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發引起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恐慌，在俄國國內反動勢力圍剿新生共產主義政權的背景下，西方國家也利用武裝干涉和輿論攻擊的各種手段來動搖俄國蘇維埃政權的根基。而發生於1918年的一次由私人導演的借共產主義行騙的風波便催生了關於“共妻”的傳說。
1918年6月末，在莫斯科米亞斯尼科夫大街上的一棟大樓內舉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審判，被告赫瓦多夫———一家布廠老闆被控在莫斯科到處張貼有損人民政權的告示。這張告示名為《俄羅斯處女和妻子公有化令》，起草者赫瓦多夫假借政府名義宣布：所有人類優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資產階級腐敗的軀體內，而這違反了人類繁衍的準則。基於此，從1918年5月1日開始，所有17至32歲的女性都將不再擁有對自己的所有權而將成為“公有品”。告示中詳細列了19項婦女“公有”的具體措施，並且指明措施的具體實行將由莫斯科無政府主義委員會負責。當時莫斯科經歷革命不久，無政府主義者也參加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政府當中。而赫瓦多夫就是該委員會成員之一。
根據告示，工人或社員們只要持有工廠工會開具的證明或地方委員會開具的《無產者家庭證明》都有權“享有”一個女人，每周3次，每次3小時。而女性“公有化”之前的“原配”丈夫仍將保留對原來妻子的“優先權”，但如果丈夫抗拒執行“公有化”法令，那么他將被取消這一“優先權”。
告示說，每個行使了自己“享受”權利的工人或社員都要繳納自己10%的工資，而如果沒有證明或不是無產者，每個月便要繳納100個盧布。而收上來的錢將用來成立“人民繁育”委員會，該委員會將負責發放每個婦女每月232盧布的補貼，同時也負責對懷孕婦女的照顧和將新生兒撫養到17歲的費用。
法院調查發現，赫瓦多夫已經將告示當中的部分條款變為了現實。他在莫斯科附近的索科爾尼克地區弄了一套三間大草房，並且取名為“社員之愛”宮。其中的兩間房間作男女宿舍用，而第三個房間便用來享樂。結果，自告示貼出後，這裡便每晚都充滿了淫蕩的呻吟聲。調查發現，這一切不過是赫瓦多夫為了斂財編造的謊言，他自己不但因此賺得盆滿缽滿，還自己親身參加到了“享受”活動中去。
西方推動謠言流傳
該案被曝光後，赫瓦多夫馬上被逮捕。隨即便舉行了對他的審判。但是在審判過程中，在共產主義理論中關於性問題的認識上，覺悟不高的人民委員會法官們卻發生了爭論，這影響到了對赫瓦多夫的審判。大部分人的認識是，對性愛的過多沉迷將損害無產階級新人的意志。法官之一亞歷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認為，整個案件中工人和社員們表現出來的對性問題的狂熱都是資本主義殘留的一種體現，但是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深入，這些殘留終將被清洗乾淨。同時她認為，應該將赫瓦多夫當庭釋放，但是要沒收他的非法所得。儘管米哈伊洛夫娜的觀點和判罰主張同其他法官有出入，但由於她職位更高，所以她的主張最終被採納。不過，當判罰結果被宣布以後，當庭的婦女們表示了強烈抗議，甚至向法官和赫瓦多夫身上投擲臭雞蛋和爛土豆。
赫瓦多夫被釋放後也沒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陽，他很快就被受其告示所累的無政府主義分子暗殺了。
但事實證明，赫瓦多夫的告示和對他的審判不過是一切的開始。不久以後，整個俄羅斯境內都開始流傳著關於共產主義政權“共妻”的傳說。一些資本主義報紙或出於抹黑共產主義政權或出於譁眾取寵的目的，添油加醋地描述著那張告示，並直接將其安到共產主義政權的頭上。
西方開動了印刷機器。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標題出現在各大報紙的頭版上，“布爾什維克採取‘共妻’制破壞家庭”、“蘇維埃的一夫多妻制”、“社會主義將賣淫合理化”、“布爾什維克將俄羅斯丟到了人類文明的角落裡”等等，不一而足。於是，借著人們的口口相傳和不同版本的出現，蘇聯共產黨一度實行“共產共妻”政策的傳說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為真實的歷史，直至現在。而實際上，這個傳說建立在赫瓦多夫的告示的基礎上，同時裡面也夾雜著資本主義社會意欲搞垮共產主義政權的用心。
英國作家向列寧詢問真相
蘇維埃政府對性問題的態度是什麼樣的呢？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蘇維埃政府就開始對這個社會的去色情化改造。到了三十年代，性關係被一定程度政治化，在報紙雜誌上已經看不到關於性話題的描述和討論，在大街上也看不到畫有穿著暴露的女人的廣告牌。1935年，一名男青年還因為同時和兩個女人相好而被判刑。但是史達林之後，國家對性的控制開始放鬆，蘇聯社會的性愛觀和世界大多數地方沒什麼大的區別。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著名的英國作家戈爾別爾特·韋爾斯為了搞清楚整個事情的真相，專門到莫斯科拜訪了列寧，並向他詢問關於“共妻”的問題，列寧斬釘截鐵地告訴韋爾斯，共產主義政權從未發布類似的檔案，也從沒有這樣的命令，這完全是栽贓陷害。韋爾斯也將這次與列寧的會面寫入了自己的書中。
