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一庸

劉一庸到任後，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成績，獲得了組織上下的一致好評與肯定。 於是，劉一庸受中福會的委派，來到宋慶齡身邊工作。 ”但是，天性直爽的劉一庸，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繼續搖著頭，不肯代宋慶齡寫這封信。

在大學求學期間，追求革命進步的她就秘密地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並積極參加黨的地下工作。1949年10月全國剛解放，黨組織就把她調到中國福利基金會擔任教育工作，她先後擔任福利站文化“小先生”、人事幹事、人事秘書與辦公室主任等職。劉一庸到任後，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成績，獲得了組織上下的一致好評與肯定。上級考慮到她當年尚未畢業就毫不猶豫地服從組織調動，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為此，組織協調，大夏大學向她補發了畢業證書。
1964年，宋慶齡的秘書張珏回家照顧父親，急需一位秘書。在1965年的四月初，當宋慶齡前往中國福利基金會直屬的國際和平保健醫院視察工作時，就把目光停留在了時任保健院副院長兼中國福利基金會人事秘書與辦公室主任劉一庸的身上。
經過進一步的調查後還得知，這位才華橫溢、朝氣蓬勃的劉一庸剛與丈夫離婚不久，是個單身女子，正好符合宋慶齡選擇秘書的重要標準！
於是，劉一庸受中福會的委派，來到宋慶齡身邊工作。
1965年9月1日上午，秘書黎沛華與接替她工作的劉一庸及保姆鍾興寶，跟隨宋慶齡乘坐專機同往北京。
1966年的9月初，宋慶齡憂心忡忡地把劉一庸召去，皺著眉頭說道：“劉秘書，你替我執筆寫一封信給國務院辦公室，上海369號的房子，再也不能讓她們住了，再住就完全破損了，不能修復了。得讓她們全部搬出去。”
劉一庸一聽，當時心裡就一怔，她搖了搖頭，笑著向宋慶齡建議道：“首長，寫給國務院辦公室不太好，也太突然了一些，我們何不換一種方式來表達呢？例如直接向上海中福會反映。這樣，既不傷害了同志之間的感情，也好讓組織上有所準備呀。這封信，我可不能寫。”
沒想到宋慶齡一聽，當即誤會了，眉宇間的皺紋也更深了，她氣惱地瞪著坐在對面的劉一庸，說道：“由我簽字，你怕什麼？我叫你寫，你寫就是嘛。”
但是，天性直爽的劉一庸，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繼續搖著頭，不肯代宋慶齡寫這封信。當下，宋慶齡氣壞了，扯過桌上的紙與筆，說了句“你不寫，那我寫！”就再也不理會劉一庸了。
宋慶齡與劉一庸之間的這段歷史性的誤會，就此種下了根。以致宋慶齡後來余怒未息，又親筆寫了封信，向李雲（時任中福會秘書長，1978年5月任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告”了劉一庸一“狀”。
其實，作為一個三十年代就參加中共地下黨的老黨員，劉一庸秘書自無條件選調到宋慶齡身邊工作後，除了這一次拒絕寫信外，從來沒有違背過宋慶齡在工作上的任何要求與指示。堅強的黨性與對黨的忠誠，使她在宋慶齡身邊工作的兩年中，事事處處小心謹慎，以黨的利益為重。
1967年5月1日剛過，張珏從杭州打來電話，決定近日動身赴京。在獲悉張珏將在近日重返北京的訊息後，劉一庸懷著悲喜交集的複雜心情，正式向宋慶齡提出了辭行返滬的要求。
對此早有心理準備的宋慶齡，平靜地望著劉一庸，久久地一語不發。她雖沒做過母親，但她完全理解一個做母親的心情，劉秘書都到自己身邊兩年整了，還一次都沒回過上海，也沒與自己的骨肉見過面。尤其在這個非常的時期，她實在開不了口再挽留她了。劉一庸是紅著雙眼離開宋慶齡的，臨出門時，她再一次安慰宋慶齡：如果首長有急需，只管吩咐，自己保證在第一時間中以最快的速度趕回來……
1969年，宋慶齡的蕁麻症發作的比以往更嚴重了。於是，報經國務院辦公室同意，她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回上海治病。在家治病與休養期間，她按捺不住對劉一庸母女的思念，特地打電話，把她們母女三人邀請到淮海中路的家中，請她們母女三人一起共進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