了留校任教。從1982年到轉入編輯崗位前，一直在中文系擔任寫作課教學，主要講授散文、新聞、文學評論等課程，一度曾開設“小說觀念”等選修課。教學中一貫強調“做人第一，作文第二”，但不是簡單地從世界觀的角度，而是從感情積累、情緒記憶等方面入手，講述感受生活能力的高低和培養，從而給歷屆學生留下深刻印象，也是自己教書育人的美好回憶。在科研方面，能結合教學撰寫論文和評論文章，也和學生同題作文，發表過一些文學作品，這對教學很有裨益，是勝任寫作課教學不可或缺的要求和實踐。學術追求
在學術追求上，主要從事小說觀念和小說文體的研究，同時對中國古代文論和現代西方文藝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也頗有興致。研究小說觀念和小說文體的發展、演變，重在以歷史為經，以時代為緯，以提出問題和解答問題為基本原則。縱向分析不拘泥於時間空間的限制，橫向研究則從大文化入手，涉及歷史、政治、經濟、哲學、宗教、藝術以及文本等諸多方面，巨觀上力求立體化的理論構架，微觀上力求把握準確，論述嚴謹，並十分看重立意命題的獨創以及“自圓其說”與學界的認可程度。代表性學術觀點有：《小說起源的理論認定》認為，神話作為一種原生態的哲學是神話思維的本質內涵；神話作為原生態的文學是神話思維解釋自然和人類社會的“不自覺的藝術方式”；而神話作為小說的歷史起源則決定於神話是故事以及故事所賴以實現的文體結構和文體形式，從而提出了在文學藝術門類，“神話儘管是各種文學藝術樣式的共同母胎，但惟一又是小說的最早形態”這一新的結論。《中國小說的歷史空白》認為，中國神話作為中國小說的歷史源頭，其藝術化或小說化的過程，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斷裂。這一歷史空白的形成，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精神和一定時期的學術主流有著必然的聯繫；在藝術演變上，具體表現為神話的歷史化、“神話”的附庸地位和曠日持久的理論偏離；在時間距離上，自商迄漢，神話的故事結構和文體形式一直未獲獨立並處於逐漸消歇狀態。中國神話小說化的歷史斷裂即中國小說的歷史空白，應至魏晉六朝才宣告結束，其重要標誌乃是具有獨立審美格局、有其特定故事結構和文體形式的志怪故事的旁逸而出。而且這種斷裂是冷酷無情和無可置疑的，無論中國學界如何試圖去塗抹中國小說的這一歷史空白，如何煞費苦心地從子書、史書以及更多的文獻資料中去尋覓中國小說的文字形式，都將是徒勞的或難以成立的。《志怪小說：遙遠的呼應和承接》的觀點與學界尤其不同，認為中國神話作為中國小說的歷史源頭，不是沿經史子集而是沿著民間口頭創作的線索向後世小說發展的；其間民間創作曾有機會打入神聖的文學殿堂，終因中國文化主體精神的扼制，並未成為獨立的以審美為終極目的的小說藝術。魏晉志怪小說的脫穎而出以及對中國神話的繼承，是一種超越時空的隱性源流關係，其動力出自人類自童年時代養成的“彼此談論故事”的天性和潛藏於人類深層意識中的原始意象。另外，《意境與理義》一文對持久雄霸中國文壇、屬於中國傳統文論核心範疇和主體精神的“意境”學說，提出了大膽的質疑和突破，認為“意境”不僅僅局限於主觀的意和客觀的景、象兩個方面，不僅僅是人的思想感情與客觀事物高度融合之後的一種藝術審美境界。理義作為抽象的東西一樣能引起普遍必然的感受；理義不僅給人以曉喻，而且給人以美感；理義勢必會介入意境，既可以與情感並列成為意境的有機組成部分，又可以成為意境創造的核心。研究理義介入意境是中國傳統文論發展使然，亦是理論對當前文學創作的關注和歸納，它涉及中國美學和文藝理論元結構的鬆動，其意義絕不限於意境理論本身的流變。影響力
在《光明日報》、《北京師範大學學報》、《讀書》等報刊發表論文和理論文章數十篇，有多篇被《人大複印報刊資料》、《新華文摘》、《人民日報》等轉載或摘轉。出版有《小說觀念和小說文體》、《文體與創作》(合著)等著作4部。曾獲全國圖書評論論文一等獎第一名，責編《唐代美學史》榮獲中國圖書獎。與同行專家相比，自知差距甚大。目前因本職工作繁忙，暫未進行新的課題研究；業餘擬寫點圖書出版方面的研究文章，或系統閱讀一些哲學經典，為以後的學術研究夯實基礎。
對自己成長影響深遠的名言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無座右銘，但喜歡以“清閒讀書”要求和約束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